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8月31日訊】在好萊塢冷戰題材的電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終結者」般無所不能的間諜，然而在蘇聯的歷史上，這個龐大的特務組織卻一直充當著共產極權強有力的心臟。
這個部門曾經使用過許多名稱——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局、內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變幻莫測的名稱讓歷史學家們也感到迷惑，但是人們還是習慣使用「克格勃」這一通俗的稱呼。克格勃的歷史與蘇聯的歷史相伴始終，它有過二十四位權力熏天的領導者，其中有人差點登上權力的頂峰（貝利亞），有人甚至獲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羅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槍決（亞戈達、葉諾夫、貝利亞、梅爾庫洛夫、阿巴庫莫夫），另外一些人則被關進了監獄或者長期受到嚴密的監控（拷打和監視他們的正是他們昔日的手下）。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欽不無嘲諷地指出：「這個工作尚未給任何人帶來殊榮。」
1927年，成立不久尚處於幼年階段的中共，經歷了國共分裂被迫轉入地下。當時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參照克格勃的模式成立了由周恩來康生指揮的中央特科，俗稱紅隊，開創了用暗殺、滅門等特工手段來對付黨內反對派和解決黨內矛盾的先河，毛澤東在蘇區虐殺AB團，延伸了紅隊的祕密行動。
中共「克格勃」的出籠
1931年7月鄧發到江西投靠朱毛。鄧喜歡唱粵曲，常常曲不離口，槍不離手。一次值毛澤東巡營，發現鄧唱得很動聽，就問：「小伙子唱的是什麼曲子？」「啊，毛委員。我唱的是粵曲。」毛又問：「剛才最後兩句唱詞是什麼？」鄧發知道毛澤東很難聽懂廣東話，就隨手撿起一截木炭在牆上寫：「腰間常佩黃金印，手上不離帶血刀。」毛大喜：「你正適合擔當一個重要職務。」隨即任命鄧發當保衛處處長。保衛處是保衛機構，也是監控機關。
這就是中共「克格勃」（契卡）的雛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成立。在此前，斯大林在蘇聯利用政治保衛局（又稱內務部、契卡）的「肅反」，上百萬人死於大清洗，成為中共參照的樣板。
在維基百科上，關於「國保」的來源，通過史料可資查證：中共最早的政治安全保衛部門設立於1931年。仿效蘇聯政治警察組織的辦法，成立國家政治保衛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鄧發任局長。
不同於特務組織「中央特科」的是，中央特科是「對外」的特務組織，而政治保衛局是「對內」的清洗、鎮壓工具。
當人們對於中共目前實行的「網格」化管理，無處不在的電子監控將中國置於密不透風的牢籠之際，事實上，這樣的制度，早在斯大林時期的「肅反」，以及中共建立政治保衛局之初就早已存在了——國家保衛局之下有省、縣分局，鄉有特務員和機關部隊中的特務員。各部隊和鄉村中的每一角落，監視著每一個幹部和人民，同時他們自己也互相監視。
「國保」第一任頭子鄧發
「國保」第一任頭子鄧發，在1930年代中共盤踞蘇區時，執行了效仿蘇聯的「肅反」運動。
當毛澤東到蘇區時，遇到時任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是中共一大時59 個黨員之一，黨齡和毛澤東差不多，是江西紅軍最早的創造者。
在《司馬璐回憶錄》中記錄到，「李文林時年30 歲，自視很高，火氣很大。他回到江西見到毛澤東，第一句話便責問毛：『你為什麼不去上海參加中央蘇區會議？』毛瞪著眼沒有答他。李文林挺著胸，一個箭步向前，指著毛澤東說：『你毛澤東不敢打南昌，你毛澤東一貫拒絕執行中央路線，你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毛澤東說：『李文林，你懂得個屁。』李文林又激動地說：『毛澤東，你聽著，江西蘇區是我們江西工農拼出來的，不容許你的逃跑路線。』」
毛澤東難容對於權力的任何置疑與挑戰，開始籌劃仿照斯大林「肅反」大屠殺，在「蘇區」成立政治保衛局，發起肅反。AB團事件成為毛澤東揮舞屠刀、清除異已的開端，此後的「延安整風」、「文革浩劫」是這場災難的延伸。
如蘇聯的「肅反」一樣，打AB團事實上是以屠殺作為奪取權力的魔鬼手段。
中共用根本不存在的內奸「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團，標誌是國民黨派到共產黨內的組織）為由，將蘇區變成一片血海。七萬多名紅軍官兵和當地普通群眾，慘遭殺害。
整個蘇區成了漫天血雨的紅色煉獄，僅死於鄧發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數以千計，毛澤東、周恩來是「AB團」事件幕後的指使者。
在「AB團」之後，中共準備所謂的「長征」之前，又開始對於被懷疑對象滅口。
據紅軍第一叛將龔楚撰寫的《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
龔楚回憶，「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曾任中共總後部勤部長的邱會作，當年在長征開始前，因邱會作了解當時紅軍的機密情況，被政治保衛局列為清洗對象。
1934年10月初，長征就要開始了。邱會作發現國家保衛局派來的特派員表情很蹊蹺，一直死死地盯著他，上廁所也不放過。
到了黃昏，突然闖進來幾個人，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員展示了局長鄧發籤署的處決令，然後把邱會作當死刑犯綁了起來。後中共高層知情之後，放過了邱會作，險些丟命的邱會作，後來成為指責鄧發濫殺的控訴者。
對於鄧發的肅反的抗議此起彼伏，當然，「黨中央」永遠不會錯，錯的是執行者，鄧發在延安被免去政治保衛局職務。在討論中央委員人選時，由於鄧發「殺人太多」引起非議，而中央委員的提名被拿下。1946年4月8日，鄧發與葉挺、秦邦憲等人同機自重慶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終結了其罪惡的一生。
康生——中共克格勃頭子下令解剖活人
1939年2月，康生取代了鄧發，成了中共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
在高華所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一書中，披露了康生在延安的狀況：「1941年的康生早已鐵定了心，做毛澤東的貝利亞（葉若夫被處決後的蘇聯最高特工頭目）。此時的康生，威風凜凜，經常身著俄式皮夾克，足蹬長皮靴，手牽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鏢親隨，已成為延安最令人恐懼的人物。」
1942年，康生幫助毛髮動了延安整風運動，並藉機大搞逼供信，將大批黨員打成特務、叛徒和內奸，炮製了一大批冤案，將延安變成了一片紅色恐怖。
康生說，到延安來的廣大青年和幹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政治上靠不住的，是各種各樣的特務和壞人！在他的領導下，按這個指標去搶救「失足者」！有的單位除少數人以外，幾乎都成了被搶救的對象，甚至把大部分人打成了「特務」。
延安警衛團竟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國民黨特務！
怎麼樣「搶救」呢？康生說：「向犯人提一萬個為什麼？使他永遠答不完！」
康生指使的政治保衛局，採用種種酷刑手段，威逼被抓人員：
手段之一：疲勞戰；車輪戰。
手段之二：捆綁吊打、刑訊逼供。
手段之三：餓飯。
手段之四，假槍斃。
在月黑風高之夜，將嫌疑分子五花大綁押往野地，嗖嗖幾聲槍響，於彈從耳邊飛過，給受刑者造成極大的心理與肉體傷害，許多人甚至會長時間精神失常。
據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揭發：1940–1941年間，師哲與陳郁參觀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被一女護士長帶到一間大廳，發現一個大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年約三十歲的男屍。護士長介紹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陳郁聽了頗覺詫異，便詢問他們被送來時是否是活人，女護士長回答，「當然，以醫療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
把活生生的人當作人體標本解剖，是只有法西斯才能做出的行徑，而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做出了這樣的勾當。在2019年7月，英國獨立人民法庭在採用符合國際法律判決流程，由英國傑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國活摘良心犯器官問題獨立人民法庭」，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在倫敦宣判：「法庭成員一致確信，無可置疑，中國（中共）從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已經大規模進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眾多，包括被監禁的法輪功學員。」
曾主持過國際刑事法庭對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起訴的尼斯爵士在法律界廣受尊重。
這一裁決發布之後，國際媒體無法沉默，陸續發表報道，而在此前，儘管早在2006年就有見證人揭露瀋陽蘇家屯活摘器官，然而由於沒有現場證據，西方主流媒體未予以關注。
第二任「國保」頭子的終局
延安整風後，積怨甚多的康生在毛的保護下並未受到清算，並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開始失勢，轉做基層的土地改革調研工作。
1947年3月到6月，毛派專門整人的康生，到晉西北的郝家坡去創造典型。康生用「延安整風」中的種種手段，用到了地主、富農身上，中共占領地區1.6億人口中，10%成為迫害指標。中共的目的達到了，中共要農民出兵、出夫、出糧、出錢時，他們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
1966年文革爆發，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毛的默許下，他運用幾次運動中掌握的經驗，捏造罪名，再度製造了不少冤案，人稱「劊子手」。中共另一位高官陳雲就說過「康生是鬼不是人」，還有人稱其是「閻羅王」。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之後。然而，僅僅在一年之後，康生患上了癌症。據一位曾在北京301醫院麻醉科的工作人員回憶，康生是在恐懼與痛苦中去世的。
文革結束後，中共向全黨公布了康生的部分罪行，並決定將其開除黨籍、撤銷原悼詞，但沒有承認支持康生背後的正是更為殘忍的毛澤東。
康生死後，許多曾經遭受其迫害的中共老官員和子女們聲討其罪行，他們在八寶山掃墓時，用硬幣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許多X，並抗議將康生的骨灰存放八寶山。最終，其骨灰盒被從八寶山中搬了出來，成了一個死無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
1980年10月，中共公開宣布，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嚴重罪行，康生被開除黨籍。
中共的第二任「克格勃頭子」，最終被中共徹底拋棄。
「毛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
1966年5月中共設立「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設立這個小組在名義上是領導文化大革命。但實際上是一場恐怖大屠殺運動。「九評之三（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寫道：「1966年，中國大地掀起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疆野馬，群山為之震撼，山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革：『這真是一場空前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文革小組的核心成員：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人中兩個政治局常委，就是陳伯達、康生。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文革後也都進入政治局。而背後指揮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
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是一個凌架於所有機構之上的超權力機構，實際是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特殊機構。毛甩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央文革成為直接指揮文革的常設機構。
與康生同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曾任毛祕書）在回憶錄裡，把康生視為參照的「榜樣」，當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對於文革責任，充滿顧慮時，戚本禹說：「康生就不是這樣的，他沒有擔心得罪了什麼人會受報復這種事。」
戚本禹說：「你跟著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麼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
歷盡長期的中共血腥鬥爭之後，陳伯達擔心，「毛髮動的文革可能會遭到對手的有力阻擊，到頭來毛本人為了平息對方的不滿，把他們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拋出去犧牲掉，但是毛本人的地位並不會改變。」
在《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中，披露了當年斯大林搞大清洗的實況。作者寫道：「很多人在掌聲中邁進了這座位於盧比揚卡廣場的著名建築物，在這裡獲取了權力和獎賞，然而很少有人是出於自願或是由於職務的提升而離開盧比揚卡的。國家安全部門的領導者們一般都是由於被撤職或是被趕下台而告別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槍決，另外一些人蹲了監獄或長期失寵。這個工作尚未給任何人帶來殊榮」。這個職位充滿風險，從1917年到1999年，克格勃的主席、人民委員、部長和局長一共換了23次。
斯大林永遠正確永遠勝利，錯事壞事都是打手們幹的。
亞戈達是第一個被處死的特務頭子，他在被槍決之前寫下了一份懺悔書，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說的真話：「我一生戴著假面具，冒充布爾什維克，而我從來就不是。裝相的不只我一個，幾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細，就會發現俄國舞台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掌握著一切權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樣在做戲，他們戴著假面具，幹著隱祕的勾當，裝模作樣忠於偉大的黨，對領袖卑躬屈膝，而心裡想的卻是把那些領袖們拖到盧比揚的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到處都在演戲！為人民服務是演戲！這種恬不知恥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過去是拿老百姓尋開心！而今天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第一種人演『人民崇高的父親’，第二種人演告密者、叛賣者，第三種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種人演『劊子手’。所有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嚴肅的形式出現，就像表演俏皮的時事諷刺一樣，真實莫名其妙！」
陳伯達的憂慮是，充當文革打手，將落到亞戈達、葉若夫那樣的悲慘命運。
公開審判
文革結束，作為對於十年浩劫的交待，全國民眾在電視上看到了對「四人幫」被審判，在報章上，「四人幫」被審判，實際相當於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清算。
而作為中央文革小組彼此呼應，密切配合的聶元梓等五大紅衛兵「造反派」領袖，也在全國民眾的注視下，押上了審判台。
在法庭上，中央文革小組最為倚重的「造反派」頭頭之一北大聶元梓，在法庭上問審判長：「如果回到 1966年，我那時才 21歲，至少有幾個沒看出來。第一，毛主席也會犯錯誤；第二，林彪、江青是隱藏的壞人；第三，不知道劉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說我是非常純正的革命者，怎麼可能反革命？我問審判長：您比我大10歲，1966年時您認為毛主席犯錯了嗎？您當時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了嗎？您就從來沒喊過『打倒劉少奇』嗎？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麼能起訴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然而，中共的法庭根本沒有人聽她說話，在終審時甚至在宣判後，直接關掉了麥克風，不允許任何申訴。聶元梓認為，整個審判是違法的，「這是違法的，終審判決書是無效的，」「他們在門外，就把終審書通過門上的小洞塞給我。他們怎麼塞進來，我就怎麼塞出去。」（《聶元梓口述自傳》）
聶元梓被判17年，其他四個也分別被判9年至17年不等，五大紅衛兵頭頭鋃鐺入獄，中共並未給他們任何解釋的機會。
「整我們的人至今還留在公安部」
文革之後，是大規模的平反。然而，平反並不意味著事情的結束。
在文革，被迫害至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家屬向中共中央寫信稱：「整我們的人至今還留在公安部。」
文革中根據中央文革小組指示，公安部調283人參加了中央一、二、三辦的專案工作。其中一辦42人，二辦4人，三辦237人，這三個專案組就是文革中，「整肅」劉少奇等大批老幹部的專案組。
公安部自己又擴大到參加其它一些專案調查的人，共擴大100多人。和一、二、三辦的人合在一起共380多人。這380人占公安部幹部人數的三分之一。
從1982年夏到1984年9月，共審查了兩年多。1984年10月，《公安部整黨工作匯報提綱》中提出：「經調查核實，51人在專案期間沒有問題或表現較好，留部工作；多數人有一般性質錯誤，本人作了檢查，分配到部屬單位或其它部門工作；問題比較嚴重的20人，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這些留部工作或分配到部屬單位工作的人，以後失去了晉升的機會，有的多年不分配具體工作，無事可做。
聽黨的話，做黨讓做的事，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那些公安部文革專案小組的人，未曾想到，按組織的命令執行任務，最終卻被組織拋棄。
清理「三種人」
1980年8月18日，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14周年，鄧小平發出了號召：「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
從此，鄧小平說的這三類人就作為「三種人」成為清查對象。
劃定「三種人」沒有明確的政策界限，更沒有法律依據。被結合到各級革委會裡的群眾組織頭頭，都可列為「造反起家的人」。
清查「三種人」從1982年開始，是結合「整黨」進行的。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82]55號），通知指出：「必須堅決把他們從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調離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國頒發了一個《關於文革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從此，當年響應「毛主席號召」，當「造反派」的年輕人，相當多的數量被記錄在案，他們成了地、富、反、壞、右之後的政治賤民，喪失了「被選拔」和公派「出國」的權利。
為了清查出「三種人」，全國出現了一支龐大的清查隊伍，進行內查外調。僅石家莊市，專職核查幹部最多高達1,600人，兼職幹部1,100人。外調人員走遍全國各地，尋找幹部（其中包括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在文革中的錯誤。「據初步了解，各地各部門考察面大的占到幹部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考察面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調查結果屬於「一般錯誤」的不裝檔案，屬於「嚴重錯誤」要裝檔案。但「一般」和「嚴重」之間的界線常常是由各單位領導人掌握。這些本人看不見的檔案，決定了他終生的命運。
中央清查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曹志說：「立案審查的核查對象以及被考察的人員×、×百萬，牽動面之大，不下於『文革』以前的幾次政治運動」。
其中，在文革中的「道縣大屠殺」中，湖南零陵地區「文革」中被殺害九千多人。
1985年，中共中央對道縣大屠殺作為文革遺留問題進行了調查處理。處理意見是：「據調查，全區參與策劃、部署、指揮殺人者及凶手近兩萬人，……『國家工作人員從嚴，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從寬』的原則。全區共追究刑事責任201人，其中判無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對挾私報復、殺人後強姦輪姦其妻女的判處死刑13人，不在此列）。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2,600多人，其中開除黨籍1,160多人，整黨中不予登記340多人，撤銷職務420多人。」
在文革後的清查中，對廣西文革中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調查處理。全自治區通過立案審查，結合考核幹部和整黨，審查和考察了81,114人，內有國家幹部36,752名，有黨員64,243名。定為「三種人」的209名(國家幹部)，嚴重違法犯罪分子698名，嚴重違法亂紀分子4,937名，犯有嚴重錯誤的9,303名。判刑1,808名(內有國家幹部698名)，其中民憤極大、罪大惡極的凶手10名(內有國家幹部5名)，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死刊，立即執行；17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內有國家幹部11名)。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24,912名，給予開除公職處分的402名，給予開除公職留用處分的1,997名，給予留黨察看處分的8,039名，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5,872名，給予撤職處分的645名。
全國範圍內，有多少「造反派」被整呢？
內蒙自治區革委會常委、造反派頭頭高樹華，在文革結束之後，遭受了一輪又一輪的調查。高樹華給胡耀邦寫信申訴（在「九大」期間曾和胡耀邦相識）。
胡耀邦接到申訴材料之後給自治區書記周惠打電話：為什麼高樹華僅僅因為是造反派，沒有罪行也抓住不放，關押審查五六年、還堅持無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國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共內戰800萬人。胡耀邦說：「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娃娃，緊跟有什麼不對！勸你們少抓，該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
結果，高樹華免於起訴。但是，高樹華出獄之後放在工廠勞動改造，每月只拿10多元的生活費，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費才長到190元。他雖然學有專長，但在上級有關單位的「關照」下，沒有單位敢用他。
顯然，胡耀邦一人之力難以阻擋中共體制對造反派的「大清洗」，這是中共「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鬥爭」本質決定的。
在文革中，讓年輕的「造反派」學生娃們上山下鄉，實際就是變相勞改，這些知青返城之後，由於學業荒廢，相當多的人為生計奔波；而在工廠、機關帶頭批鬥老幹部的各級幹部人員，遭受了大規模的「清理三種人」的審查。
在今天，依然有人對於樣板戲、忠字舞、在天安門揮動軍帽的毛澤東，有一種轟轟烈烈的「革命感」，然而上千萬的「造反派」被審查、開除、取消晉升資格，卻從未在媒體上，有任何的公開報道。
對於中共來說，如果把追隨中共的「黨徒」的結局公開，全部還原，如果老百姓看到跟著共產黨革命，反而最終成了替罪羊，那誰還會聽共產黨的話呢？
共產黨為什麼折騰？「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宣言》是這樣結尾的。
「暴力的目的，是製造恐懼。每一次鬥爭運動，都是共產黨的一次恐懼訓練，讓人民內心顫抖著屈服，以至成為恐懼的奴隸。」（《九評共產黨》之一）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