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8月03日訊】前言：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今天走完98年歲的輝煌人生歷程榮歸天國。人生在世，造福國民，有功有德，瀟灑如意。或彭祖八百，或蜉蝣天地，何時乘風歸去，皆造物主所賜，非人力所及。李登輝先生高壽，享年近百歲，為台灣、為自己功成名就，無憾人間。感佩李登輝先生的機緣巧合，幸運榮登政治最高位，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台灣的走向。筆者十餘年前有幸在李登輝先生三芝家中一晤傾談，此情此景歷歷在目，彷彿就在昨日。特將封塵十餘年的感受和感悟重新回放，懷崇敬之心送李登輝先生遠行。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澳洲悉尼大學社會學博士秦晉
2020年7月30日
2009年12月初借台灣縣市選舉觀摩之機，經尊者達賴喇嘛侄媳周美裡女士引見拜會了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李登輝先生先問了中國海外民運目前的處境，尚有多少人參與。筆者回答，不可與89年到93年那段時期的狀況同日而語，組織雕零，各組織內部成員稀少，寥若晨星。當代中國民運首先是缺乏有雄心、有胸襟、有遠見的領袖人物；其次是民運組織彈盡糧絕資源全無；最關鍵的是主導世界文明走向的美國不出產政治家，白宮政客眼裡只有中共，中國民運早已被無情地拋棄。只剩下少之又少的民運人士在無力地、勉強地維持著若有若無的中國當代民運。三言兩語，將中國民運之困境和盤托出。
李先生雖已八十有七，卻精神飽滿，侃侃而談，思路清晰，談鋒也健。第一次見面，先生的爽朗與熱情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先生大致地敘述了他的一生，從他的早年教育、青年求索、仕途之路、總統生涯、宗教情懷、內心世界和對台灣未來的憂慮，比較詳盡地娓娓道來。
寓言故事盲人摸象耳熟能詳，我覺得人就永遠處在盲人摸象的狀態中。通過拜會李登輝，傾聽李登輝內心的真實表白和流露，閱讀李登輝本人的著作，閱讀他人對李登輝的描述，他人對李登輝內心世界的發掘。對照筆者對李登輝的認識和體會，再一次認識到了盲人摸象的遺憾。筆者還無法全部理解和洞悉孕育在李登輝身上的精華，能力才具有限，我無法把自己所感悟的全部地表達清楚，這是造物主的決定，凡人無法超越和抗拒。但是還屬慶幸，尚有機會盲人摸象，謹以自己的能力所及將所摸到的部分貢獻與人分享。
日本情結和武士道
李登輝1923年1月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台北縣三芝鄉，當時已經甲午戰爭清國戰敗割讓台灣與日本28年以後，處在台灣日治時期的第二階段同化時期。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此時的台灣社會已經相當程度地與日本融合，我出生的時候很自然地成為日本人的一份子」。由於出生在台灣的一個小康之家，李登輝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日式教育，受到代表日本精神的智育和德育薰陶。對李登輝未來人生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書。李登輝喜讀書，家父李金龍會不計代價地給與滿足，母親對小登輝也是溺愛有加。不過少年李登輝頗有自省能力，在優渥的生活環境下清醒了過來，出現了自我修養與成長的企圖，重視自己的人格修養。中學住校時候主動承擔打掃廁所的活，籍此自我奉獻，培養刻苦耐勞的精神。那個時期的「獨立」生活練就了李登輝對「人與人關係」產生敏銳、深刻的自覺與體會。筆者推測這也為李登輝五十年以後主政台灣12年期間巧妙處理國際關係、精確處理兩岸關係、主導台灣朝野良性互動、規避黨內派系摩擦提供了早期的鍛鍊吧。
用李登輝的話來說：「我本人既然在日本教育系統下成長，自然深受其價值觀影響。我的思想與知識基礎，完完全全來自戰前日本的優良教育，這是毋庸置疑的。」少年李登輝喜歡思考，經常在想死亡是什麼等大問題，也迷上禪學，很喜歡打坐，廣泛接觸東方和西洋的文學和哲學。對李登輝未來心歷路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和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書。李登輝選擇農業經濟學，主要是受新渡戶稻造的哲學理念與人格的影響，認為這是一條奉獻自我實現人格的最佳途徑。
李登輝為了自我修煉，總是不斷地做痛苦思索、反省和閱讀，並且付諸行動，認真坐禪。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青少年的生活可以是其一生觀念與想法的根基，而這些人生觀與思想的形成，和一出生就浸潤其中、深受其影響的日本文化之根本精神武士道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十幾歲的李登輝已經決定，必須重視實踐，必須徹底克服自己，自我訓練，從體驗痛苦之中自我克服、自我超越，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成長。在李登輝看來，《武士道》這本書具有非常不可思議的感染力，能讓深入閱讀的人脫胎換骨，精神徹底洗滌一番。在李登輝任台灣總統十二年期間，新渡戶精神就是他的政治哲學之根本，是支持他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後盾。
「義勇仁忠誠」，彼此有不即不離的關係，這幾種德性渾然一體，構成武士道的精神根干。經過細心閱讀李登輝所著的《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一書，筆者感覺武士道的精髓相通於中國文化與傳統，武士道的「義勇仁忠誠」具有中國古時候的「仁義禮智信」的深刻痕跡。武士道與中國文化傳統的不同之處，不是內容的不同，而是表現在日本人對武士道的實踐與中國人對傳統的認識和實踐有巨大的不同。根本在於日本人能夠躬身實行，而中國人往往是坐而論道者多，起而行道者少。這也許構成中日兩個民族經過千年演變以後巨大落差的原因吧。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巨大落差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與地理位置和環境有關。日本太平洋西岸島國，一直到1854年美國海軍中校佩里首次強行打開日本國門以前，從漢唐以降接受中國文化薰陶影響而形成日本文化卻長期不受外族入侵和破壞，其武士道精神得以自然形成、發展，而且在日本國民中蔚然成風。反觀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為鄰，國土不斷的遭受入侵，中原文化不斷的遭受破壞，中原百姓不斷的遭受塗炭。原本的中國古時候優秀文化傳承和精神被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近代在苟延殘喘的漢民族的心目中早已是面目皆非了。誠然，這是筆者的一個假設，是否成立有待進一步考證。
日本武士道其淵源，脫不了中原的「義」。謙信—信玄的關係，相當於孔明—公謹，羊牯—陸抗。源義家義釋安倍貞任可在華容道關羽放走曹操得到印證。儘管三國演義非完全真實，畢竟表達了漢民族古時候的道義觀念，只是今人不再遵循。唐代詩人感嘆過：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李登輝在書中描述了可比松王丸獻親子救護恩師菅元道真後人的感人故事。那麼中國戰國時期公孫杵臼、程嬰捨生救趙氏遺孤事蹟可以與之對應 。忠孝難兩全，這不僅在日本的武士道中如此，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更是如此。這個故事表明日本人在忠孝面前，選擇了忠而放棄了孝。那在中國基本上都是為了忠君而忍痛割捨孝義，為「孝」而棄「忠」一個典範是蜀漢舊臣李密，他的《陳情表》有理有節地婉拒了以「孝」治天下的晉武帝司馬炎延請入朝為官、急於星火的切峻詔書。李登輝對武士道所倡導的忠義，轉而詮譯成「天下為公」，以此鼓勵和培養台灣民眾的「奉公」觀念與情操。
李登輝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潤，以後從政也常以日本文化中的精髓支撐自己的政治行為和準則的參照。這是否是一種感情的歸依？日本人誠然有令人欽佩之處，我的兩次日本短暫的造訪，得確使我內心中對日本人原有的定見消除不少。中國人與日本人是不同，不同在何處？我的體悟是日本人能夠躬身實踐，也就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而中國人往往是擅於坐而論道，不能夠起而行道。也就是說歸說，做歸做。李登輝因為深受日本文化影響，在他的總統任內，就能夠一掃漢人的舊習，躬身實踐，起而行道。
台灣人，特別是從日治時代一路活過來的老台灣人，至今之所以對日本那麼尊敬，主要就是受這種「重義」、「誠信」、以及率先垂範、實踐躬行的「武士道」精神感化所致。但是筆者的不解之處是，台灣由於清國戰敗割讓給了日本，通過日本50年的治理和教化，能夠出現像李登輝那樣對日治如此緬懷的一大批台灣人。同樣是在台灣被割讓日本以後不久被完全併吞的朝鮮半島上的朝鮮人，卻對從1910年到1945年間日治時期沒有同樣的情懷，這是為何？筆者還沒有找到答案。
由於我出生在日本戰敗十幾年以後，對日本人沒有像經歷過1937年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屠城事件劫後餘生者那樣的刻骨仇恨。雖然如此，根據教科書的傳授和中國大陸官方和民間對日本軍人在華行為描述，使我對日本懷有一種普通中國人相同的憤憤不平感覺。第一次踏上日本是1998年五月下旬，停留十分短暫，不到24小時。當飛機從東京成田機場起飛的時候才突然發現自己迂了，應該改換機票要求再多停留24小時或者48小時，這樣可以更多地感受一下日本。
一出成田機場，有朋友在等候。剛坐上朋友的車，發現有一張罰單，朋友跳將下來，找開罰單的警察論理，要求免除。警察面容可掬，婉拒更改。朋友態度越來越不耐煩，表情越來越嚴肅；警察不慍不火，繼續禮貌待之。磨蹭了一個多小時，罰款照舊，朋友氣急敗壞。我站在一旁看著，聽不懂幾句話，但是日本警察的禮貌忍讓和堅持原則卻讓我油然起敬。再問旅居日本的民運圈中朋友，日本社會風氣非常的良好，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在日本隨處可見。
再一次前往日本是十二年以後的事情，被邀請做一個關於中國和日本關係的演講，仍然是來去匆匆。簡單的日語敬語式問候使日本人十分興奮，「初次見面請多關照」，「也請多關照」。吟一首「櫻」，再一段「姿三四郎」插曲，讓驅車接送我的川端忠弘老先生感動得熱淚盈眶。在東京織田隆深府上促膝深談，談到日本人不用粗話。我從小耳熟能詳的是從電影中聽來的日語粗話「八格呀魯」，這是何意？織田先生回答說這是漢字「馬鹿野狼」的日語發音，馬、鹿和野狼都是動物，日本人用這些詞就是把被鄙視的對象比作這些動物。再問為何要用馬鹿。回答說是對兩種動物顛三倒四地指稱，表示人的品行不良。進一步問是否源自秦末趙高對秦二世的「指鹿為馬」，回答說正是。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日本人學養如此深厚，上世紀上半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對中國，對世界、對人類造成如此巨大生靈塗炭和災難。為何其儒雅並且堅毅國民性和軍人的軍事行為殘忍，兩者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歷史是由勝利者任意塗抹，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千年不變的規律。筆者是否因此受到誤導？日本教科書的修訂，引起了東亞各國的強烈反彈，中國則要求日本為戰爭一再道歉。西德總理勃蘭特1970年嚴冬在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一跪，德國得到了受難者徹底的寬恕，也重新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時間已經六十多年過去，日本卻至今尚未贏得亞洲和世界對他的寬恕和尊重，他們是曖昧的日本人嗎，還沒有得到答案。以後再訪日本追尋這個疑問的答案將是筆者重要的一課，從中也許可以找到李登輝對日本的深切情懷的所在。人說眼見為實，但經常也不真實，只有用心去分辨、理解和參悟，才有可能獲得真實。
政治生涯
台灣對於海峽對岸的中原，自遠古到十七世紀初葉一直是荒蠻之地。歷史上台灣誠然受外來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管轄，十六世紀以前的台灣如同英國人殖民的澳洲。1788年英國船長庫克登陸澳洲悉尼植物灣，發現了這塊尚處在刀耕火種原始部落階段的稀少人口原住民的無人擁有的土地，遂升起了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從此英國擁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分別部分占據過台灣，鄭成功祖孫三代之理台灣凡23年，直到施琅率清軍攻克，台灣歸屬大清。日清甲午戰爭後台灣被割讓日本，日本勵精圖治台灣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擁有，台灣被退回堅持對日作戰十五年之久、繼承疆土遼闊大清國版圖的中華民國的手中。又經過四年國共內戰，蔣介石國民黨丟失大陸全境，退守台灣一隅。開埠何茫然，皆外來政權。從荷蘭人到蔣經國，城頭變換大王旗，皆非出生於台灣本土。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溘然去世，時任副總統的台灣本土出生的李登輝接替蔣經國成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從此翻開了歷史的新的一頁。在此歷史岔道口上，根本性地決定了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所在地台灣未來走向的改變。
這是一個非常偶然歷史的機緣，是李登輝個人的機緣，也是台灣這塊土地幾個世紀以來的唯一機緣。如果沒有日本戰敗，李登輝可以是受日本文化薰陶的學者；如果沒有蔣介石內戰失敗，李登輝可以是台灣博學的專家或者虔誠的傳道者；如果沒有中華民國1971年被褫奪聯合國席位，就不會有國民黨政權進行年輕化和本土化政策的轉變。機會就是這樣不期而至，送給李登輝，更送給了台灣，李登輝接任成為首位台灣本土政治領導人。但是這個機會也可以稍縱瞬逝，李登輝可以成為步嚴家淦後塵而成為過渡人物。一直到一九九零年通過黨內總統選舉獲得下一個六年的總統任期，李登輝的總統行使力才被最終確定了下來，才可以一酬壯志開啟李登輝時代。摩西雖然身鎖深宮，卻得教養擁有王者之氣，當認識到自己本以色列人，奮發努力率以色列本部彷徨荒野四十年去上帝應許加南地。李登輝的政治主張和目標十分明確，一旦時機成熟，權柄在握，則返本歸真成為台灣「新摩西」，沉著堅定地率兩千餘萬台灣人出「新埃及」，要讓台灣不再「漂流」 找回自我，成為有意志的棋子，成為新時代台灣人。
縞素正先王之過，李登輝時代就是台灣政治和兩岸關係政策的改弦更張的起點，在1990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宣示他初期的改革時間表，未來的施政綱領，矢言改革1946年制定的過時憲法，以便舉行多黨選舉，呼籲海峽兩岸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舉行對等談判。
就職以後一個月，通過決議，「杯酒釋兵權」廢除萬年國會，啟動立法會選舉，為立法會的民選進行鋪墊。又廣邀社會各界召開「國是會議」，兌現了台灣學運和平落幕所作的承諾，區別了與中共處理天安門事件政治手段和措施。
1991年起開始了六次修憲。
1991年4月30日，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單方面結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戰爭狀態，自行與對岸大陸中國政治關係進行切割。
1994年起開展度假外交，力圖開拓台灣國際空間。
1994年台北市和台灣省進行首次民主選舉。
1995年代表政府向二二八事件公開道歉，撫平歷史的傷痕。
1995年6月，訪問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主動碰撞中美外交默契的底線。在康乃爾大學發表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著名演講。
1996年進行總統直選，堅定沉著地抵抗對岸中共的軍事威脅，擊敗另外三對候選人，獲百分之五十四選票，成為中華民國史上首位民選總統，宣示了西方民主政治適合於東亞儒家文化圈。
1998年凍省，簡化台灣政治結構，向建立獨立國家的道路上更加邁進一步。
1999年發表「兩國論」，宣稱台灣與中國乃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2000年期滿卸職，接任者民主進步黨籍陳水扁，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及政權的和平移交。
同年辭去國民黨主席，次年因協助組建[台灣團結聯盟]激怒了國民黨而被除名。
李登輝是一位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國民精神提升等方面都有成熟思考的政治領袖，他起於農業專家、技術官僚，事無巨細，躬親自問，頗有諸葛孔明遺風。李登輝與其兄李登欽一母同胞，同為戰士奔赴戰場。卻命運截然不同，一個亡於戰場，另一個也有同命運的可能。然而李登輝卻無驚無險地捱過戰爭，一帆風順地完成學業，陰差陽錯地步入政壇，一馬平川地走向權力頂點，技巧嫻熟地轉變中華民國航船的航向，大刀闊斧地完成中華民國的政治轉型，善始善終地功成身退。此非冥冥之中揀選與安排、天造地化之神力乎？
2010年4月9日于澳洲悉尼
（來稿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劉頌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