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忽必烈所轄漢地範圍逐漸擴大，其統治中心也轉移到中原地區，如果繼續將和林作為帝國的都城已經不合適，因此，在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年號和國號前後，忽必烈將都城從和林遷到了漢地。

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開平為上都，暫時取代和林。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名為中都，作建都的準備。1272年二月，忽必烈依舊採取劉秉忠的建議，改中都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而上都則作為避暑的夏都，形成兩都制的格局。大都，蒙古人稱之為「汗八里」，意為「大汗之城」，而從漢語的字面解釋，亦有連接天與地的「巨大都城」之意。

簡言之，大都是控制中國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則是負責控制北方蒙古本土，皇帝除了在上都狩獵行樂外，與蒙古諸王貴族舉行的忽里勒台大會和傳統的祭祀活動也都會在這裡舉行。

眾所周知，此後的明清兩朝也都將北京作為首都。今天，大都的遺址早已被現今的北京城覆蓋，除了北城的一段土牆被開闢為元大都遺址公園外，我們已很難尋覓大都城的蹤跡。然而，從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還原昔日的大都，我們不得不驚歎於古人的智慧。

大都布局有說道

1267年（至元四年），中書省輔佐重臣劉秉忠在忽必烈的授命下，前往燕京開始規劃營建新都城。精通《易經》和禮制的他在規劃大都布局時，一是基於《周禮‧考工記》「九經九緯」、「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禮制，將街道按照棋盤一樣進行規劃。即城中縱橫各有九條幹道，宮城、皇城偏於都城南部，市場在皇城北部，宗廟、社稷分列宮城東西兩側，大朝正殿在寢宮之南。今天北京內城的許多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舊跡。

二是在建造中，結合《易經》中的陰陽八卦、天地相合之說法。如為體現皇權至上、王者必居天下正中的理念，劉秉忠採用「中軸布局，左右對稱」的重要原則，即在大都正中設定一條貫穿南北長達8公里的中軸線，以此軸線為基準，設置北京城的宮殿、寺院、街巷、市肆等。巍峨莊嚴的寺院寺廟、左右對稱寬敞平整的街道、前後起伏恢宏壯美的宮殿格局，都圍繞這條中軸線產生。

大都由宮城、皇城、外城三部分組成。大都外城共有十一座城門，其中東西南三面均為三門，北面只有兩門，這與中國傳統建築講究對稱的布局很不相同。據元人長谷真逸《農田余話》記載，這應當是劉秉忠借用中國神話人物哪吒三頭六臂的結果，也就是說，南面三門象徵三頭，東西六門象徵六臂，北面二門象徵二足。

大都的各城門命名也多出自《易經》，如麗正門，出自離卦「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門出自乾卦「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安貞門出自訟卦「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今人經實地勘測證實，大都皇城位於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區，東牆在今南北河沿的西側，西牆在今西皇城根，北牆在今地安門南，南牆在今東、西華門大街以南。宮城偏居皇城東部，它的南門（崇天門）約在今故宮太和殿的位置，北門（厚載門）在今景山公園少年宮前，其夯土基址已經被發現。東、西兩垣約在今故宮的東、西兩垣附近。

宮城西面是以萬歲山（又稱萬壽山，今北海瓊島）和太液池（今北海與中海）為中心的西苑。太液池的西面另有兩組規模較大的宮殿建築，靠南為隆福宮，靠北為興聖宮。

此外，考古證實，大都全城呈南北略長的長方形，周長約28600百米。城牆全部用夯土築成，基部寬達24米，基寬、高、頂的比例為3:2:1。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裡描述大都城牆說：「牆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牆頭僅厚三步。」這與現在實測的比例很接近。

大都全城的中軸線與明清北京城一致，經過探鑽，在景山以北發現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遺蹟，寬達28米，應當是大都中軸線上大道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大都的鐘鼓樓並不在中軸線上，而是位於中軸線偏西，即今天的舊鼓樓大街。這與後來明清的北京城不同。

值得稱道的是，元大都還具有發達的給排水系統和完善的軍事防禦。這對於城市的繁榮至關重要。

除了劉秉忠統籌規劃外，阿拉伯人也黑迭兒負責設計新宮殿。郭守敬擔任都水監，修治大都至通州的運河，並以京郊西北各泉作為通惠河上游水源，保證了大都與南部中國的聯繫。

可以說，元大都整體上體現了元朝「至哉乾元」的剛健和草原帝國的宏偉氣象，也為明清兩朝奠定了都城的雛形。昔日的元大都我們雖然無緣親見，但通過明清留下的紫禁城、太廟、天壇等建築，也可以遙想當年元大都的宏大。

1273年，大都宮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賀，大都正式取代和林成為政治中心。1285年，大都的宮城城牆、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牆、金水河、鐘鼓樓、大護國仁王寺、大聖壽萬安寺等重要建築陸續竣工。同年，忽必烈發布了令金中都故城居民遷入新都的詔書。蒙古人、漢人和外國人都有指定的區域生活。

此後十年間，有40萬至50萬居民自金中都故城遷入大都。在此時期內，宮內各處便殿、社稷壇、通惠河河道、漕糧倉庫等建築工程也基本完成。後來元代各帝雖有添建，如孔廟、國子監、郊祭壇廟和佛寺等建築，但都城總體布局沒有變動。

忽必烈時期來華的意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稱讚元大都「戶口繁盛」，「城內外人戶繁多」，「居民之眾」、「百物之輸入」，「世界諸城無能與比」。

仿漢制隆祀典

蒙古一直以來，祭祀之禮都僅僅是割牲肉奠馬乳以蒙古的巫師祝致詞而已，到了忽必烈時期開始大隆祀典，依據漢人的做法，除了完成廟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禮，還追尊皇祖考妣之尊號與廟號。

1263年，忽必烈下詔在中都建太廟，次年奉安神主於太廟，初定太廟於七室制。之後，忽必烈命平章政事趙璧等群臣商議，最終祭祀設為八室，其中一室祭祀成吉思汗的父母也速該和訶額侖、一室祭祀成吉思汗和孛兒帖，另外四室分別祭祀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和他們的皇后，還有兩室分別祭祀貴由汗和蒙哥汗以及他們的皇后。

此前歷代廟制，多以七廟、九廟之制，而元代實施八廟制。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白八室，形式上就是採用了八廟制。

1264年秋九月，奉神主於祏（shí）室，冬十月太廟建成，祭祖禮在太廟舉行，忽必烈尊皇祖成吉思汗為太祖。自此，蒙古宗室祭祀祖先的活動正式進入中原王朝祭祖軌道。

1267年，忽必烈命僧人在太廟作佛事七晝夜，這是蒙元在太廟作佛事的開始，也是歷代郊廟之儀中所沒有的。

不過，蒙元太廟祭祀還保留有若干蒙古的特色，如中原王朝通常由皇帝主持，而蒙元祭祀則由巫祝主持，祭禮亦保留了部分蒙古習俗。而且每室以西邊為尊，東邊次之，沒有按照漢制傳統的太祖居中、左昭右穆的排序，這也是延續金代宗廟制度中採用的自西向東的室次，同時也是蒙古人尚右國禮的一種表現。

1269年忽必烈下令營建大都時，沒有建造太廟，而是繼續使用中都太廟。直到1277年八月，忽必烈才下令在大都齊化門（今朝陽門）內北營建太廟，1280年建成，百官奉太祖、睿宗二位神主安奉新太廟，並毀舊太廟。

除了祭祖，中國古代帝王重要的祭祀還有社稷祭祀，蒙元的社稷歲祭是從1270（至元七年）十二月開始的，忽必烈通常是遣使致祭社稷，流程大多同祭祖。

元代先農之祀，始於1272年二月，其儀式如社稷。1277年二月，忽必烈曾親祀先農於大都東郊。1278年二月，再祀先農，耕籍田。耕籍，中國古代歷代帝王親自耕田之禮，以示重視農業。

除此之外，元代還祭祀三皇和風師、雨師、雷師。風、雨、雷師之祀，自1270年十二月開始，大司農請於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於西南郊。以此表明對上天的敬畏。

元代還十分重視岳鎮海瀆之祭，這開始於1261年，忽必烈遣使代祀，而這應與蒙古人原有的薩滿信仰和祭祀山川的習俗有關。明代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雜制篇》稱，元廷山嶽河海，惟遣使致祭。五嶽四海五鎮四海，凡十九處，分五道。以東嶽、東海、東鎮、北鎮為東道；中嶽、淮瀆、濟瀆、北海、南嶽、南海、南鎮為南道；北嶽、西嶽、后土、河瀆、中鎮、西海、西鎮、江瀆為西道。既而，又以驛騎迂遠，復為五道 ，每道遣使二人，集賢院奏遣漢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璽書給驛以行，秩有常祀。

建廟祭祀孔子

早在潛邸時，忽必烈曾向大儒張德輝詢問有關孔子的問題。比如他問「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張德輝答道：「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孔廟祭祀的禮義何在呢」，張德輝說：「孔子為萬代王者之師，治理國家的君王都很尊敬他，修繕孔廟，按時祭祀。是否崇儒，對聖人並沒有什麼影響，但可以使人們看到國君崇儒重道的心意。」忽必烈聽罷，說道：「從今以後，祭孔大典不要廢除。」

1252年，張德輝等人拜見忽必烈，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欣然接受。

忽必烈即位以後，在上都和孔子故里分別建宣聖廟，即孔廟，以此宣揚儒家思想，成宗始建宣聖廟於大都，如北京的孔廟建在市中心的東北角，離雍和宮不遠，其所在的街道名為國子監街，也叫成賢街。北京孔廟是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地方，很多帝王也來此祭祀孔子，所以地位相當高，與山東曲阜孔廟、吉林孔廟、南京夫子廟並稱「四大孔廟」。

元朝宮廷大規模祭孔子，始於1273年。這年三月，中書省命舉行釋奠禮，執事官各穿其公服，諸儒士襴帶唐巾行禮，祭拜孔子。

1282年，元朝議立孔子後裔之事，當時稱為孔氏之宗的只有山東曲阜的孔氏北宗和浙江衢州的孔氏南宗，朝廷查明「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即住在衢州的是大宗，因此想召孔洙入朝，並想讓他回曲阜襲封奉祀。孔洙以先世廟墓在衢州，不忍離去，將爵位讓於曲阜的宗弟孔治，請求朝廷准其留居衢州，奉祀先祖守護陵廟。他還以母親年老要求南歸。忽必烈稱讚他「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之後」，並准其所請，授孔洙承務郎、國子監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事，還給他護持陵廟的璽書和俸祿，後孔洙任奉訓大夫、儒學提舉。

從忽必烈開始，終其元朝一世，歷代皇帝對儒家對孔子都很推崇。

推崇藏傳佛教 首創帝師制度

蒙古人從成吉思汗起，對宗教就採取了十分包容的政策，允許各種宗教的存在和信仰的自由。成吉思汗當年不僅與道家的丘處機傾心交談，還見過佛教的海雲禪師。成吉思汗嫡出的小兒子拖雷的正妻唆魯合帖尼信奉基督教，他們的四個兒子除了小兒子親近基督教外，其他三個兒子中蒙哥和忽必烈更傾向於佛教。

忽必烈即大汗位後，於1264年在中央設立宣政院（初名為總制院），掌管全國宗教和吐蕃（今西藏）事務，以國師八思巴領之，這是以前中原王朝所不曾有的。

八思巴（1235—1280），本名為羅卓堅贊，「八思巴」在藏語中是「聖者」的意思。由於羅卓堅贊自幼跟隨伯父薩迦班智達學習薩迦派的一切顯密教法，7歲時就能「誦經數十萬言，能溝通其大義」，因此被吐蕃人稱為「八思巴」。

11歲時，八思巴跟隨伯父薩迦班智達前往涼州會見闊端，並從此滯留涼州。1251年薩迦班智達圓寂後，精通各種宗教知識的八思巴成為薩迦派新的領袖，當時他只有17歲。

1253年，蒙哥汗派總領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率兵南下攻打大理國，蒙古大軍需要經過吐蕃地區。八月，忽必烈軍抵達臨洮（今甘肅臨洮縣），遣使涼州請八思巴前來商議協助蒙軍通過吐蕃地區之事。

八思巴來到臨洮後，對忽必烈建言道，「吾師有言，藏法治藏，大路通天，高宣佛號，法力無邊」。忽必烈在與八思巴的交談中「與語大悅，日見親禮」。

這一年，八思巴在軍中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舉行了密宗喜金剛灌頂儀式。在25名信眾的陪同之下，忽必烈和察必王妃受吉祥喜金剛灌頂三次，並尊八思巴為上師。雙方結成了「施主與福田」、上師與弟子的關係。「灌頂」是佛教密宗的一種儀式。

從此，八思巴跟隨在忽必烈左右。1255年，在忽必烈主持的佛道辯論大會上，他以淵博的知識和無比的辯才，讓忽必烈驚歎。

忽必烈1260年成為蒙古大汗後，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受玉印，並受命創建新的蒙古文字。17世紀初蒙古文史書《阿勒坦汗傳》上記載道：「忽必烈薛禪汗於世聞名，此聖者請來呼圖克圖八思巴喇嘛，使將一切經咒音譯為畏兀兒文（指畏兀體蒙文）。廣泛建立對佛的三信仰，盡使宗教弘傳發展，使全世界普享太平之福，猶如昔日聖轉輪王般名揚四方。」

1263年，八思巴返回吐蕃，行前受賜珠寶冊印。第二年，在總制院成立後，八思巴兼任總制院使。忽必烈還根據吐蕃的物產分布情況，重新劃分了行政區域，設立了13個萬戶，各萬戶兼管軍事民政，他們也都屬於八思巴管轄。

考慮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對管理、軍事及商旅往來都很不方便，忽必烈決定建設通往西藏的驛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修建了一條從青海通往薩迦地區的道路，沿途一共建有27個大驛站，保障了交通。

1269年，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製成一千多個蒙古新字「八思巴字」，但因受了漢人影響，格式採用直書。要知道，蒙古人早期是沒有文字的，後來成吉思汗滅了乃蠻部後，讓畏吾兒人塔塔統阿用畏吾兒文書寫蒙古語，但在使用過程中發現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於是，忽必烈讓八思巴創製出一種新的文字，作為全國通用的官方文字。從此，元朝官方文書一律使用八思巴創製的蒙古新字書寫，但民間並未流行。因此，元朝滅亡後，這種文字就失去了使用價值。

1280年，八思巴圓寂，時年46歲。忽必烈賜號「大元帝師」，還在京城為其修建舍利塔。據說八思巴年幼時，曾夢見自己手拿一根有80節的藤杖，但到第四十六節處就彎曲了。第二天他向薩迦班智達說起時，薩迦班智達對他說：「這預示著你的歲數，所以到46歲時要格外留心。」想不到一語成讖。

從八思巴開始，一直到元朝滅亡，歷代皇帝皆以喇嘛為帝師，新一任皇帝在即位之前，必須先就帝師受戒。忽必烈之舉，奠定了後來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的基礎。而忽必烈給予藏傳佛教如此高的地位，並在內地大力提倡，使得全國信仰者迅速增加，其在位時期，全國佛寺達到4.2萬座。而整個元朝，受封為帝師者總計14人。

不過，對於其它宗教，忽必烈仍予以尊重，如對於歐洲前來的基督教士，也以禮待之。宗教信仰自由從成吉思汗時起至元朝終結都不曾改變。

參考資料：

《元史》
《新元史》
《忽必烈傳》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
《忽必烈祕史》
《元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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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