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美國的左派媒體、以民主黨為主的政界都在熱炒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紀念，拜登、波洛西這兩位美國最有權勢的政界要人分別接見其家屬。沉浸於政治正確的高度亢奮之中，這位頗有爭議的人物仍然被民主黨與左派當作英雄供奉。弗洛伊德事件的另一重政治意義，即該事件終於用膚色作為是非標準，取代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國憲政精神，完全被美國主流媒體有意忘記。我寫本文是想立此存照：美國民主黨近年在美國發動了一場從種族到內容的深度顏色革命，主題是從契約到身分，是對自英國光榮革命以來從身分到契約進程的逆轉，弗洛伊德事件是美國這種新身分政治的路標。

弗洛伊德事件中被淡化與強化的因素

對於弗洛伊德的認識與對弗洛伊德事件的認識，在美國出現了非常弔詭的脫節現象。對弗洛伊德本人的認識，基於「這個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主要在於這個人的社會行為與角色，這一因素在美國甚至英國BBC這類左派媒體的話語中刻意淡化並歸於無；後者基於膚色來評斷，因為膚色正確，那麼擁有這一膚色的人就必然正確，事實如何不重要，這是被刻意強化、媒體放大N倍的反覆宣傳。

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與左派積極幹預下，這一事件本來只是白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的過失致死，明尼蘇達州的一個陪審團認定前警官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犯有二級謀殺罪、三級謀殺罪和二級過失殺人罪。這是被刻意強化的因素，最後經過司法程序定格，型塑著美國現實政治，並決定著美國的將來（除非有特別事件發生改變這一路向）。

這種淡化事、強化膚色的政治操作能夠在今天的美國獲得成功並非偶然，而是美國社會兩種價值觀的衝突的結果。這一結果說明，美國可能已經踏上了不歸路，法治、保守、不分種族重視個人努力的傳統價值觀，已經讓位於近年來的極左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特點，核心在於將社會按各種身分，例如族群、性別、移民與原住民等劃分為一個又一個孤立的群體，並且主張給各種群體以不同等級的待遇（升學與就業已經體現這點），與此同時，還在於將原來視為社會邊緣的行為例如變性、非法的行為，例如吸毒都視為第四代人權。

弗洛伊德的履歷載明：從1998年開始，他五次因為販毒入獄，按照美國法律，這是一個有數次前科的罪犯。去年在其死後，兩次屍檢報告都指出他在去世時吸食毒品過量，在他體內發現過量芬太尼及安非他命。這是事實。但左派宣傳的特點就是無視事實，顛倒黑白，將是作非。最可怕的是，在美國，這種價值觀通過多年的學校系統性教育，在千禧一代與Z世代當中很有市場。及《紐約時報》的報導甚至將他孩提時代的夢想當作他的現實生活，那幅弗洛伊德標準宣傳畫將他的頭像鑲嵌在向日葵的花瓣中（無疑是從西方近年流行的中國文革宣傳畫中獲得靈感），既是美國新身分政治的產物，更是左派宣傳、民眾扮傻的集體裝傻遊戲的結果。

在這方面，我絕對贊成 ：「我絕不會去遵從黑人群體錯誤惡劣的獨特文化，去將這樣的罪犯說成是英雄烈士，用這樣的辦法去提升黑人群體形象，……我個人的理念是，不管你是什麼人種何種膚色，你做惡事就會有惡報。我們必須往好的方向做，更好的教育我們自己還有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已無法前行」。

美國主流媒體刻意加劇社會分裂

弗洛伊德事件最大的問題是加劇了社會分裂，讓美國成了一棟分裂成兩半、正在著火的房子，美國主流媒體的宣傳與民主黨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則是投向這所房子的帶油乾柴，有了這些不斷增添的燃料，美國在熊熊烈火中繼續燃燒。

這幾把柴火是：

1. 罔顧事實，宣傳膚色為核心的受害論。

弗洛伊德死亡案件中白人警察肖文的命運，在BLM運動初起、南希‧波洛西等率領民主黨政要在國會下跪就已經註定。B，在這種全面的暗黑壓力下，更兼美國媒體界占壓倒優勢的左派都故意操控輿論，無論真實過程是什麼，此案的公平審判其實已經不可能。

事實證明如此。此案的法官拒絕在審判期間將陪審員與媒體報導及外部影響隔離開來，而且向他們傳達的壓力也非常大。陪審員們知道，媒體在持續三週的時間裡每天報導庭審，讓左派們看清楚他們的相貌，知道他們是誰。《明尼阿波利斯星-論壇報》（Minneapolis Star-Tribune）在陪審員被選定後，不斷發表介紹陪審員的資訊，包括年齡、種族、地點、職業、甚至移民歷史，讓他們暴露在明尼蘇達州的暴力暴徒面前。對媒體這種企圖，：「你認為陪審員會願意讓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人接受證人保護，來冒險對肖文可能對弗洛伊德的死亡負有責任而提出合理的懷疑嗎？你認為他們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加上全國性的暴力來換取一個陌生人的生命？如果你這麼想，那你對人性一無所知。」

2. 為社會樹立了一個壞榜樣。

人類歷史上，一個人被任何一種社會力量樹為英雄，都寄託著樹立者的幾大目標：1. 成為社會成員的學習榜樣；2. 示範作用，對社會成員形成道德激勵。

美國左派將弗洛伊德樹為英雄，讓社會成員學習他，結果只能是強化犯罪率本就高於其他族裔的黑人這種認識：做個不事生產的城市遊民，經常販毒入獄並非罪錯；萬一因販毒被抓，在這一過程中被警察過度執法而死，家庭可成英雄家庭，捐款滾滾而來。

古今中外，只有美國民主黨與左派樹立了這樣一個榜樣——這個黨當中的溫和派恐怕也不想讓自己的兒女向弗洛伊德學習。

3. 強化黑人族群的受害意識並政治化為免罪理由，無異於提供傷害這個族群的毒丸。

弗洛伊德被塑造成英雄，給黑人（當然不是全部）一種很強的心理暗示：我們不管做了什麼，都是社會歧視造成的， 還會因為祖先那段受奴役歷史而被諒解。這種心理暗示，不僅不能激勵他們向上，反而會讓他們當中部分人更容易出現暴力行為。此事引發抗議，但其街對面鄰居多納文‧布林森（Donavon Brinson）的車庫安全攝像機拍攝的一段錄像證明，當時布萊恩特拿著一把刀，向另外兩名年輕女性衝去。當里爾登開火時，她正拿著刀向第二名女子撲去。如果警察不制止，會有更多的人死亡。

一個16歲的女孩有如此強烈的暴力傾向，不能不說與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的美國BLM運動中的暴力行為受到媒體叫好有關。

黑人今日處境由左派社會公共政策造成

這種刻意培養某一族群的受害意識，並將其當作運動主訴，既是刻意製造社會分裂，更是對他們刻意「保護」的群體的一種深刻的傷害。足此為此佐證的是如下事實：民權運動之後美國黑人的處境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黑人在各個方面和白人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越拉越大，，從嬰兒死亡率、結婚率、社會流動、大學學債、社會區、教育 資源等6個方面比較了美國黑人與白人中產家庭之間存在的差距，認為黑人處境嚴重惡化。

民權運動後黑人處境惡化是公認的事實，區別是對惡化的原因的解釋。左派的解釋我們都清楚，就是黑人受到系統性的歧視。但是，就連黑人當中不少優秀者也不同意這看法，他們認為民權運動之後，美國不存在對黑人的制度性歧視，造成黑人今天處境的恰好是社會公共政策。去年12月辭世的喬治‧梅森大學教授沃爾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在對本族社會處境進行過深刻分析之後，他指出，種族歧視並不是黑人社區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的過度保護和照顧的公共政策，才是造成黑人社區現狀的罪魁禍首。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湯姆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教授，他在《美國種族簡史》的論述洞穿今天美國黑人的真正困境：「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可惜的是，這兩位智者之言被美國左派惡意指責為「他們背叛了自己的膚色」。

今年3月22日，前《華爾街日報》總編傑拉德‧貝克（Gerald Baker，2013-2018年任WSJ總編）在WSJ上發表評論《》，這篇文章指出，控制美國主要文化機構的人，以及現在的美國政府，一直在熱切地為中國劊子手製造意識形態的繩索，而且在過去一年裡，他們已經加快了生產。貝克認為，美國現在的問題集中在三點：1. 左派文化將對受害者的推崇當作現代美國榮譽的首要象徵。不管是一個洗劫奢侈品店的年輕暴徒，還是渴望更多曝光度的明星，只要打出「被不公平體制迫害」的大旗，就可以高枕無憂。2. 左派對「學術優異」理念進行摧毀性打擊。貝克指責，控制全美大城市的民主黨通過推進所謂「多元化」、「反對種族歧視」主張，正在剝奪最貧困兒童靠自身努力考上好大學的機會；3. 不斷地用製造分歧而非團結美國人的許多標籤來定義身分，比如種族、性取向等。貝克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壓迫理論，已經成為如今美國社會上最具影響力的一股思潮。他的結論是，中國已經證明比俄羅斯（蘇聯）更擅長將馬克思理論用於經濟實踐。而如今，美國的文化精英「正忙於把絞索出口到太平洋另一邊」。

傑拉德‧貝克論述很深刻，如果他了解蘇聯與中共革命就是利用階級壓迫論塑造受害者意識，比如中共通過各種訴苦讓社會邊緣人痛訴他們本來沒有意識到的「階級壓迫」做社會動員手段，喚醒貧農與受僱於地主家的長工、雇農的階級意識，就會意識到美國面臨怎樣的革命危險。

（接下來，本人將分析美國以反種族歧視為名推行的新身分政治及其嚴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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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