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12月22日訊】我在前線。

獨自一人在軍事戒備下的島嶼海邊，周遭是防止入侵的鐵絲圍籬。

一個美國人與極權主義的中國（中共）面對面對峙。

10個月前，我當時在美國國會大廈台階上遇見眾議院代表，一位曾接受表揚的退伍軍人，我詢問他美國國會是否會在隔天糾正導致總統選舉結果翻盤之舞弊——大量記載顯示美國選民的投票權被因中國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為藉口遭到剝奪。

10年前，那是我前一次到台灣所管轄的金門，那次是由中國廈門市坐渡船過來，而現在那裡的天際線看來也隱約只在數公里之外。

20年前，我代表《印第安納州西北部時報》到華盛頓特區參加全國拼字比賽，這是一家由我父親等鋼鐵工人訂閱資助的報社，這時中國才剛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過去10年，我曾擔任中國國家電視台中文藝人、中國境內的新聞主播、CNBC記者，目前則是駐台灣的媒體記者，通過由美國國務院資助的獎學金來磨練我的語言技巧。最近，我才與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針對《大紀元時報》一篇文章相互交流，他在2017至2021年川普執政時擔任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

我怎麼來到這裡的？

我想講的故事是一段地理、知識和精神的旅程，也是對過去幾十年全球地緣政治發展的看法。

這是一個關於我如何發現自己的命運，為美國未來而戰，以及如何努力捍衛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故事。

我希望我寫下的文字能引起你的共鳴。

「世界是平的」

2005年，我從印第安納州加里（Gary）以南一英里處的一所天主教高中畢業後，以一名大一新生身分，參加了名為「全球化世界的創業精神」的學生會議。會議重點為「平坦世界的社會責任企業」，當時會議強烈建議與會者閱讀《世界是平的》這本書，這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當時新出版的一本書。

我讀了這本書，透過這本書了解到基本上中國被預測為全球經濟的未來。作為一名主修商業卻對語言充滿熱情的學生，即使我迷戀法語且之前對中國文化沒有太大的興趣，還是決定學習中文，這將是一個聰明而務實的行動，隔年秋天我便一頭扎進了大學開設的中文課程中。

2007年夏天，我在位於北京的中國房地產上市網站「搜房網」實習，這是它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三年前。實習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前一年開始的，當時首都熱鬧非凡。中國是夢想之地，據報導那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超過11%，這令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分一杯羹。

我參加了由搜房網主辦看似無止盡的新房地產開發之旅，在北京市場磨練了我的中文議價技巧，在凱賓斯基酒店學習了壁球運動，在那裡與我表舅見面，一位成功的能源企業家和工程師，當時是美國公司新派任駐北京的經理，並與他一同前往中國煤炭資源豐富的山西省能源生產基地進行實地考察。

我的表舅，是一位我認為具有魅力和鼓舞人心的導師，他要我以中文隨身翻譯的身分與他一起參加這次旅行。一個20歲的人，在美國只讀過一年大學初級中文，在北京剛經歷幾個月的激烈市場議價，從中學到一些知識，所以當時我非常認真看待這次任務，並帶了我的平裝英漢詞典，以防我遇到一些我在課堂上還沒學過的詞彙。白天，我們參觀了生產現場，鑽探機在地裡鑽孔時，周圍農地的農民正在將每公斤售價幾元（人民幣）的白菜裝上摩托三輪車。

後來，我與一名當地的共產黨官員及其隨行人員共進晚餐，最後到了一個空蕩無人的鄉村夜總會，在閃爍迪斯可燈光和不停從機器噴出煙霧的舞池裡，我嘗試唱著《友誼萬歲》，面帶笑容的官員，因喝了白酒（中國烈酒）他的臉紅嘟嘟的，跟著歌曲點著頭並熱情地拍著手。這位官員在與下屬唱了幾首中文歌後，不顧我的婉拒，堅持要我也唱一首歌。

那時我唯一學會的一首中文經典歌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不過這似乎不適合在這種情況下唱。瀏覽完卡拉OK機提供的有限且過時的英文歌曲後，我選擇了新年經典必唱歌曲《友誼萬歲》，這是我唯一認得的歌曲。這種有趣又尷尬的冒險對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是司空見慣，而這只是我早年在中國的眾多難忘經歷之一。我深信我選擇學習中文是正確的。

演奏大提琴的女孩

2007年9月，在北京過了一個暑假後，我來到台灣，在國立台灣大學的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學習了一學年。除了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虛假聲明和不斷威脅要以武力奪台之外，我對於台灣這個擁有 2300萬人口的民主島真的所知甚少。我原先以為，既然台灣人也說中文，這裡事物的運作也會與中國相似。但我很快了解到在很多方面這些都是錯誤的假設，我開始學習台式中文的輕快語調，並漸漸地我放棄我的北京口音。

在台北我跟一對八十多歲台灣夫婦租了一間公寓房間，他們叫我稱呼他們「阿婆」和「阿公」，這是台灣人對祖母和祖父的稱呼。每天我要去上課時，阿婆阿公都會喊「上課了」，意思是「你要去上課了」，如果天冷就會將這種傳統提醒加上「多穿一點」（穿件外套），或是下雨時就變成「帶雨傘」。當我下課回來時，他們會喊「回來了」或「你回來了」。透過與台灣爺爺奶奶的日常互動，我學到了很多台灣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和正直本性。

到台北幾個星期後，我在台大壁球場認識了一個特別的女孩。當時她一個人打著球，我敲著球場玻璃牆，問她要不要一起打球。她是台灣大學應屆畢業生，正在申請在美國的研究生院。她向我介紹台灣文化，我則是儘我所能介紹我認識的美國。

10月9日深夜，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幾週後，我們一起坐在大安森林公園圓形劇場的舞台上，這是台北版中央公園，共享寧靜的時刻，一切清晰下感覺超凡脫俗。那天晚上，她穿著一件桃子色洋裝，我們放眼空蕩蕩的座位和夜空時，她描述了多年前曾在這裡的一場音樂會上演奏大提琴。幾個小時後，我才知道隔天，10月10日，是台灣的國慶日，稱為雙十節。這是我頭一次知道台灣國慶日，這讓我聯想到這個女孩、我們的相處時光，以及這個舞台。

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在不同國家和各大洲相遇，這位特別的女孩已經成為了我的靈感泉源，對我來說她代表了台灣的本質。

如果中共侵略台灣，奪走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權，這意味著什麼？

想想那個在舞台上彈奏大提琴聰明又美麗的女孩，會畢業於台灣最好的大學並追求自己的夢想嗎？

迫降中國

在台灣學習期間，我獲得了美國國務院的語言研究獎學金，並於2008年夏天抵達中國的沿海城市，位於上海附近的江蘇省蘇州市，完成了國務院的關鍵語言獎學金（CLS）計劃。

蘇州有時被稱為「東方威尼斯」，1200年代馬可‧波羅曾到訪蘇州，一直以來蘇州以其商業、運河和花園而聞名。中國有句名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有一天，一位同學說得更平鋪直敘，他花了幾週的時間來感受和評論這座城市。「我會把這裡稱為我們心目中『刻板印象』的中國」，在當天的課程開始前他對全班說道，「這是大家從小到大在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中所看到的中國。」暑假期間，我們班去了雲南西南部與西藏接壤的昆明、大理和麗江等城市。為了更多了解中國經濟情況，課餘時間，我在中國四大國營商業銀行之一的中國工商銀行蘇州工業園區分行實習。

那是期待已久的北京奧運會的夏天，8月8日，我和美國同學及當地的中國講師擠在宿舍走廊裡圍著舊電視機，舉辦一場觀看開幕式的臨時派對。收看著做為國家廣播機器的中央電視台，我們看到了極權主義的中國在幾十年的經濟快速成長後，以強權國家的姿態昭告全球它登上了世界舞台。中共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其經濟增長更加快速。

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數據，1999年至2011年間，美國有近600萬個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芝加哥大學發表的一項研究（  ）將這近100萬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和總數240萬個工作機會的流失歸因於與中共競爭。前白宮貿易和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2018年寫道：「自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美國已經失去了7萬多家工廠，超過500萬個製造業工作，GDP成長率大幅下降。」

麻省理工學院、蘇黎世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教授們在2021年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貿易衝擊」對美國的影響「在2010年趨於平緩」，但是「到2019年由中國帶來的進口競爭，仍對美國仰賴貿易的通勤區內的製造業就業、就業人口比率和人均收入產生不利影響」。

該報告進一步指出，美國「勞動市場更容易受到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經歷更多工廠關閉（和）製造業就業、就業人口比率、低工資工人的收入、房價和稅收方面的更大幅度衰退」，並且「造成兒童和成人陷入貧困生活、單親及因毒品和酗酒造成的死亡率大幅增加」。

納瓦羅還指出，「隨著美國的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式微，中國在這方面的實力增強，我們現在在南海等地面臨著一個戰略對手，其軍事力量資金來源主要經由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

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最近的一篇《外交事務》文章中寫道，針對美國長達數十年的「旨在幫助中國變得更加富裕的接觸政策」，實際上是以犧牲美國為代價的，「中國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但中國並未轉變為自由民主國家或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相反地，中共領導人將自由主義價值觀視為對國家穩定的威脅……非常遺憾地：接觸政策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戰略。」

雖然中國經濟成長在2008年以極快的速度持續成長，但美國經濟成長卻即將創下新低。2008年9 月，我剛回美國準備秋季學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點明全球金融危機的關鍵時刻來臨。這場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持續多年的經濟低迷在當時被認為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2006年夏天，我曾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交易大廳擔任交易員助理，當時我對成為投資銀行家或證券交易員的意向還不明確。這些意願在2008年遭遇現實考驗，美國各地的金融機構大規模裁員並停止招聘新進人員。

大三時我雙修金融及中文系，我想在美國金融業找到有前景的職位，這個希望看起來似乎很渺茫。然而，中國被譽為能將全球經濟從低迷中拉出的帶動引擎。對於我選擇學習中文來說，這個決定就顯得更加明智。

接下來的2009年夏天，我第二度完成了美國國務院的關鍵語言獎學金計劃，這次是在位於中國東北哈爾濱市的黑龍江大學，同時也利用空閒時間在工商銀行實習。

哈爾濱位於俄羅斯附近，其建築展示了這座城市在歷史上受到俄羅斯的巨大影響。這座城市每年冬天都會舉辦廣受歡迎的冰雕節，即使是在夏天，來自草原的強風也預示著幾個月後那裡將會變得非常寒冷。夏季的重點包括參觀孔子的故鄉山東省曲阜市，攀登以富有文化意義和中國歷史文學地位而聞名的泰山，跋山涉水穿越內蒙古地區到達位於中俄邊境的城市滿洲里，以及長白山攻頂之旅，長白山橫跨中國與北韓的邊界，在韓國文化中具有神祕地位。眺望長白山的火山口湖，又稱為天池，我也看到了北韓雲杉林立的景色。

回到美國完成大四秋季學期之後，我再次前往中國，於2010年1月抵達南京大學，成為美國國防部中文領航項目的學生，該計劃由國家安全教育計劃（NSEP）負責管理。南京是江蘇省省會，也曾是1949年共產黨發動革命前的中華民國首都，而我在這的春季學期是我在大學部的最後一個學期，完成學業後，我成為第一個在印第安納大學完成中文領航項目的學生。

學期中，我受邀參加了由中央電視台和孔子學院總部主辦的外國學生說中文比賽。我同意參加，並用中文寫了一首不敬的詩《一輩子洋鬼子》，幽默地講述了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中國，我了解到無論我的中文水準有多高，我有多了解中國文化，在中國這個保守社會下，我最終還是被認定為外國人。在比賽之後，我被評委們選出，從江蘇省的區域比賽晉級到幾個月後在北京舉行的全國電視比賽，第二天我的詩被刊登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揚子晚報》上。詩中有諷刺意味和批評中共箝制言論的內容受到了審查。

《……我在美國的時候隨便發帖子，在中國卻被和諧掉，沒面子！…..》

這首詩經審查後，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中文教科書中重印。

2010年6月，語言比賽結束後不久，我應邀參加了中國最大的電視網之一江蘇衛視的中文全國綜藝節目《幸福晚點名》。透過這場被中國各地數百萬人觀看的節目，我的中文名字「墨龍」開始為觀眾所熟知，其中文發音「墨龍」與我的姓氏發音相近。

作為一名剛到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我對從事金融業的想法淡化了，而中國媒體的新奇事物正在向我招手。當時，我並沒有完全了解到我正踏進另類實境中，而這般現實讓我能進一步觀察中共官方控制的媒體，這種經歷對於非中國人是很少能接觸到的。這樣的冒險把我從才藝表演參賽者帶到電視藝人，再到國際新聞主播，不過我還是個文化局外人。

成為墨龍

在前超級名模李艾和機智的諧星彭宇共同主持的深夜綜藝節目《幸福晚點名》中，我有機會與他們進行一番唇槍舌劍，現場有些最具才華和娛樂性的年輕人，其中許多人繼續在中國媒體嶄露頭角，包括成為電視主持人和電影演員。這特別安排的部分是江蘇衛視為了提升製作能力及向台灣媒體學習，而與台灣知名公司金星娛樂聯合製作，該公司製作了熱播的台灣娛樂節目《康熙來了》、《大學生了沒》。

江蘇衛視《幸福晚點名》邀請了當時嶄露頭角的中國流行歌手胡夏、被譽為「國語流行天后」的台灣明星蔡依林、銀幕巨星范冰冰、黃曉明等嘉賓。因演出《幸福晚點名》而獲得在全國電視上曝光，為我帶來了更多上媒體的機會，包括有機會參加東方衛視的全國轉播比賽。在節目中我與四名中國演員接受一連串挑戰，我們五個人每輪都由攝影棚內的觀眾投票。節目安排我與來自台灣的明星Makiyo合作，當最後的投票結果出現時，我贏了，並對全身被突然噴滿香檳感到驚訝。當離開攝影棚時，我帶著空的香檳酒瓶作為獎杯，用來紀念這個美妙的時刻。

不到四年的時間裡，我從一個在美國學習基礎中文的學生變成了會說中文的藝人，在中國還贏得全國電視比賽。我以為這些樂趣與新鮮刺激會繼續存在，但正如中國諺語所說，「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進入2011年幾個月後，《幸福晚點名》節目宣布將停播。出演七十多集的《幸福晚點名》一直是我在中國媒體上的主要節目，我的未來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

《幸福晚點名》節目結束後，我有些機會接手一些零碎的媒體工作，比如在江蘇省一個短暫的區域性綜藝節目中擔綱演出，還有個一次性工作，在另一個江蘇電視節目中為一位國外來賓擔任中英口譯。之後不久，我有機會為杭州浙江衛視全國綜藝節目《奇妙見面會》尋找及預約嘉賓，該節目由綠箭口香糖贊助。杭州浙江衛視在南京東南邊，搭高鐵需一個多小時的車程。2011年8月，我到了杭州，在《奇妙見面會》片場待了一天，當天的特別來賓是香港流行音樂二人組Twins。在那之後我必須做一件所有待在中國的外國人所熟知的事，就是為簽證時效而出境再入境。

出境再入境是一種定期性的儀式，為符合中國簽證的要求並在法律規定時間內停留中國，外籍人士必須定期離開中國，在護照上加蓋出境證明，然後再入境。辦理簽證可能是在中國的外籍人士最傷腦筋、興奮和同時也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過程中可能充滿了意想不到的冒險，令你終生難忘。

此時此刻的旅行竟然是這樣的冒險。它是我的生命中一段意外提供冥想思考的插曲，並在我的記憶中保持了神祕的特質。發現自己站在青春的十字路口，沒有行程的自由漫遊，不確定的未來，伴隨著無限的可能。我坐上了開往中國東南沿海亞熱帶城市廈門的高鐵，目的地台灣政府管轄的金門出現在我眼前。

桃花源

廈門與面對軍事戒備的金門，跨海相隔僅幾英里。1600年代，台灣民族英雄之一的鄭成功曾將金門做為反攻據點。近代，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後期，金門經常遭到中共的砲彈攻擊。島上最出名的產品除了高粱酒之外，還有運用大量中國砲彈殼製作的刀具。距離中國最後一次砲擊金門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緊張局勢已經緩和到在廈門和金門之間有定期民用渡輪服務。我可以乘坐渡輪前往金門，在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PRC），我的護照會蓋上印章。

步調緩慢的金門，棕櫚成蔭的寧靜街道，獨具特色的台灣商店及和善的當地人，感覺這裡像是隱藏的天堂。這讓我想起《桃花源記》的故事，這是我喜愛的中國文人陶淵明的作品。我曾經在《揚子晚報》的訪談中及東方衛視上提起過陶淵明。

我第一次讀到陶淵明的作品及生平是在中國文學課上。陶淵明的曾祖父是東晉大司馬及刺史，祖父及父親做過太守。生於4世紀的他，早年也步前輩後塵，出仕做過小官。但他不喜歡他的管職，對做朝廷命官俯仰由人的拘束生活感到失望。他恥於「為五斗米折腰」而犧牲自由，逐辭官歸里，躬耕自資，飲酒賦詩。

陶淵明的詩文流傳後世千餘年，《桃花源記》是最膾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文中講述一位漁夫無意間來到溪邊的桃花林，順著溪流到了山邊的水源處。從一小口進到山裡，他發現一個田園詩般的世界。村中人過著知足幸福的生活，自言先祖為避秦時戰亂來此絕境，從此住在桃花源的人都與外界隔絕。他們聽漁夫講述世事紛擾，為之嘆惋。漁夫離開前，村民請他不必對外人提及他們的存在。離開後，漁夫沿途標記路線，並將此事稟告太守。太守遣人隨他一路找尋標記，卻再也找不到桃花源。

我認為金門和台灣代表的是理想國境，就像是陶淵明故事裡的桃花源。我視台灣為自由與安寧的避難所，置身於極權主義中國壓迫及殘酷生活現實之外。

在中國時，我漸漸發覺，除了電視演播室裡明亮的燈光和笑聲的人造泡沫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國在共產極權下已失去傳統及文化。我親身經歷了中國電視及其它媒體如何通過國家系統審查制度及個人自我審查，也讀過有關極權中國那些帶來致命及災難性的歷史，像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屠殺，也看到及感覺到中國人民的絕望，想逃離自己的國家，有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像是座全世界最大的監獄。

整體來說，中國很不幸地已變成一個沒有靈魂的社會，缺乏信任及利他的精神。人民可以為了現實利益或是政治考量而出賣彼此。似乎沒有比金錢及政治權利更高的信仰或是價值體系，而這些卻能短暫帶來大多數中國人所渴望的安定生活。相反地，在台灣卻保存了傳統文化及價值觀。台灣人民沒有極權政府洗腦式控制及壓迫，生活在自由環境，彼此尊重，顧及尊嚴，並相信有更高影響力及原則能滋養他們的靈魂及人性。

簡單地說，中國（中共）豔羨台灣，但在極權體制下，中國永遠無法成為台灣。台灣的存在及其開創的範例，讓中共嫉妒並感到威脅，加上幾乎所有中國人從小學就被共產黨洗腦，他們稱，決心「收復」台灣，必要時會武力攻台、實現統一。其思維邏輯似乎是，如果中國人必須生活在痛苦中且沒有自由，台灣人也理當如此。

「台灣人自認為很特別，但他們並不比我們強」，在與中國各界人士的無數次談話中，我都聽到這樣充滿怨懟的話語，這是典型的「見不得別人好」心態。

經歷這一切的台灣人，就如同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漁夫遇到的隱居村民：在外在威脅和災亂的包圍下，他們只想繼續寧靜祥和地生活。在台灣，我感受到寧靜與祥和，我感謝台灣的存在。為了台灣人與全世界，我希望台灣保持自由。

我在第一次訪問金門之前看到的一切，就讓我視共產中國為一個失敗；那時候，共產黨已篡權執政六十多年了，順服六十年的中國人在維護中共的權威與極權體制時，不是同流合污嗎？

鑑於中共極權主義清楚地構成對台灣自由迫在眉睫的威脅，我幾乎沒有精力去關心中國的未來——中國人必須自己解決問題。我曾想過，在沒有靈魂、沒有自由的制度下生活，如果這就是中國人想要的生活，那是他們的選擇，但我不會袖手旁觀，讓中共極權奪走台灣2,300萬人民的靈魂和自由。我那時就想，中國人已做出選擇，而台灣有權自己選擇。別碰台灣，讓台灣人過自己的生活。

南京到紐約

2011年9月，從金門回到南京後不久，我得知一個英文新聞節目《Hello Jiangsu》（你好江蘇）在江蘇省內外播出，需要一名主播。在面試和試鏡後，我得到了這份工作，並由此獲得了難得的機會一窺中國官方媒體製作重大新聞的角度。

在節目開始後不久，我開始申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因為我擁有新晉電視主播基本資格。在《Hello Jiangsu》的試鏡，我看到主播的工作能成為我回到美國的橋梁。

在一篇我申請哥倫比亞大學論文裡我提到：「雖然我在江蘇電視台的工作從技術和文化的層面上為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我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媒體機構所受到的箝制。在新聞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是希望能接受美國新聞標準的正規培訓，並轉而進入美國的媒體機構……江蘇電視台擁有大型媒體集團的大量資源，我將利用接下來的幾個月精進鏡頭前的表現，旁白和編輯的技術，再回到美國接受新聞標準培訓以及回到我曾經認為理所當然的言論和新聞自由。」

我的申請相當成功，2012年，在收到錄取通知後，我離開南京前往紐約市。畢業後，我在CNBC總部擔任記者。在CNBC，我與編輯合作報導和撰寫文章，而這些報導經常被列為CNBC.com上每日閱讀量最高的文章。後來，我轉入私募股權投資業，在管理著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公司下進行投資和籌募新資金。

疫情、選舉舞弊、示威及審查

出乎意料的是，極權主義中國引起的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2020年總統大選選舉大規模舞弊，促使我有必要履行美國公民責任，捍衛選舉制度的公正性和美國公民的選舉權。1月6日，我在華盛頓特區行使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與公開抗議的權利，隨後在美國第一次我的文章受到審查，我從未想過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一個崇尚自由的國家，包括主張言論和新聞自由。

和其他美國人一樣，看到唐納德‧川普不同於以往總統的行事作風，我振奮不已：他的言行建立在真理、常理和崇高的原則上，帶領美國人重新走上崛起之路，在我平生經歷的總統中，能跟他

相比的可能只有里根總統。川普總統能夠有效推動惠及美國公民和工薪階層的政策，而不是惠及兩大政黨的特殊利益集團與政治機構，一個關鍵原因在於他是一位獨立的成功企業家，很大程度上是自籌資金進行總統競選。因此他不依賴政治獻金者或政治機構，令這些人非常懊惱的是，川普不像以往的典型政客那樣理會他們有意圖的指導。

許多在政治機構、企業媒體和大型科技公司中的人對川普總統提出嚴厲且不公平的批評，因川普政權使他們覺得失去了舒適圈，他們的腐敗權力受到威脅，但川普總統一直在賣命地努力恢復美國國內的工業基礎，阻止美國就業機會轉往國外，並站出來反對地緣政治對手和意識形態對手，特別是中共極權主義對美國的不平等對待。

在川普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美國的失業率降至50年來的最低點，股市創下歷史新高，經濟快速增長。一直以來，川普總統讓美國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覺醒，那就是中共極權主義持續對美國和全球自由、民主及人權構成最大威脅的事實。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帶領下一代美國年輕人正確地將自由民主的美國，視為全球經濟的機遇之地和未來希望，而非極權主義的中國。

2019年，中國共產黨（CCP）掩蓋了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在武漢爆發的事實，到2020年初已將病毒散播各國，造成全球大流行並重創經濟，讓各國及其民眾震驚錯愕不已。與此同時，誇大的防疫考量，為違憲和臨時擴權郵寄投票程序提供了完美的掩飾和藉口；設計這樣的投票程序，是為了濫用在2020年總統大選上。

2月份發表在《時代》雜誌上的一篇極具揭露性文章詳述了2020年大選之前和期間政治操作「陰謀內幕」，是針對川普總統「前所未有、意想不到和不達目的不停歇的競選活動」。「根據訪問該組織的內部運作、挖掘前所未見的文件以及採訪數十名參與者」，文章指出，「參與者想要揭露2020年總統大選的祕史，儘管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偏執狂的夢想——一個資金充足有權勢的陰謀團體，他們來自各行業及各個意識形態，在幕後試著想以影響觀念、改變規則和法律、引導媒體報導和控制消息散布。」顯然認為讀者非常天真，《時代》雜誌的作者隨後厚顏無恥且欠缺說服力地試圖掩蓋這個陰謀集團，並補充道：「他們沒有操縱選舉；他們正在強化它。」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納瓦羅在一份搜集多方資料學術報告中，以強而有力證據和統計數據詳述選舉舞弊改變了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

因應發生的選舉舞弊，川普總統號召於2021年1月6日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示威抗議，距離他本來應該開始第二任總統任期的時間僅剩兩週。我密切關注所有發生的事情，並知道我應該要在華盛頓特區，與我的美國同胞站在一起，維護美國選民的選舉權和選舉制度的公正性，以應對當時仍然是一種企圖、還不是現實的以選舉舞弊手段竊取總統職位。

1月5日，我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台階上遇見了美國眾議院代表吉姆‧貝爾德。我事先安排了會面，向貝爾德代表的辦公室說明我會參加在華盛頓的抗議。眾議院代表貝爾德是名越戰老兵，曾獲得兩枚紫心勛章、英勇銅星勛章，及博士學位，第二天他與其他眾議院代表在國會中展現魄力與正直，反對某些州對選舉團人選的認證，而這幾個州不經州議會的同意便頒布新的選舉規則。

1月6日，我聽了川普總統在橢圓形草坪的演講，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眾多美國同胞一起和平抗議選舉舞弊。川普總統演講後，我走向國會山莊，與外面一群美國同胞交談分享故事，其中有一位退伍軍人提到他曾在2000年代初在阿富汗服役，在追尋自己熱愛的工作木匠之前曾進入IT行業；還有人告訴我他是移民海關執法局（ICE）的現職人員。我在1月6日及前幾天在華盛頓碰見和交談的人都能真切感受他們的愛國精神和正直本性。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為了美國選民的權利和選舉制度的公正性挺身而出，我們的互動充斥著一種溫暖的友情。抗議選舉舞弊當天，我在《大紀元時報》發表的第一篇評論文章標題為「為什麼1月6日我要參加抗議」。

不久之後，我第一次收到Facebook和LinkedIn對我文章的審查，和無數其他美國人一樣，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匿名、出於政治動機審查者的箝制。我寫了幾篇文章提到我之前所遇到前所未有的審查：《警鐘：中共式審查制已登陸美國》、《帖子惹禍：我如何被臉書審查？》及《作為美國人 我在中美都被審查》。

站在前線

在新冠肺炎襲擊美國後，對美國經濟及2020年總統大選的公正性造成傷害，我進一步了解到極權主義中共的邪惡影響力。運用我得到的知識及專業，持續寫作及捍衛美國、自由、民主和人權。

重建選舉的公正性、加強邊境安全以及抵禦極權主義中共日益加劇的侵略，是美國人民必須共同努力的目標。而全面維持和加強對極權主義中共的施壓，是兩黨強烈支持的政策，作為強化美國人民團結並保障美國未來的重要基礎。

雖然美國政治兩極化已經很明顯，但美國人民應該達成共識的是，為了國家，我們希望現任政府按照常理行事，為美國公民的利益而努力，而不是為某些特殊利益。

儘管我們還是希望能看到現任政府表現正直和賢能，但是現任政府行政人員長期且罪證確鑿的腐敗及無能，迫使美國公民必須積極站出來，讓我們的聲音被聽到，並比以往更有奉獻的精神來強化國家和機構的完整性。

我相信我能為美國和世界的自由、民主和人權貢獻的最好方式是繼續保持作為作家和記者的身分，關注美國、台灣和對抗極權主義中共。今年稍早，我寫了一篇特別有意義的評論文章，標題為「有靈魂的台灣」，發表在《大紀元時報》，並在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網站上有專題報導。文章中，我寫道：「台灣人民站在自由與極權對抗的前線，他們在這場對抗中的持續勝利，是世界未來希望的重要風向標。他們珍惜自己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世界各國和公民應該與他們站在一起捍衛這些價值觀。」

身為一個美國人，我把《有靈魂的台灣》中寫的字字皆奉為圭臬，和我們的朋友，台灣人民，並肩站在同一陣線。

今年稍早，我回到台灣，成為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的成員，以記者身分，至今採訪了來自美國、台灣等國家捍衛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政府高層官員、知名學者和優秀的作家。9月，我第三次獲得美國國務院的語言研究獎學金，在繼續發表文章的同時，也在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運用這項獎學金提升我的中文技巧。

雖然陶淵明故事中的桃花源在漁夫來訪後就再也沒有找到，但我找到了一條不同的路回到金門桃花源。這次我沒有從杭州搭火車，或是從廈門坐渡輪尋求從極權主義中國得到喘息的機會，而是從台北坐火車，從台南搭飛機，站在民主的前線，捍衛我所居住的自由世界。

雖然我在這裡是外國人，但金門人民比我盡一切想像的還要更為熱情好客。在金門和烈嶼閒逛了幾天，我與一位金門當地作家交談，他詳細介紹了金門的歷史和時事，並帶我參觀了重要的文化和歷史遺跡，介紹我認識其他居民，讓我有機會採訪金門重要的官員、政治家和學者。

在金門與其他記者會面後，大紀元相關企業新唐人電視台播出了關於我旅程的中文電視新聞報導。我在報導中指出，台灣在前線，與極權主義的中國遙相對望，保護著台灣人民和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和人權。我用中文說：「如果台灣這個國家還存在，全世界還有希望。」

美國人與台灣人民有著共同的基本價值觀，透過繼續支持台灣主權獨立，才可以幫助美國對抗中國共產黨為了干預美國而持續發動有計劃且致命的戰爭，及堅守美國的民主燈塔，最終我們將獲得勝利。我們和世界各地的盟友站在一起，我們有能力且必須打敗中國共產黨及其緩慢散播至世界的邪惡。

在第一次造訪金門十年後，我發現自己正處於人生的另一個十字路口。我無法確定未來，但我得到的經驗、知識和智慧讓我相信我有能力塑造它。對於到目前為止尋得的美好和人生意義，我心懷感激，並抱著希望和決心展望未來。

我為國家、自由和我關心的人而戰。

而且我知道，前線是我應該去的地方。

原文：Dispatch From Quemoy: My Journey to the Front Lines of Freedo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