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8月23日訊】對人口的放逐和隔離

紅色高棉勝利後金邊的完全疏散，既讓該市的居民也讓世界其餘地區非常震驚，這些地區開始首次意識到，柬埔寨正在發生異常事件。該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釋。後者聲稱，疏散是一種安全措施，可確保免受美國可能的轟炸襲擊，且人們在其它地方會吃得更好。該政權無疑將因城市的疏散而永遠被銘記。它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卻犧牲了相對較少的生命。當時，人們仍然吃得飽足，身體健康，且獲准攜帶一些有交換價值的物品，如黃金、珠寶甚至美元。儘管懲罰了抵抗的人以警戒他人，但鮮少有系統性的暴行，並且當然不乏對敵方囚犯的處決。大多數被放逐者既沒有被搶劫也沒有被搜查。疏散的直接或間接受害者──醫院患者、老人、病人和體弱者以及自殺的人（有時是全家）──在200萬至300萬的城市總人口中，數量或許達萬人。數十萬人也被遷出了其它城市，所以全國46%～54%的人口都在到處奔走。儘管暴行並不多見，但城市的疏散是一個創傷性事件，仍然不可磨滅地銘刻在所有倖存者的記憶中。他們有24小時離開家園。雖然他們將在三天後被允許返回的謊言讓他們有點放心，但他們卻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人類的大混亂之中，在其中很容易失去他們最近的親人，也許是永遠失去。不苟言笑的士兵（yothea）把他們拖到了一處出發點，其目的地取決於他們離開的鄰居；因此，到達出發點之前被分開的家庭幾乎沒有可能再見面。死亡和絕望的場面比比皆是。無人在前往目的地的行程中接受過紅色高棉的任何食物或醫療援助。這趟行程往往持續數週時間。

對城市居民的第一個分類是在首次驅逐期間於該國路邊進行的。這是相當初步的，且或多或少取決於人們說了自己什麼。其目的是儘可能多地發現軍官和中高級官員，從理論上說，是為了名義上擔任國家元首直到1976年的西哈努克能夠在首都組建新政府。實際上，他們中大多數人被立即屠殺或不久之後死於獄中。從警察控制的角度來看，難以理解的是，紅色高棉已下令銷毀所有身分證件；結果，許多政府雇員和前士兵得以冒充為農民，憑著一點幸運，活了下來。

控制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外流遠遠超出了紅色高棉的組織能力。它在1975年只有12萬名活動分子和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近來加入的，只有一半是士兵。這樣一來，只要村長同意，被疏散者就獲准建立自己的新家園，無論他們想要在什麼地方建（或無論他們能夠在什麼地方建）。柬埔寨既不大也不人口密集，幾乎所有城市居民都有親戚在該國的某個地方。許多人只是去加入他們，因此如果他們不再被驅逐出去，就大大增加了其生存機率。總的來說，情況並不是太艱難。有時村民甚至殺死一頭奶牛款待被疏散者，他們常常幫助被疏散者建立新家園。更普遍地說，從此刻直至該政權垮台，所有的證人陳述都一致認為，人們往往互相幫助，並未參與很多身體暴力或進行自發的謀殺。與高地高棉人（Khmer Loeu）（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似乎一直特別友好。在最後這個群體中，紅色高棉已經建立了其首個基地。這一群體特別受到該政權的支持，至少到1977年。這一事實使我們得以得出結論，農民與新移民之間在別處正在上升的緊張關係，通常起因於普遍的貧困。這種貧困使得一個人多吃一口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挨餓。這種情況很少有助於偉大的利他主義行為。

城市居民湧入村莊造成農村生活的巨大動盪，尤其是在資源與消費之間的平衡上。在西北地區5區肥沃的稻米平原上，21萬名新移民加入了17萬居民的行列。柬埔寨共產黨在鄉下人prasheashon shah與「新人」（New People）prasheashon thmei（譯者註：紅色高棉使用的術語，是指柬埔寨城市居民、銀行家、知識分子，與之相反的是鄉下的農民，稱為「舊人」）之間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前者也叫「70年代人」，其中大多數人自戰爭爆發以來，一直處於紅色高棉控制之下；後者也叫「75年代人」或「4月17日人」（17 Aprils）。它試圖在「愛國無產階級」中煽動對這些「資本帝國主義者（capitalist imperialists）走狗」的階級仇恨。一種雙重法律制度被引進了；實際上，只有占微弱多數的農村人才擁有一些權利。在早期，他們被允許種植少量私人財產，在強制性食堂裡當著其餘人的面吃。他們的食物略微好一點。偶爾，他們也獲准在選舉中投票。在這些選舉中，只有一名候選人出現在選票上。隔離制度迅速實現。這兩個群體居住在村子的不同區域，原則上連彼此交談都不可以，更不用說通婚了。

這兩個人口群很快又被細分。作為完全集體化的一部分，農民們被分為「貧農」、「擁有土地的農民」（landed peasants）、「富農」和前商人。在新人中，非政府人員和那些缺乏教育的人很快就與前公務員和知識分子分開了。最後這兩個群體的命運通常很悲慘：它們被逐漸清除，每次連續的清洗都沿層級結構進一步下走一些，直到兩個群體完全消失。1978年以後，清洗也包括了婦女和兒童。

但是，對於柬共領導人來說，將全部人口農村化是不夠的。僅僅幾個月後，許多新人被命令到新的驅逐中心，這次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沒有發言權。例如，僅在1975年9月，就有數十萬人離開東部和東南部地區，前往西北部。一個人被放逐三四次並不罕見。此外，還有「工作隊」。他們將所有年輕人和沒有年幼孩子的父母帶走，遠離其被分派的村莊好幾個月。該政權的意圖有四個方面。首先，為了排除任何潛在的政治威脅，該政權試圖預先阻止農民與新人之間形成任何持久的聯繫。其次，該政權試圖通過防止新人隨身攜帶其財物和有時間收穫其播種的東西，來將他們更徹底地「無產階級化」。第三，紅色高棉試圖通過啟動大規模農業項目來維持對人口流動的全面控制，例如，在山區和該國邊遠地區人口稀少的叢林地區耕種比較貧瘠的土地。最後，該政權無疑試圖擺脫最大量的「光吃不做的人」。每次連續的撤離──無論是步行、乘坐運貨馬車還是乘坐有時需長達一週時間才能到達目的地的緩慢而嚴重擁擠的火車──對嚴重營養不良的人來說，都是一次極其艱難的經歷。鑑於醫療設施嚴重短缺，損失很大。

「自願」轉移是個稍微不同的問題。新人經常獲得機會「回到自己家鄉的村莊」，或在條件較容易、醫療保健和食物較好的合作社工作。然後，往往相當多的志願者總是會發覺，自己身處條件更糟糕的地方。品雅特海──這樣一次轉移的受害者，學會看穿了這些承諾：「這實際上不過是一種除掉有個人主義傾向者的手段罷了……任何落入這個圈套的人都顯示，他還沒有擺脫其老式的傾向，需要在一個條件更惡劣的村莊裡經歷更嚴厲的再訓練制度。通過自告奮勇成為自願者，人們實際上告發了他們自己。使用這個絕對可靠的標準，紅色高棉根除了我們中比較不牢靠的人──那些對其命運最不滿意的人。」（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