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10日訊】作者簡介：

郭軍，1957年8月1日出生於北京通州。《中國青年報》記者，筆名郭君、宋強、辛知、吳銘等，已退休。1958年父親被打成右派，1966年以歷史反革命家屬的罪名轟回河北涿縣老家，1967年1月返回通縣。1975年3月初中畢業後去京郊通縣城關人民公社小潞邑村插隊，1976年12月回城。1980年10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夜大學漢語言與文學專業。

1985年3月進入中國青年報群眾工作部當記者、編輯，後進入體育部工作。1999年10月該報實行「全員解聘、全員競聘」，在子報《青年體育報》以待崗職工身分工作5年半。2005年9月子報停刊，繼續待崗2年。2007年躺在報社大門口抗議、討薪，報社編輯委員會作出決議，不恢復記者編輯工作，安排到總編室檢查組當校對，工人待遇。2017年8月以主任編輯職稱退休，相當於副教授。當月赴美。

【王碧波】（1919年—1990年），原名王瀞禮，河北省易縣人。1936年考入河北省省立高級工業技術學校，次年日軍侵華失學，進入日軍工廠工作。1944年與國畫家郭篤民結婚。1958年，身為河北省通州女子師範美術教師的郭篤民被打成右派勞教，她帶著4個年幼的孩子謀生。1966年全家以「歷史反革命家屬」的罪名被取消北京市市民戶口，轟到河北省涿縣（今涿州市）西河村老家。第二年帶著孩子們返回北京市通縣（今通州區），與紅衛兵巧妙周旋，1973年終於恢復城市戶口。

一生中勞累過度，得過4次肺病；上世紀60年代搞家庭副業時紡過石棉，患上石棉肺，是職業病。但因為沒有正式的工作單位，沒有醫療保險，不能享受公費醫療。1979年郭篤民改正右派，恢復工作，因為妻子兒女在北京，得以返回北京市通縣少年宮工作。但是夫妻分別21年，郭篤民於1980年過年前離家出走。王碧波1989年年底石棉肺爆發，病危，第二年在花盡自己微薄的存款之後，不願意拖累兒女，吃藥自殺。1990年12月3日去世。

序言

我越來越恨共產黨，過去的經歷不說，2017年來到美國後接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搞清楚了過去的錯誤觀念，看到了講實話真話的自媒體和報紙，就更加痛恨中國共產黨。

寫回憶錄、寫我家的苦難經歷是我四十多年前的想法，但是後來因為生活和工作上的新的磨難，這個念頭被淡忘了。最近（2020年6月）因為新冠肺炎，工作清閒了很多，生活也相對穩定了，所以再次萌生了寫書的念頭。

黑五類子女的故事

母親的回憶錄

我母親去世距今已經整整30年了，許多事情都淡忘了，模糊了，但是我的回憶錄還是要從母親寫起。

她叫王碧波，原名叫王瀞禮，王碧波這個名字是她後來看了外國電影自己改的。我姥姥家是河北省易縣東婁山村，那是一個大村子，姥姥家是當地有名的地主，土地很多。但是到了我姥爺這一輩兒就沒落了，可能是因為姥爺抽大煙。最近大姐告訴我，我姥爺他們最早是山西人，後來是逃難還是什麼原因來到了河北易縣。

我母親兄弟姐妹是8個，大姨、二姨、大舅、三姨、我母親（四姨）、二舅、三舅、四舅。大姨因為生下不久的小孩兒死了，傷心過度自己也去世了，死的時候很年輕。二姨活到了一百多歲，大概是2002年死的。三舅可能是國軍的連長，1947年戰死（屍體拉回北京，葬在了萬安公墓，占地面積不小），後來我大舅、二姨、三姨埋在了這塊墓地的三個角裡，最後一個角是表哥王治占的。他是共產黨的處級幹部，懶，喜歡看電視，看了30年電視，得了嚴重的糖尿病，後來又得了癌症，不再吃藥，很快就嚇死了，其他5個人我都見過甚至有很多來往。

母親小時候沒有分家，家裡人口多，也因為沒落了，還因為地主都是節儉的，生活並不好。比如孩子們多，喜歡吃甜的，所以家裡的土地不種紅薯，大人們說紅薯吃得費，不經吃。我母親從小身體就不好，嘴饞，又沒有愛吃的，紅薯都吃不上，所以經常是處於半飢餓狀態。但是她喜歡看書，學習好。大概是1936年她考上了保定的紡織學校，中專，那時候就是知識分子了。中華民國時期，工業基礎不強，城市也不發達，許多學校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但是中國的紡織工業發達，工廠特別需要技術人員，所以母親的學校是包分配的。但是她只上了一年，日本鬼子就打來了，學不能上了，據說學校也被日本鬼子搶了，機器都給賣了。如果沒有日本侵華我母親後來就是工程師，整個人生都會不一樣，所以她後來說自己最恨日本。

1937年，日本占領北京後，我姥姥也帶幾個舅舅和姨媽來到了北京，是共產黨把他們逼來了。我二舅說：1937年，八路軍楊成武部到了易縣一帶，就是所謂的「挺進敵後」。附近的農民借著這個勢力，就開始搶地主。農民把姥姥家一切可以搬走的東西都拿走了，糧食家具農具不用說了，就連門和窗戶也卸下來扛走了，土炕的炕沿兒是木頭的，也拆走了。這樣就沒辦法生活了，所以只能來北京投奔親戚了。其實共產黨表面上說大敵當前，一致對外，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團結地主富農一致抗日」的政策。但是實際操作並非如此，可能是暗中指使、支持農民搶地主的，農民得了好處，自然會跟著黨走，支援八路軍，參加八路軍。所以共產黨的軍隊由1937年抗戰前的3萬人發展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一百多萬人。1937年，我二舅15歲，他應該已經具備了解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

母親不能上學了，也到了北京和家人團聚。為了生存，母親就到了日本人開的軍用被服廠上班，辛苦勞累不說，還要遭受日本人的性騷擾和欺壓。後來就有人給母親介紹了對象，就是我父親。母親一見面就不喜歡他。很瘦，臉很窄，就像一把刀。那時父親還上火了，嘴唇裂了，抹著紫藥水。形象顯然不好。但是母親為了逃離日本工頭，還是繼續和他來往。

父親叫郭篤民，他的家鄉是河北省涿縣西河村，離北京不遠。父親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而且家裡七八代都是單傳。父親家也是地主，但是也沒落了，土地不多了，爺爺去世了。他從小就喜歡畫畫。但是家裡窮，只是畫畫無法生存，所以他就考了師範學校，包吃包住還給零花錢。大概也沒有等到畢業，後來賣畫有些收入了，就不再上學了。也就是說父親從1930年代就開始賣畫，而且是在北京著名的榮寶齋。據後來的人研究考證，那時候國畫大師齊白石也在這裡賣畫，價格比我父親高不了多少。

但是那時候一般老百姓很窮，國難當頭，賣畫為生很困難，所以父親還是不富裕的。我大舅還是二舅從一開始就反對這門婚事。他說自古以來畫家絕大部分都是窮困潦倒一生，嫁給畫家註定受苦。其實還是有變數和少數的，只不過父親這個人酷愛藝術，為人耿直，不善於經營，晚年偏執，而且正處在共產黨統治欺壓之下，所以自己一輩子受窮也給我們一家帶來巨大的災難和貧窮。

父親那時候身體也不好，原因之一是之前愛上了一個跟他學畫的富家小姐。人家為了學畫跟他來往，但是就是不許他談感情的事情，想必家裡早就囑咐過她，她自己也明白不能嫁給一個窮光蛋一輩子受窮。但是父親單相思，所以就把自己搞得神魂顛倒，身體很差。之後是隨之而來的生殖系統疾病。所以他們結婚後好幾年都不能生育，直到1947年才生下了我大姐。

父親比母親大5歲。有些小事母親當時也很在乎，剛認識的時候是夏天，父親為了討好母親沒有抽菸。過了夏天就又抽菸了，母親質問他為什麼抽菸，他說夏天天氣熱，上火，所以不抽，現在天氣涼爽了當然要抽了。

1988年，我和母親一起住在通縣中山街，母親就想寫回憶錄，她口述，讓我執筆，寫了一部分，現在看，有些細節很真實，是別人的敘述所不能代替的。當然她也有自己的考慮，有些事情沒有講，所以也是有不客觀的方面。下面是她的回憶：

1936年，我考上了河北省省立高級工業技術學校，女生學的是織染布，畢業後可分配到紡織廠當技術員，因為當時中國的紡織工業特別發達，這樣的學校又少，所以它是當時全國少有的包分配的學校之一。可是，剛過了一年日本人就來了，把學校的機器、器材都搶了，學是沒辦法上了。我家是河北易縣的，那時候日本人還沒有到易縣，縣裡監獄裡的土匪就砸了大獄跑出來了，滿處搶東西。我家也被搶了，其實我家有十多口人，三十多畝地，算是沒落地主，我父親一輩子也沒有個正當職業，因此日子過得並不好，這一搶，就過不下去了。

因為鬧土匪，還因為我們易縣山裡有游擊隊，所以日本軍隊就來剿。當時日本剛占領中國，兵力還特別充足，剛來時也沒招偽軍，但是光日本兵就有好幾千人。村裡人以為有一萬多人。雖然是個小山村。他們到了之後先占領村四周的山，從山上往村裡打炮，打死好多人。打完炮，估計村裡的游擊隊已經跑了，就進村去搶東西、強姦婦女、殺人。我們因為害怕，就跑出來了。到北京來找做事的哥哥。他當時在南口稅務局做一個小職員，掙得少，不夠養家的。

我看了報紙，瞧見有個被服廠招做被子的女工，我就去了。做的是日本兵用的被子，5分錢一個，我就使勁做。當時我19歲。剛開始不熟悉，一天只能做幾條，後來就做10條，最後達到了17條。四十多名女工大多數是婦女，姑娘少，我是做得最多的。那時我天不亮就起床，頂著星星就出來，幹了一天，晚上往家走時已頂著星星了。後來我和監工的日本兵發生了衝突，原因是縫紉機壞了，縫補軍裝時做得不好，我就說是因為縫紉機壞了，可日本兵非說不是，還拿起活抽了我一下。我後來找了日本廠長，她是一個寡婦，因為是日本大森部隊部隊長大森的姘頭，所以開了這個被服廠，她自然不會公平。我就很生氣，就回家不幹了。

回家之後，我還得找活，家裡沒有飯吃。當時西單附近有一個覺生中學，在皮褲胡同，招一名「給使」，要求小學文化程度，每月20元，報名的有幾十位姑娘，我考上了。另外還招一名「助手」，要求初中畢業，每月30元，另外一個姓周的姑娘也考上了。她父親嫌工資太少，因為還要交10元伙食費，她就跟我說：「咱們別吃早飯了吧，這樣交7塊錢伙食費就行了。」我同意了，可是我是從村裡出來的，在村裡一直吃早飯，又有胃病，禁不住餓，不吃早飯實在難受。每天一到上午11點，我就餓得受不了，肚子老咕咕叫，一陣陣的，挺響。我的辦公桌對面坐的是一個姓齊的男總務，三十四五歲，我肚子一叫他就能聽見，我就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越怕肚子叫，它是越叫。即使這樣我也捨不得多交那3塊錢好吃早飯。因為這錢還得拿回去養活我最小的弟弟。當時我父母因為收入少養活不了全家人，就回村裡去了，剩下我、一個未嫁的姐姐、弟弟一起生活。

我的工作叫「給使」實際上就是幹雜活的工友，可是因為那姓齊的總務特別拍日本人的馬屁，什麼事都攬過來，就讓我替他幹抄抄寫寫的工作，比如向教育局遞交的學生報表什麼的。

那間辦公室有4個人，我、姓齊的總務、一個男日本人，一個女的。那個男日本人老叫我給他倒茶、捶背，我當時是一個22歲的姑娘，挺不願意幹這種活，可是不幹又怕丟了飯碗，只好一天天地熬日子。這時，姓齊的就對我說：「給你介紹一個男人。」他對這個男人也就是我後來的丈夫郭篤民並不熟悉。是郭篤民在這所中學的附小教書的妹妹郭敬培在到我們這邊來簽到時認識我的，她託了小學主任叫劉子賓的來說媒，劉和郭篤民都是河北通州男師的畢業生，可姓劉的也不認識我，他又託姓齊的跟我說。

那時郭篤民已經28歲了，家裡窮，頂多只有三十多畝地，父親死了，剩下一個寡母，一個26歲還嫁不出去的妹妹郭敬培。他是高不成低不就，他媽要給他在村裡找一個小腳、不識字的老婆他不要；他上過一年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後來的美術學院）就因為沒錢輟學了。也追過幾個女生，但是人家有錢，他是窮光蛋，又沒有工作，就都沒成，他家是七輩單傳，哥一個，娶不上媳婦，連他妹妹也著了急。他身體還挺不好，照他妹妹話說就是「遣精」，我當時認識那個字，知道是遺精，可是不好意思糾正她。

有一天，姓齊的就帶了一個男人到辦公室來，因為當時辦公室裡只有我和那個男人，沒有日本人在場，所以我想那大概是星期日。這人個子倒不低，有1.74米左右，挺瘦，臉窄得刀條子似的，八字眉，眉中間還有一顆黑痣，一嘴七出八進的黃牙。大概是正長小瘡，嘴上貼著黑膏藥，穿著一件灰色的線呢布的夾袍。走起路來一副八字腳。穿的是兩隻家做的布鞋，我一看就覺得挺可笑的。我也不是覺得自己條件特別高，但是這個男人又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覺得我這樣長得普通的姑娘找一個這樣的男人還挺可笑的。也忘了見面說了幾句什麼話，反正是當時沒拿這事當事兒，也沒往心裡去。

過幾天，姓齊的就跟我說：你趕緊到北海去，那個郭篤民到北海去了。我說我也沒同意，不想去。那姓齊的是個油子，就左說右說，「那可不好啊，人家可等著你哪，不去不合適。」我從沒搞過對象，也沒經驗，就去了。那天還是颳著特別大的風，北海公園裡幾乎沒人，在那待了一會兒就回來了。回來後，過幾天他就老追著我問我同意不同意，我說，我父母也沒在這兒，我得問問我哥哥。他就非得見我哥哥。我哥哥見了他後對我說：「他身體太弱，又是畫國畫的，可自古畫畫的就多是窮人，他唯一的優點就是男師畢業。」他的意思是不同意，可是做哥哥的不好意思說。我呢，淨聽了姓齊的了。姓齊的勸我說：「你不是不願意在日本人手下工作嗎？他們家在村裡（他家是河北涿州西河村的）有五十多畝地，你結婚後不用上班了。」他又老追著我，老寫信。

沒過多久，天就暖和了，姓齊的就說：「急轉直下，訂婚吧，夜長了夢多。」讓我喝湯訂婚，此話雖是和我說的，可我也沒過腦子，後來才想起來是怕我想吹。訂婚得找家長啊，我親叔叔在北京，就把他請來，在西單附近一家飯館吃了一頓飯，照了一張結婚照，也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弄點錢做了兩個小金戒指，因為錢少，分量都很小，一人一個，我的大概兩錢，他的三錢重。

訂婚的時候，他們兄妹怕他媽那樣我看了想吹，就把她打發回老家了。訂完婚，他媽就回來了，這是個年過60的大腳婦女，他家是漢軍旗人，不纏足。穿了一件到膝長的旗人二褂子，粗布的，叼著一個大長菸袋，纂梳到後腦頂上，漢人一般梳到後腦勺，總之是比一般老太太高好幾寸。他妹妹雖然是介紹人，可是比我那時候大，（1941年）已26歲了，還沒嫁出去。所以特別嫉妒我和她哥哥，我每回一上家找她哥哥，她見了鼻子眼兒就比平時大了，氣兒不夠出了。他媽雖然窮，但是一天到晚也不幹什麼活，叼著大菸袋，老是用沒牙的癟嘴向我宣傳封建道德：「三從四德，在家從父母，出外從夫，夫死從子。」那「子」字拉得挺長的，因為沒牙咬不清這個字。「夫死從子」之後就不具體講了，而是跨過去講「忤逆」，「忤逆不孝」就得送官。可那時已不是滿清了，不能送忤逆了，因此她一說到這兒就挺惋惜的。

他媽老是跟我吹他家如何有錢：有二頃地，還掛著「雙千頃地」的牌子。其實土地經常買賣，那時也沒有根據土地數量掛牌的規矩。其實他家早就挺窮的，幾乎什麼也沒有。我們老家在涿州也有親戚，都是有錢的人家，比如「張村周家」、「林村郝家」，可是從來也沒聽說過「雙千頃郭家」。

他家還不僅在經濟上臭吹，郭篤民還向我隱瞞了歲數。郭篤民談戀愛時向我講，有一年他上小學的時候，進城上學後，軍閥就把涿州城圍了，守城的是傅作義，攻城的又是飛機炸，又是大炮轟，死了好多人。他媽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急得就哭。他在城裡待了三個多月才出來。我就順口問，那是民國多少年的事？後來他媽又向我念叨起這件事，我就問她他這時十幾歲，她說14歲。我當時不好意思當著眾人的面算，就把手背到身後去掰手指頭，一算才知道他瞞了兩歲。後來我就跟他說：「你不是比我大3歲，是大5歲。」他問我怎麼知道的，我就說了這個過程，他沒話說了，來了一句：「你倒是好歸納學。」因為這個歲數是我利用幾個事實歸納出來的。

訂婚的時候是暑假，過了暑假開學後我對同屋姓周的說：「他們家這麼困難，人又是這樣，我並不樂意這門婚事。」說完就哭了。正巧這天下大雨，我平時不好意思哭，母親也不在身邊，無人可訴苦，這次趁著大雨，別人聽不見，使勁哭了個夠。我心裡不痛快。那姓周的雖是初中畢業生，可城裡的孩子上學早，還比我小兩歲，她說：「你們訂婚太快了。」她是在這種事兒上有主見。後來郭篤民給她介紹了一個姓喻的郭篤民的同學。雖然是大學生，但是姓周的對郭篤民說：「我們是志不同道不合。」一口回絕了。我其實也不像村裡不識字婦女那樣愚昧，知道可以退婚，但又想親叔叔都給證過婚了，再退也不光彩，就沒退。

可是訂婚訂了一年，他們家也不急著娶我，這事連姓齊的都覺得奇怪：「他們家訂婚那麼著急，怎麼訂了婚了反倒不著急了？」其實不是不急，是沒錢娶親。轉過年，因為這覺生學校工資太低，姓周的就調走了。臨走，我又借著她走哭了一場。她心裡也不好受，說「你別哭了，哭得我頭疼。」我也託她給我另找工作。這時我母親來了，我就跟郭篤民說：「我正在辭職呢，我要跟我媽回家。」他一聽就急了，跟家裡人一說，全家人都急了。他趕緊回了老家，大概是用地押著弄了點錢。具體有多少地我也不知道，估計有三十多畝。因為郭篤民從不出頭，他家的事是由他妹妹管。他家那三十多畝地，因為沒勞力，是和別人分種的，即他家出地，人家出勞力，打了糧食一家一半。進北京後就拿些糧食到北京吃，好省些錢。他在訂婚前一直沒事做，只是偶爾在榮寶齋賣點畫兒，弄個零花錢。我也傻，覺得問他家經濟情況就是不好，丟人，看不起自己，所以從沒有問過。直到訂婚後，他才找到工作。是在北海南門的團城，那裡有個「國學書院」，是國家贊助，私人主辦的，也組織人寫文章、考試，但因為事不多，他只上半天班，一個月60塊偽幣，挺少的。

算歲數是結婚以前發生的事。你問我因此對郭篤民有什麼看法？按老理兒，如果他是大5歲，就是屬虎的，我屬羊，老規矩講「羊虎如刀銼」，是「大六犯」，不能結親。可我並不迷信，所以覺得既訂了親，再退也不合適，也就算了。訂婚的時候，證書上他寫的歲數是26歲，結婚的時候證書上寫的就是29歲了，就這樣，他一年長了三歲！

關於他年輕時的長相，有一個很有力的例證，就是他師範時的同學叫他「炭棍」，取其又黑又瘦之意。這是婚後說閒話時他告訴我的，我這時想，既結了婚，長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吧，這以後還會有什麼變動呢？

（未完）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