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農民運動——共產黨農村土改運動的預演
【大紀元2021年06月24日訊】中共從1927年開始至1978年40年間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政治運動史。何謂政治運動?通俗說就是整人、害人、殺人還要掠奪財產。筆者從社會政治學層面給它下過一個定義:「所謂政治運動,一般而言,是共產黨在掌控政權的條件下,為達到某一個政治的、經濟的或者文化的目的,實現社會改造,在一個時間段內,大規模地調動和組織它的人力物力資源,超越或者摒棄原有的法律或者規則,挑動起一個特定社會群體去迫害另一個社會群體,包括掠奪其財物的社會性行為。」
凡是政治運動至少都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運動要達到的目的;依靠對象;模式與手段。不同的政治運動間只是內容和形式的差別罷了。在國共合作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時期(當時叫國民革命),主要在廣東和湖南發生的農民運動,就是由共產黨策劃領導的政治運動。
中共把農民運動提上日程,是1923年6月召開的「三大」上通過的《農民問題決議 案》。中共《決議》中所指的農民,只是「小農佃戶及雇工」,也就是它建政後說的「貧、下中農」,即所謂農村中的無產階級(雇農)和半無產階級(貧農)。中共發動農民運動就是組織、挑動被叫做「雇農」、「貧農」的群體去迫害「地主」、「富農」(又被貶稱為「土豪劣紳」)並掠奪財物的社會性行為。
毛澤東在1925年12月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中共階級論的最早的經典版本,毛澤東認為雇農、貧農最支持打砸搶燒殺的共產革命,是共產黨在農村的朋友,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其實這是政治謊言,留待筆者在「解放區土改」專題中再談。農運講習所最後一期(第六期)所長是毛澤東。
組織準備,培訓幹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仿效蘇俄政權,建立了黨(國民黨)政(廣州革命政府)合一,以黨領(導)政(府)的政權模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是(廣州)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執政政府的最高首腦機關。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應共產黨人擔任部長的農民部的要求開辦的,實際是共產黨培訓幹部的黨校。辦學經費由政府撥款、學生由各地共產黨國民黨組織推薦選送。
首任所長是共產黨農民運動頭目澎拜。「1926年3月,毛澤東擔任第6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該屆327名學員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訓練4個多月。共開設25門課程,內容都是圍繞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展開的,其中關於農民運動的課程占8門。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課程。」 還把澎拜寫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1926年1月)作為讀本。這屆學員1926年9月畢業,「全部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身分分赴各地,直接投身農民運動」。
學員王首道(1925年加入中共)回憶:「9月末,我從廣州學習回來,即被國民黨省黨部和中共湖南區委以省黨部特派員的身分,派到祁陽縣負責農運工作。」「曹廣化(1926年加入中共)從農講所第6期結業,回到家鄉合肥在北鄉雙河集崔家祠堂成立了中共合肥北鄉支部,直屬時在上海的黨中央領導,並祕密籌建了「安徽省農民運動委員會」。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成立的省級農會組織。
湖南省的農民運動,是毛澤東在1925年春開始搞起來的,「在湘潭20多個鄉建立祕密農會,開展農民運動。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後,湖南農民運動由祕密轉為公開發展。至11月,全省有54個縣建立農協或農協籌備處,農會會員達110萬名。12月,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正式成立湖南省農民協會,同時組建農民自衛武裝組織。大會通過減租減息、反對苛捐雜稅、建立農民武裝等33項決議案。」「執委會之下設宣傳、組織、自衛等部。1927年4月,全省農會會員達518萬餘名。」
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能夠從非法的祕密的轉為合法的公開的,是北伐軍占領了湖南省,推翻了「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舊政府,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成為湖南省的政權機關。這個省黨部是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組成的。它還有農民自衛軍。所以說,湖南農民運動是由湖南省共產黨政權自上而下地有組織地搞起來的,是政府行為而非農民自發。
從省到縣到鄉村的各級農民協會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官僚機構,它依靠農民自衛軍作為後盾,發動農村裡的「痞子」(四川人叫「二流子」、上海人叫「癟三」)作為骨幹,組織鄉村農會,橫行鄉里打砸搶,胡作非為。「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農會)「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並說)「劣紳!今天認得我們!」毛澤東在他去湖南農村調查過程中的所見興高采烈,讚不絕口。他結論是「好得很」。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
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毛澤東在他的《考察報告》裡,已經勾勒出比文革初期的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北京大興縣紅八月大屠殺」一樣恐怖的社會歷史場景,完全是反人類犯罪,是共產黨在井岡山、贛閩和其它蘇區的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罪運動的預演,是共產黨從1946年在北方「解放區」開始的土改運動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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