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3月02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Mark Tapscott報導／陳霆編譯）尋求中國民主改革的美國非營利組織「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週一（3月1日）要求最高法院保護其成員和捐款者的身分，否則中共的行動可能帶來致命的後果。

代表「公民力量」的「第一自由研究所」（First Liberty Institute，FLI）向《大紀元時報》提供了一份呈給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意見書。

該組織在書狀中說：「《第一修正案》明確保障的自由，有賴於對結社自由的有力保護。如同加州的全面公開捐贈者披露制度，造成了無法容忍的風險，從而嚴重剝奪了這種自由。」

該組織稱：「曝光一個團體的成員和捐贈者，可能會使他們受到公眾的重大報復，從而阻止其他人的加入和捐贈，這是法院在標記結社自由輪廓時所承認的事實。」

「對我們的客戶及其支持者來說，維護隱私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FLI主席、首席執行官兼首席法律顧問凱莉·沙克爾福德（Kelly Shackelford）在公布法庭之友意見書的聲明中說。

凱莉·沙克爾福德：「在今天的『取消文化』中，人們知道將自己的個人信息交給我們自己的政府是不明智的，更何況是中國。大法官們必須保護捐贈者的隱私，使他們免受威脅、騷擾和更糟糕的情況。」

這份書狀與兩起案件有關，這兩起案件對加州的一項法律提出質疑，該法律要求接受加州居民捐款的非營利性團體，必須公開披露其成員和捐助者。

這兩起案件分別是「繁榮美國組織訴貝塞拉」（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v. Becerra）和「托馬斯·莫爾法律中心訴貝塞拉」（Thomas More Law Center v. Becerra）。

加州前總檢察長澤維爾‧貝塞拉（Xavier Becerra）已被拜登總統提名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第一自由研究所」是一家位於德州普萊諾（Plano）的公益律師事務所，專門從事《第一修正案》訴訟。

「在裁決本案時，法院還應考慮到近來『取消文化』的興起，以及國內外政府對敢於反對其正統言論團體的捐款者，所進行的報復。」書狀中稱。

「在這種報復的受害者中，有向宗教團體和慈善機構捐款的人，也有要求外國政府對其侵犯人權行為負責的組織的捐款者。加州的制度，以及第九巡迴法庭支持該制度的錯誤做法，不足以保護團體免受這類報復，正如它們不足以保護它們免受公眾報復一樣。」

捐贈者披露和報復的問題，在2014年首次在當代政治中凸顯出來，當時，Mozilla聯合創始人布倫丹·艾希（Brendan Eich）因為被披露他曾捐款1000美元，給加州支持男女傳統婚姻提案所發起的運動，最終在輿論壓力下辭去了首席執行官的職務。

在書狀中，FLI寫道：「《第一修正案》明確保障宗教自由、言論和新聞自由、和平集會和請願的權利，但這些珍貴的自由必然意味著結社自由。」

在書狀中，FLI引用了1958年「NAACP訴阿拉巴馬案」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正如本法院所承認的，『通過集會結社，無疑可有效倡導公共和私人觀點，特別是有爭議的觀點』，以及『結社自由毫無疑問可促進信仰和思想進步』，應受到《憲法》保護。」

在1958年的案件中，法院維護了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捐助者和成員保持匿名的權利，以使他們免受高度隔離州的民主黨官員的報復。

「同樣，集會結社對行使宗教自由是至關重要的，並且是其中一個隱含的部分」，該書狀又引用了1963年「吉布森訴佛州立法調查委員會」（Gibson v. Fla. Legislative Investigative Commission）一案，「註冊成為學校的學生或加入教職員工對言論自由至關重要，就像加入教堂對自由行使宗教一樣。」

法庭之友意見書認為，如果政府可全面強制披露一個社團的成員或捐贈者，那《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結社自由也將喪失意義。因此，法院對這種披露必須進行「嚴格的審查」，並引用了1976年「巴克利訴法雷奧案」的判決書。

FLI稱，報復的形式可以是騷擾、經濟報復（如失去工作）、人身威脅和其它形式的公眾敵意。

「公民力量」的創始人兼主席楊建利博士，在目睹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時險些被捕。

2002年回到中國時，他被非法抓捕，被無端冠以間諜罪關進監獄，直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外交努力使他獲釋。回到美國後，他立即成立了「公民力量」，該組織的主要捐助者中，至少有一人在中國被關押。

楊建利擁有兩個博士學位，一個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數學學位，另一個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政治經濟學學位。

公民力量的董事長是戴維·克恩（David King），他是哈佛肯尼迪學院公共政策高級講師和公共管理碩士學程的教師。

責任編輯：葉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