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8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袁世鋼台灣綜合報導）台行政院規劃推出「五倍券」振興經濟，但民眾黨立委張其祿從公共經濟學理論分析，點出政府忽略實務與理論差異的謬誤，使發券的效益與現金無異；而取消民眾1千元「配合款」則失去原設計的意義，等同馬政府時代的「消費券」。他認為，目前仍處於紓困階段而非振興。

張其祿指出，五倍券的政策基礎是來自公共經濟學理論，有關中央（聯邦政府）與地方（州政府）間「補助政策」的「財政聯邦主義」，也就是中央如何透過不同的補助方式來使地方實踐政策，其中包含現金、限定用途的補助款、配合款、實物補助等4種方式；而行政、交易成本與實踐政策的效果成正比，現金最低，其次依序增加。

其中，「限定用途的補助款」相當接近「券」的設計，因用途已被中央指定，減少地方任意分配的空間，能彰顯現金所缺乏的替代效果，精準將補助資源應用在政策目標上；而「配合款」的限制更嚴苛，地方需先執行中央政策達一定程度後，中央再予以補貼，即類似「倍數券」的設計，民眾必須先支付1千元才能再獲得政府貼補。

不過，張其祿認為，「五倍券」的政策設計雖符合公共經濟理論的一般性假說，卻忽略了實務上的情境變異，也發生了「不同分析層次」上的錯誤援引。他分析，由於補助是直接分散至大眾而非地方政府，補助金額占個人收入比例甚低，不如補助款占地方政府總預算的大比例，使「倍數券」的經濟效果與「現金」無異。

尤其在個人所得效果及替代效果部分，將因「規模」或補助金額太小而無顯著差異。換言之，無論民眾多獲得2千元或4千元，既不會使收入發生結構性變動（所得效果），也不會立即顯著提升消費（乘數效果），因此多數民眾應只會將此筆補貼應用於既有或必需的民生消費上，僅達成部份替代效應。

張其祿表示，「券」的好處頂多是限時消、有利政府事後統計消費流向，但除了極高的行政及交易成本外，需要從瘦鵝身上拔毛的「倍數券」更容易引其民怨；而取消了民眾1千元的配合款後，就完全失去「倍數券」或「配合款」補助方式的設計用意，不會有「倍數」效果，實則與馬政府時代的「消費券」無異。

張其祿強調，就疫情的影響情況與政府所能發放的補助金額而言，目前仍只能算是紓困而非振興，國內多數內需及服務產業需要的是紓困的及時雨，不宜再經繁複的行政手續；縱使是為了振興，也不宜再耗費龐大的行政成本印製，直接回饋至民眾身上；若能排富，則可將人均補助的金額提升與集中，更能加強經濟刺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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