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制裁令下仍駐留新疆的西方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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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2月15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Anders Corr撰文/信宇編譯)面對中共糟糕的人權狀況及其對國際穩定造成的巨大威脅,以及北京政權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宗教團體實施殘酷的種族滅絕政策,各個民主國家對此表達嚴正關切的聲浪越來越高。然而,在此關鍵時刻,一些主要的西方公司繼續與中共政權進行經濟交易,甚至與其軍隊和警察發展貿易往來。

其中一些公司業務涉嫌違反了美國的一項新法律,該法律禁止供應鏈進入正在發生種族滅絕行為的新疆地區。而且所有這些經濟活動都存在嚴重的道德問題。

2月2日,《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了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VOCF)和地平線諮詢公司(HA)聯合發布的一份新報告。該報告出於公道和正義,嚴厲譴責了西方公司對 「北京的軍事現代化、監視國民和人權惡行等」的支持,指出此舉是道德「錯誤」。

「報告發現,戴爾(Dell)公司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設有辦事處。」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戴爾公司最近在烏魯木齊發布了一個零售客戶經理職位的招聘廣告,許諾成功的申請人將加入一個『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團隊』,並『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

2018年,戴爾在中國的子公司與中共政權共同撰寫了一份關於數字工業化的報告,包括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AI)等,這些都應用於軍事和情報等領域。

戴爾公司遠遠不是一個孤例。

元旦前夕,特斯拉(Tesla)公司宣布在新疆開設了一個展廳。這家電動汽車(EV)公司在上海設有一家工廠,正在開動馬力為中國和歐洲市場增加產量。2021年,特斯拉在中國銷售了約48萬輛豪華電動車。

德國大眾(Volkswagen)汽車公司於2月3日宣布,計劃到2023年在中國銷售100萬輛電動汽車,該公司在新疆設有一家汽車工廠。中國是大眾公司全球最大的市場,約占汽車總銷量的40%。大眾汽車在中國的銷售門店將從去年的115家增加到2022年的200家。

大眾汽車正在擴大其在中國的產品開發和製造,此舉可能意味著轉讓軍民兩用技術,如互聯網(可能是5G)連接和自動駕駛能力等。

預計在2023年,一個新的中國-大眾合資電動車製造廠將在安徽省滿負荷運轉。500多名工程師將駐紮在該工廠,致使大眾汽車在中國的工程師總數超過5000人。

「過去,我們公司的通行做法是德國開發,中國本土化。」一位大眾汽車高管在2月3日的採訪中告訴《日本經濟新聞》記者,「然而這種做法將發生重大改變,在中國建立更多的本地研發資源,特別是軟件資源,以便更快、更獨立。」

隨著安徽工廠每年30萬輛的產能,大眾汽車的總產量將上升到100萬輛。大眾汽車在中國每年大約還生產400萬輛燃氣動力汽車。

通用電氣(GE, General Electric)和英特爾(Intel)等公司在中國也有飽受質疑的商業交易。據媒體報導,通用電氣與中國一家國有企業的合資企業與新疆政府簽訂了一項商業協議。

據2019年《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共的全國監控系統使用英特爾芯片。另據VOC新聞報導,新疆全域的公安組織購買英特爾硬盤和服務器至少到2021年。

顯而易見,微軟(Microsoft)公司已經與中國公司合作,為中共的警察和拘留所(包括新疆)提供監控產品和其它服務。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這些產品包括「社交面孔」和「車輛年檢」等平台。2018年,微軟與一家中國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合作範圍包括機器學習和先進的人工智能(AI)能力,可將無人機的圖像分析自動化為「可行的洞察力」(actionable insights,註:是一種分析結果,可為管理人員和組織提供足夠的數據以做出明智的決策)。

而該公司就是總部位於深圳的大疆創新(DJI),去年已被五角大樓重點列為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微軟也一直堅持與華為(Huawei)的合作生產與銷售,即使在2012年美國指責該公司涉嫌違反法律之後仍未見收手。

美國和歐洲的眾多企業嫻熟地遊走在法律的邊沿,肆無忌憚地向中國傾銷產品,甚至涉嫌違法也在所不惜。毫無疑問,這些公司選擇與黨魁習近平領導下的、實施種族滅絕和極權主義的政權合作,該政權似乎正在接近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新低點,從而引發了嚴重的道德問題。

為了追求超高的經濟利潤,就要不顧道德約束,與一個可能令子孫後代遭受強迫勞動或者更糟酷刑的政權展開經濟合作嗎?

眾所周知,西方各國政府以前選擇與中共開展貿易往來,其底層邏輯是,此舉將使北京政權自由化。現在他們意識到了,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德國是對於與中共開展貿易方面的任何道德約束最為抵制的國家之一。而即使是在德國,「通過相互聯繫尋求改變」(Wandel durch Verflechtung)和「通過貿易尋求改變」(Wandel durch Handel)等信念已經被現實證明遭到瓦解。

2月3日,德國執政黨社會民主黨的聯合領導人拉爾斯‧克林拜爾(Lars Klingbeil)明智地指出:「我們尚未找到一個行之有效的方式與專制國家打交道。我想知道,通過更緊密的人員交往和經貿聯繫,試圖給一個國家帶來改變,這個奉行了數十年的原則,在當今的國家關係中是否仍然適用。」

對於這一點,我也很想知道,相信讀者諸君也是。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2001年獲頒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學士及碩士學位,2008年榮獲哈佛大學的政府管理學博士學位。他是《政治風險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總裁,研究領域廣涉北美、歐洲和亞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權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級制和霸權主義》(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 2021)和《大國大戰略:南海的新遊戲》(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18)。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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