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1月28日訊】又是一年的臘月，這不禁讓我想到了在台灣時，母親準備的除夕年夜飯。

六十多年前，我們全家都還住在眷村（高雄鳳山的黃埔新村）裡，我們的眷舍的總面積大概還不到二十坪，以當年之生活水準，我們兩大兩小的一家四口是絕對夠住的。但是每當年終時，我們在台灣所有的單身親戚們都回「家」過年，那時就會嫌小了一點。好在老哥與我那約三坪大小的「臥房」舖著「塌褟米」，大夥兒就橫七豎八地擠在房裡將就幾天。

這些單身親戚們全來自福建省武平縣（我父系的家鄉），是1949年隨軍（陸軍第七十軍）來台的，他們之所以會從軍，是因為我父親謝肇齊於1948年率七十軍32師駐防江西瑞金時，遣部屬去武平家鄉（約七、八十公里外）召募來的。他們之中至少有四位居然還屬於謝氏「肇」字輩的（與我父親同一輩份）。為免他們可能日後在軍中因姓名而受「特殊待遇」，我父親將他們全都改為「國」字輩，例如其中一位是我的高曾祖父「春和公」兄弟之後代，原名謝肇群的，就成了我們兄弟倆口中的「國群叔」。國群叔（已故世）比我父親年輕約二十歲，是時相往來的親戚，在我們兄弟分別於2002與2003年返鄉「認祖歸宗」時，都是麻煩國群叔事先安排行程，且親自帶領我們回鄉的。

這麼多親戚（也是我父親的子弟兵）來過年，自然是怠慢不得，我母親又是非常講究「傳統規矩」的婦女，所以得依鄉俗，年夜的飯桌上要「十全十美」──不多不少地擺滿十樣菜餚，雞鴨魚肉自是樣樣不缺。

在我們兄弟倆的記憶中，年夜飯的「湖南臘肉炒冬筍」是母親的拿手菜之一，食材中之湖南臘肉還是她老人家親手醃製的，而且湖南臘肉製作過程中十分關鍵之「煙燻」，我們兩個「小不點」也都曾興奮地實際參與過。

我母親醃製湖南臘肉的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將帶皮的五花肉醃好之後，上街買幾枝竹稈，加上幾斤稻殼子，每三枝竹稈搭個A型架，外面披以米袋或麻布袋（最上方留下一個小出口），將已醃製的臘肉吊掛在架頂，架下點燃稻殼，燻它幾個小時，最後一道手續是掛在院子裡風乾，母親那美味的煙燻湖南臘肉，大致是這樣子製作出來的。

老哥與我都是在喜歡「玩火」的年紀，這湖南臘肉特有之「煙燻」過程，是我倆搶著幹的，我們的職責是，維持稻殼之「紅芯」不會熄滅，得適時添加稻殼，但是在煙燻的過程中，臘肉一定會滴油，滴在稻殼的「紅芯」上時就變成「火上加油」，常會引出火苗，火苗旺時煙會減少，我兄弟倆的責任是必須時時翻動或加添稻殼，不讓火焰冒出，以維持其出煙量，達「煙燻」之效果。

還記得母親在「驗收成果」時，會舉起臘肉仔細地對著光觀察，肥肉部份若是能「透光」，就表示已大功告成。現在回想起來，能「透光」的肥肉不就表明那條臘肉已「燻熟」了嗎？難道湖南臘肉的成品都是「熟肉」？呃，把我這退休工程師也搞糊塗啦！

年夜飯桌上，還有一項是以湖南「臘八豆」為佐料的菜餚，通常是非常簡單的一道「臘八豆煎蛋」，就是幾粒雞蛋拌以臘八豆後下鍋煎成。這「臘八豆」在當時鳳山的市場上買不到，是我母親依湖南傳統方式自製的。大致是「冬至」那天開始醃漬黃豆，八天後（通常是黃曆十二月八日，也就是說臘月八日﹞發酵完成後加以調料即可食用，所以才被稱之為「臘八豆」，雖然號稱是湖南特產，我相信其他中國省份必有類似的製法，台灣處亞熱帶，其發酵程序必然也會稍短一些。

那「十全十美」的十道菜中，以豬肉為主的那道通常會是隻紅燒蹄膀，這是父親最喜愛的菜餚之一，他老人家成長於赤貧之農家，基本上每日三餐不繼，年尚未滿十歲，每日必做的「功課」之一，就是出門採集野菜當三餐之食材。成長之環境如此惡劣與艱辛，所以日後餐桌上的幾乎任何「肉」類，都成了讓他「食指大動」的美食。

年夜飯桌的正中間，一定還會擺著第十一盤菜，是與桌上那道紅燒魚一模一樣的複製菜，但是這條魚是不准當場動筷子的，得保留到年初三以後才可以吃，那是條象徵「有吃有餘」的魚，取「餘」之諧音。

過年其間若是出了小差錯，也有些「吉祥話」要講，例如不小心打破個瓷碗，碎片滿地，母親會趕緊在嘴裡唸唸，說那是「歲歲（碎碎）平安」。

我們的飯桌是可以從平日的四人座方桌轉變成一張八人座圓桌的，早年這圓桌還不太夠坐，後來那些單身親戚們全都逐漸在台灣成家，雖然仍舊時相往來，但年夜飯就自顧自的了。

每逢年節，我父親那濃郁的鄉愁就會明顯地寫在臉上，那兒不但有他日思夜念的母親（我的祖母），還有位自幼就被賣為童養媳的妹妹（我的淑莊姑）。淑莊姑被賣掉的事，是我們謝氏家族史中極其悲痛的一頁，我在「鞋子的故事」中曾詳述其前因後果，其細節且在此略過。

1970年代初，父親曾在過年時給我的越洋家書中，附了一首題為「除夕思親」的客語詩。

「除夕思親」押客語韻

憶昔從戎遠別時，依依欲語竟無詞，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

迢遞閩山歸夢賒，年年臘盡在天涯，何當合宅同趨省，萊舞庭前笑語譁。

赤禍神州幾劫餘，親朋生死費猜疑，心香默禱萱猶茂，白髮倚閭待我歸。

那是「毛三十年」的血腥時期，父親還天真地在「心香默禱萱猶茂，白髮倚閭待我歸」呢，我現在回頭重讀此詩之感觸，豈是用「欲哭無淚」可以形容的。

所以，我們的年夜飯桌上一定會留著一個空位，座前擺了隻盛滿白飯的碗與一双竹筷，那是象徵性地留給我祖母（謝廖氏來團圓）的，這也是如今依然深植我們兄弟倆腦海中，一個吃「年夜飯」時的特殊景象。您沒猜錯，這是我母親安排的，只有她才能深切體會到我父親在過年時的複雜情緒，父親也從不掩飾自己內心之憂慮與悲傷。

我父母親這輩子之所以如此相知相惜，鶼鰈情深，與他們幼年時之成長背景十分相似有關。因為他倆都是幼年喪父後，在逆境中成長的。

我的祖父承恭公原為佃農，育有子女四人，我父親是次子，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家中食指浩繁，承恭公為改善家庭經濟環境而遠赴南洋各地打工，祖母廖氏就如一般客族女子，留守家園務農維生。數年後我祖父因感染肺結核而返鄉求治，一年後即去世，讓原本就已勉強維持的家計一落千丈。長子（肇鈞伯）被送到武平縣城當裁縫學徒，長女（我父親之大妹）六歲時發高燒，因無錢延醫而夭折。家中原有之六口只剩三人，生活雖然困苦，但是父親至少還有擁有極其濃郁的母愛，相依為命。

我母親成長時並不乏衣食，但襁褓之時（還不滿半歲），外公（余肖雲）與外婆（范新懿）就雙雙負笈日本習醫，她則被「寄養」在娘家（范家）。五年後，外公在醫學院實習時不幸感染急性肺炎（應該是那一世紀前的1918瘟疫流行期間），數日後即不治逝世。我那兩位在日本出生的舅舅被外婆攜返中國後，也被「寄養」在娘家。但與其說是「寄養」，還不如說是「棄養」，因為外婆立即返回日本繼續學業，三年後再嫁東京帝大文學博士生劉侃元，又生了兩男兩女，此後就再也沒有親自照顧過前夫之子女啦！

綜觀我母親的一生，雖因種種原因，與我外婆沒有一般的濃郁「母女之情」，但是在生死關頭時刻（例如在對日抗戰的最後一年），我母親在夫婿之鼓勵下，還是將我繼外公一家六口，加上我的老外公（我母親是他撫養大的）全家，都接到我父親轄下之部隊駐防地──貴州札佐來避難，可見母親對落難的親人們是不離不棄的。

你或許會問，你父親為何沒有將他福建武平家鄉的老母親（我的祖母）也接到貴州札佐來避難呢？父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問過他們，我在這兒只能憶測兩個可能之原因，首先，抗戰八年，武平家鄉因地處福建西南的偏僻山區，貧窮落後，更非戰略要地，雖然算是「敵後」，但鬼子們根本無暇顧及，親人們也沒有立即的危險。其次，我的祖母不但從未離開過武平家鄉，還是個大字不識的文盲，連簡單的地圖都不會讀，如何迢迢千里走去貴州呢？

但是在我父親奉令率陸軍32師移防廣東時，曾行經離閩西很近的江西瑞金（中共作亂初期，曾在該地成立過所謂蘇維埃人民政府，是毛共的重要發跡地），從瑞金到福建武平大概只有七、八十公里，不過那時缺乏交通工具，而且還需要翻越武夷山南端，那段路步行起來是比較辛苦的。

母親這輩子，必然聽我父親講過不少武平家鄉的往事，也知道她「婆婆」在夫婿心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對那長年含辛茹苦，但從未謀過面的婆婆十分敬重，在瑞金時主動託人帶了四百銀元返鄉孝敬婆婆。我在其他文章中曾詳述過此事，想在此強調的是，那四百銀元是我父母親少量積蓄中之大半，日後在台灣，每當父親提及此事時，都會盛讚我母親之「善意」與「孝思」。這發自她內心的孝舉，也多多少少彌補了一些我父親對我老奶奶的歉疚，也著實讓他感動了一輩子。父親臨終時，我單獨地徹夜隨侍在側，這件往事還被他老人家在彌留時明確提及。

這樣看來，在我母親之心目中，「婆婆」的地位應該是更高於她自己的母親（我的外婆）吧？若非這文盲「婆婆」之堅毅與犧牲，那兒可能培育出像我父親這般，能在逆境中力爭上游、積極奮鬥之性格。再說，沒有與我父親的這段亂世姻緣，以我母親的「善惡分明」之性格，必定也逃不過那腥風血雨的「毛三十年」，就像她弟弟（我的舅舅余躍飛）一樣，慘死（遭活埋）在中共手中。

我的祖母廖氏與我那做裁縫的大伯，皆遭嚴重迫害，慘死於「毛三十年」的頭十年內，但是我父親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輾轉得知惡耗。翌年的母親節，父親在寫給我的越洋家書中附有一首詩，不妨在此與您「共享」。

「母親節感言」

啜菽承歡願已空，倚閭無復見慈容，不堪佳節添惆悵，康乃馨香朵朵紅。

愴懷重讀蓼莪篇，彩舞娛親夢盡捐，西望家山猶陷賊，何年歸掃墓門煙。

嗯，我的「過年感言」就此打住吧，因為‧‧‧這首詩讓我難過得寫不下去啦！

【謝行昌，2022年元月完稿於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