【大紀元2022年06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世勳採訪報導）在台北書展一個攤位的角落裡，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拉個小凳子坐在一旁，等著一會活動開始要上台講話。
他拿出手機，打開影片，播放「六四」33周年悼念晚會上他朗誦自己的詩——《大屠殺》的片段。
影片中他嘶吼：「殺人了！殺人了！開槍！開槍！向老人、向兒童、向婦女開槍……」畫面中的講台下有個工作人員，就在音響旁，被突如其來的怒吼嚇到，蹲著摀著耳朵。指著螢幕，廖亦武像個老頑童炫耀寶物似地說：「你看看，就算很大聲，他還是在那不走。」
晚會上每位來賓只有幾分鐘講話的時間，廖亦武卻想把整首詩念完，時間到了主持人只好上台把他請下去，成了小小的意外插曲。「我才不會聽你說什麼我就說什麼，我又不是布偶人，我有我的想法。」
說到此，廖亦武停止了笑容，嚴肅地說：「大屠殺就是這樣的，很恐怖的，沒有跟你按照程序走的。」
這大概就是廖亦武的寫照——反叛與不羈，是他詩人的個性；對歷史臨場感的重現，是他作為作家的責任。
詩人與時代的錄音機
廖亦武說，中國有兩個，一個是表面上高樓大廈、經濟騰飛、現代化的中國，另一個是地下的，人民就像老鼠一樣到處亂竄，找不到出路，貧窮、愚昧，但也有善良，這些交織在一起的中國，他說：「共產黨宣揚的是地上的中國，我寫的是地下的中國。」
廖亦武的寫作情懷也有兩種，一個是詩人的，一個是紀實的。
在1980年代，他發表了許多具反叛精神的詩作，是個有名的詩人，他崇尚美國「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們，嚮往自由與反叛，廖亦武談到，早年第一次聽到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在六零年代的歌曲《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時，心裡震了一下，「覺得自己生活得太可憐了，應該到世界各地去遊蕩、去探索、去反叛。」
但1989年，成了他創作的轉折點，廖亦武寫了詩歌《大屠殺》，在6月4日凌晨天安門鎮壓進行之際，同步朗讀了這首詩，並與加拿大公民戴邁河一起製作並複製成錄音帶，傳遍中國。
他因此被中共抓捕，坐牢四年，輾轉了四個監獄，在監獄中受盡酷刑，曾企圖自殺兩次，九死一生。
在監獄中，他發現，以前寫的東西在暴政面前是那麼蒼白無力，於是，廖亦武開始用筆記錄下中國底層社會被沉默者、被拋棄者、被迫害者。1999年，他的著作《中國邊緣人採訪錄》出版後，隨即被中共查抄了印刷廠。2008年，這本書出版了英譯節錄本《吆屍人》，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有英、法、德等二十幾種譯本。
廖亦武稱自己是「一個特定時代的錄音機」，記錄下每個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當中小人物的掙扎與遭遇，他說：「如果我沒坐牢的話，你今天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個人，嬉皮式、啥都不在乎的人，或者說是一個酒鬼，是監獄把我造成了這樣一個作家，和其他作家不一樣。」
由於在中國被中共迫害，2011年廖亦武決定出逃，「當時決定要逃跑的時候，我感覺到背脊發涼，因為我當時已五十出頭了，再不跑就徹底地完蛋了，就滅在他們手裡，一生就全都毀了……」
因為跟雲南底層社會熟識，他買通當地走私販，帶他越過中越邊境，然後從越南河內登機飛到德國，過程驚險有如電影般。
2011年流亡到德國至今，能夠自由地寫作、發表，對廖亦武來講成了最重要的事，他出版的非常多的重要的著作，像是《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像是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2013年獲法國文學與藝術軍官勛章等等，成了華語作家中著作翻譯成國際語文最多的，也是獲得國際獎項中最多者，還多次被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2021年他也出現在首批公布的短名單上。
我的憤怒很年輕
對廖亦武來講，憤怒是他寫作的動力，他說「我的憤怒很年輕」，因為目睹共產黨不斷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我記錄的速度永遠趕不上它們（中共）作惡的速度。」
但光是憤怒還不夠，若沒留下記錄與書寫，這樣的憤怒就很徒勞，廖亦武說：「有很多人很憤怒……年華的流逝，共產黨也不會怕你，但是如果你寫出《武漢》這樣的書，很多人看到了，這就是一個是憤怒，一個是作家的榮耀。」
但他不認為自己是「反共」作家，他說：「反共只是我職業的一部分，因為它是邪惡的，所以要反對它。」對廖亦武來講，傳播真相是更重要的：「我主要就是透過高超的一種文學傳播真相，真相不是你喊兩聲『打倒共產黨』別人就會認為你這是真相，真相需要一種客觀的描述，需要精湛的語言，就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你把它傳播出來，讓一個不懂中國的人，或是不懂這些東西的人能夠接受。」
一次，德國的《明鏡》週刊問他：你心目中好的作家要具備什麼條件？廖亦武回答：「在中國，（好作家具備的條件是）要坐過牢、離過婚、被工作單位開除。我說這些作家也沒坐過牢，也沒離過婚，也沒被開除過，還是在工作單位，他怎麼可能是好作家。」
寫了那麼多紀實的著作，在心底，廖亦武還是認為自己是個詩人：「我本來就是一個詩人，因為一首詩坐了監獄，整個就改變了我。我的生命前半截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不關心政治，信奉垮掉一代，然後坐牢讓我懂得了政治是個什麼，然後就是一直到今天。」
只要人們記住這「武漢」兩個字 我就勝利了
今年一月，他的新作《武漢》德文版在德國出版，隨即造成了轟動，幾乎德國所有的媒體都做了報導，兩個多星期就賣了一萬五千多冊。今年六月，該書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剛好四月時廖亦武拿到台灣外交部獎學金來台進行寫作計劃，在台灣會待幾個月。當中遇到台北國際書展，他的書也成了很受矚目的書籍之一，連行政院長蘇貞昌在逛書展時都推薦給自己的幕僚。
《武漢》是一本紀實小說，記錄下2019年中共病毒（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時，中共連夜封城的景況。
故事分兩段，一開始由公民記者Kcriss（就是現實世界中的公民記者李澤華）獨自開車到武漢調查病毒的情況，他探查了火葬場，試圖了解真實的死亡人數，又來到了武漢病毒實驗所旁，想對病毒起源一探究竟，結果被國安追捕。
接著講述了一個虛構的人物、旅德學者艾丁，他在回家過年的路上剛好遇到封城，回家之路頓時艱難重重，他經歷了武漢人被歧視、抓捕，遇到重重路障，就是想回到在武漢的家見妻女一面。
書中種種場景記錄了中共封城下的亂象與粗暴、民眾的絕望與恐懼，帶讀者跟著緊湊的故事遊歷了一次當初封城的武漢。
為何這個故事重要？廖亦武談到：「病毒從武漢蔓延到全球，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方式，殺死了幾百萬人，相當於一次世界大戰，人們根本就忘記了這個（是從哪開始的）……通過這種方式（我的書寫），用武漢那麼大的字體，把這兩個字深深地打進人們的記憶裡，今天台灣人每個人都在戴口罩，你的生活方式已經被改變了，已經被共產黨的病毒改變了，你還無知無覺，哪一天突然獨裁降臨……你還不懂怎麼回事。」
對廖亦武來講，共產黨要世界遺忘，但他要世界記住真相，「我寫出了這個《武漢》，只要人們記住這兩個字，我就勝利了，就是說這個病毒就是他們（中共）放毒的，所以我要想盡各種不同的手段，去推廣這個兩個字，推廣這樣的故事，讓大家牢牢地記住。」
上海封城是武漢封城的延續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也很特別，那些生動的武漢封城場景，都是廖亦武在德國寫的。原來，在一封城之後，廖亦武馬上察覺這是一件大事，馬上將網絡上的資料通通下載，從中共官方一開始還沒刪掉的關於病毒的報導，到網絡上民眾上傳的討論。三個月下來，趁網警來不及刪除時下載了幾十萬字的資料，後來電腦還被駭客攻擊，很多寶貴資料還救不回來。
一開始，因為牽涉到病毒起源的問題，西方出版社還不願意出版他的著作，後來他再稍加修飾、客觀化後出版，獲得德國左、中、右媒體的讚揚。廖亦武分析，先不談病毒是否是人工的還是自然的，有兩件事實非常關鍵：「第一，病毒是從武漢來的，第二，當武漢封城的時候，中國的《人民日報》沒有一個字提到武漢，也沒有一個字提到病毒，而是把所有的海關、航班全都敞開，讓這些疑似病人飛了幾十萬到世界各地。」
廖亦武曾表示，「如果在《武漢》之前，我是一個中國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我記錄了其他中國同行不可能記錄的事件……而在《武漢》之後，我才稱得上是一個『世界性的作家』。」
對此，廖亦武解釋：「因為這武漢病毒成為了世界性的，這個武漢也將成為世界性的城市，它可能以前名聲在北京、上海、廣州之下，但隨著這本書的傳播，它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城市，因為病毒就從武漢來，大家會記住它。今天大家戴口罩，死了多少人，相當於一次世界大戰，甚至被病毒侵略的國家比二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還要多，都是因為這個武漢。」
而上海封城慘況還在發生的今天，記住「武漢」更是重要，「（上海封城）其實就是武漢封城的延續，共產黨開創了一種模式，就是武漢封城。」
廖亦武認為，獨裁者都生活在真空中，掌握了無比大的權力，但是沒有人敢跟他說實話，所以封城模式下民眾的慘況習近平都不會知道，「獨裁者哪聽得到這個（人民的憤怒與慘況），下面會匯報：習主席啊，你真英明啊……獨裁者都是存在真空，為什麼普京慘敗，他就是沒有人敢跟他說實話。」
台灣是我母語的祖國
作為一個華文作家，廖亦武的作品被翻譯超過二十種語言，但中文的版本只在台灣出版，他曾說過，台灣是他出版母語著作的「祖國」，對他來講有特別的意義。他談到：「台灣還是中文著作出版品質最高的地方，而且有這氛圍跟傳統，我現在住在德國，台灣這個地方就真的是我母語的祖國。這個地方失去了，我就不能像托瑪斯曼說的：『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如果失去了台灣，我就不可能像他這樣說出那麼有底氣的話。」
對於台灣的自由與民主，廖亦武認為，這方面台灣還是在成長階段，而且各種歷史與人物糾結在一起，他認為，要理清這些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但不管如何，台灣社會的底線與共識就是自由民主，應該共同守護這生活方式，他說：「（台灣）你是在世界的潮流當中作為民主國家的一員，在和（中共）獨裁對峙，這個才是根本的。如果共產黨有一天占領台灣，所有這些（爭論）都終止吧。那個時候你才會覺得今天一切爭議都不重要了，這些糾結都不重要了，就是歷史嘎然而止，習皇帝到了台灣，你覺得現在這些重要嗎？就不重要了。」
台灣不少人對中共抱有幻想，認為中共已經變好了，或是中共可能走向民主，廖亦武則斷然指出：「它（中共）不可能改變，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從來都沒改變過。」
而西方世界認為可以透過貿易改變中共，到頭來反而被中共改變，這是一個重大的教訓，廖亦武說：「中共進行（六四）屠殺之後，改變了策略，把金錢當成人類唯一的宗教，中國就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不是這些民主世界改變了中國，而是中國改變了民主世界，你必須要承認你的慘敗，美國、歐洲……今天這個樣子，你們這些政治家當然要負責任。」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精神病毒
先前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關於馬克思時，廖亦武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精神病毒，馬克思是個瘋子，看不出跟希特勒有什麼不同。
廖亦武解釋：「馬克思主義和現在病毒的傳播很像，當時從倫敦，馬克思，一個半瘋的人，寫了這個無產階級。《共產黨宣言》最有名的一句話是『無產階級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現在是：病毒自從武漢出發之後，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
雖然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可以根深蒂固，在西方也很受到歡迎，這個「病毒」似乎還無法「清零」，但廖亦武強調，得讓大眾牢牢記住共產黨所帶來的災禍，「通過我們的寫作，通過你們（大紀元）的新聞，讓大家牢牢地記住。」
除此之外，對廖亦武來講，判斷共產黨好與壞不需要用到政治觀點，只要用正常的審美標準來看，就會發現共產黨是醜陋的，他曾說過：「我與共產黨對立，不是政治，而是審美。」「它們（共產黨）不知道自己多醜陋，我們就要不斷揭露它。」
而目前中國疫情肆虐與封城慘況，中國民眾卻可容忍中共與習近平的統治，他認為就是因為民眾的審美標準被中共改變了，「你覺得（中國）十幾億人，包括高級知識分子，有幾千年的文化傳承，這些人，現在被一個一個腦子都不健全的人統治，你覺得是一個什麼問題？大家能夠容忍他，我覺得就是一個審美問題，就是因為審美被改變了，不用啥政治觀點。」
這「心比天高」的監獄 誰能翻得過去
五月，走在烏來的南勢溪山間，廖亦武照下了一張雲霧飄渺的山景放在臉書上，他寫道，「拍了數張雲上的烏來，其中這張堪稱神來之筆，它能匹配長詩《監獄-寺廟》中的句子。」
《監獄-寺廟》是廖亦武自己寫的長詩，他在照片上方附上詩句：
比牆更高的是山
比山更高的還是山
你在夢中越獄
翻過牆、翻過山、翻過雲
俗話說『心比天高』
這『心比天高』的監獄
誰能翻得過去
翻過了中共監獄的廖亦武，正在繼續發揮自己「時代錄音機」的力量，讓更多人能翻過中共在人們心中築起的監獄。
責任編輯：齊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