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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和大家聊一個人,他有多重身分:他是作家、詩人,文藝理論家,一生寫過幾百萬字的著作;他也上過黃埔軍校、國民黨陸軍大學,當過國民黨的少校、中校、上校;同時,他還曾在中共的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過,被發展為中共祕密情報人員,為中共提供了國軍的大量重要情報。
這個人,就是,原名陳守梅,浙江杭州人。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當過天津市文協編輯部主任。
反抗10年後 被迫認罪
1955年,毛澤東製造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全國性大冤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同年5月28日,曾經跟胡風關係密切的阿壠,被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國民黨特務」,「反動軍官」三重罪名逮捕。
從1955年到1965年,他被監禁10年,期間從未按要求「低頭認罪」,一直被審訊者認為「態度極端惡劣」。
但是在抗爭10年後,1966年2月,阿壠突然又「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了。為什麼呢?或許和一個人有關。
1955年,19歲的文藝青年侯紅鵝,因為曾向阿壠請教寫作,也被打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成為這個冤案中年齡最小的「反革命」。
在1966年對阿壠的審判中,侯紅鵝被強迫出庭作證。當阿壠看到侯紅鵝也被捲入時,他的態度變了。
侯紅鵝後來對《南方人物週刊》回憶說:
當時,阿壠和我只有幾步之遙。他的頭髮全白了,臉上那種永遠和善的笑容不見了,皺紋己經僵硬了,目光變得凝重。阿壠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經沒有什麼憤怒了,甚至於給人一種平靜的印象,比我還要平靜。
我按照官方審定的證詞講了一遍,之後,法官問阿壠:「對於侯紅鵝的證詞,你有什麼質問嗎?」我顯得有些緊張了,我想阿壠一定會向法庭爭辯的。阿壠只說了兩個字,「沒有」,就再也不說話了。
法官宣讀完判決書之後對阿壠說:「被告如對判決不服,可於×日內提出上訴。」
當時,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等待阿壠最後的申辯。但是,阿壠沒有申辯,只說了一句:「我放棄上訴,一切事情都由我負責,與任何人無關。」
最後,天津市中級法院以犯「反革命罪」判處阿壠有期徒刑12年。
「可以被壓碎 不能被壓服」
判決之後,阿壠被投入上海提籃橋監獄。
1965年6月23日,他發現自己患了骨髓結核病,而且感到將不久於人世,於是給審判員寫了一封長信。2010年,他的兒子陳沛向《南方人物週刊》展示了這封信的複印件,信中說:
「首先,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還恰好混淆、顛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對方,迫害對方,另一方面則欺騙和愚弄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因此,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一個錯誤。」
「謊話的壽命是不長的。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己崩潰了。並且,欺騙這類錯誤,會發展起來,會積累起來,從數量的變化到質量的變化,從漸變到突變,通過辯證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自我否定。它自己將承擔自己所造成的歷史後果,再逃避這個命運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蓋事實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樣。」
阿壠說,「從1938年以來,我追求黨,熱愛黨,內心潔淨而單純,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如此不祥的『案件』。」
他還在信的結尾寫道:「我可以被壓碎,但絕不可能被壓服。」
1967年3月15日,阿壠在監獄醫院病逝,終年59歲。
阿壠為什麼推翻自己的認罪
因為他不但沒有「反革命」,還是替中共奪取政權立了大功的人。
參與審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王增鐸在他的回憶文章《還阿壠以真面目》中說:
1942年,阿壠曾托詩人綠原將刊載國民黨部隊編制、番號及部署地點的一包袱小冊子帶給胡風,由胡風轉交中共地下黨。
1947年,阿壠獲知國民黨對沂蒙山區的作戰計劃,連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風,胡風將情報轉給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廖夢醒。
當年5月,沂蒙山區的孟良崮戰役中,國民黨74師全軍覆沒。在抗日戰爭中參與過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上高會戰、長沙會戰等諸多重要戰役,立下過赫赫戰功的軍長張靈甫戰死。
1948年夏,阿壠化名進入陸軍大學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員,後任國民黨參謀學校中校、上校戰術教官。只要有機會,他就通過胡風等人繼續向中共地下黨提供情報。
阿壠五次將從軍校同學蔡熾甫處了解到的國民黨部隊軍事調動、軍隊番號、駐地資料,告訴中共地下黨員鄭瑛。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壠說服蔡熾甫,將蔡所知道的國民黨有關軍事布置、武器配備等資料通過熟人轉交給中共地下黨。
1948年冬,阿壠通過方然,向浙東遊擊區轉交由蔡熾甫提供的浙江全省軍用地圖百餘份。
這些事,其實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調查初期就已經查明了,但阿壠還是被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
到底是誰要整阿壠?
不是別人,正是中共時任最高領導人毛澤東。
據《胡風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證?》一文記錄,1946年7月15日,阿壠曾以隱語寫信給胡風,說:「至於大局,這裡一切充滿了樂觀,那麼,也告訴你樂觀一下。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一年肅清。曾經召集了一個獨立營長以上的會,訓話,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為鼓舞。同時,這裡的機械部隊空運濟南,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這封信後,毛澤東很高興。他致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我以為應當藉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
兩天後,《人民日報》以編者名義給信下了這樣的按語:「阿壠在一封給胡風的信裡,對蔣介石在1946年7月開始的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充滿了樂觀』;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一年肅清』;並對蔣賊的『訓話』加以無恥地吹噓,說什麼『他的自信』『使大家更為鼓舞』。阿壠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膿』,認為『總要排出』,並認為進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須堅決徹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風在交代材料中,曾對這封信作出過詳細解釋。他說:「(當時)阿壠在陸軍大學,有些同學在軍界做事,(他)知道了信裡所說的情況,就急於告訴了我。為了防止信被檢查,所以用了偽裝的口氣。」
但是,胡風的解釋沒有用。當年中共情報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也知道阿壠為中共立過大功。但是,毛澤東要打倒阿壠,誰證明阿壠為中共立過大功都沒有用。
毛澤東為什麼要整阿壠?
因為阿壠跟胡風一樣,在中共建政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沒有完全跪倒在中共強權下,還保持了一點傳統文人的風骨。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毛的這個講話,到中共建政後,成為中共文藝工作的「金科玉律」。在毛發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一批接一批的知識分子臣服了。但是,阿壠沒有臣服。
據李輝的《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記載:1950年3月的短短一週內,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接連兩次批判阿壠的文藝思想。3月21日,阿壠給《人民日報》寄去一封檢討信。很快,檢討信發表了,但事情卻沒有了結。有人寫文章批評阿壠的檢討不能令人滿意。
阿壠立即寫了兩萬多字的答辯文章,寄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周揚是誰?當時毛澤東文藝思想最權威的解釋者。周揚將阿壠的稿子退回,並告訴他錯在什麼地方。但是阿壠不僅不改正錯誤,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數,把稿子又寄到《人民日報》,要求刊登,並聲明不得改動。他還要求《文藝報》也必須刊登,理由是:《文藝報》轉載了批評他的文章,必須給他「同等待遇」。
《人民日報》把阿壠的稿子退回,阿壠收到退稿後,毫不理睬《人民日報》的意見,在原有文章基礎上,又增加了字數寄回去,《人民日報》又退回。阿壠收到退稿當天,原封不動地再寄往《人民日報》,還要《人民日報》「非登不可」。
阿壠如此不服,而毛澤東呢,則還以「不服不行」。
1949年前,中共給許多中國人,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做了許多承諾,聲稱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很多人相信了中共的宣傳,於是投奔中共、替中共賣命。
但是,中共建政後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運動表明,什麼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國的承諾,都是假的。中共的專制、獨裁超越了古今中外。
阿壠替中共賣命被中共整死的教訓,值得今天仍在替中共賣命的人深思。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謝謝收看,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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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