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二十餘年了。想起父母心中便隱痛。其實我與父母的情非兒女情，乃是質疑人生的一種縈繞不去的扯拽。

父母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十八歲入共產黨。為所謂的共產主義奮鬥終生，這是他們那一代人被黨文化徹底洗腦後的人生目標。為實現解放全人類，這一可笑而又迷惑人的目標，他們撇家捨業，為黨賣命。

戰爭年代的母親堅強而鎮靜，有次他們小部隊遭遇日兵掃蕩，因力量懸殊，唯一選擇就是快跑。大概就是毛的「敵進我退」的那種游擊戰吧。但他們的頭兒竟坐在農家炕上，將包著文件和大印的包袱打開來裹上，裹上來再打開，打開來再裹上…….因情況緊急，情急之下母親搶過包裹，一把拽起頭兒的衣領一口氣拖到後山。當時上氣不接下氣的母親非常欽佩頭兒的鎮靜，而頭兒卻對我母親表示感謝救命之恩，並說了實情：「我那時是給嚇的……」

身為殘廢軍人的父親戰時是野戰軍的炮兵，那時一顆炮彈命中他們的炮位，炸飛了他身邊的戰友，被氣浪掀飛而滾下山的父親則留下腦震盪後遺症和嚴重的神經衰弱。一隻眼睛視力為零，另一隻眼睛也弱視，且終日頭痛失眠。1949年後，他不得不進行經常性的進行長期治療和休養。

療養期間，因大夫一再建議要父親多作戶外活動。到現居住地後，這兒有海，釣魚很適合，父親也有此好。但一想到別人辛苦上班，而他卻「遊山玩水」，此舉關乎黨的形象，因而心下不安。但終日窩在家中， 更助頭疼失眠。於是父親偶爾也去趕海或釣魚，但卻如做賊般的心虛。可以想見他活得有多麼的累和可悲。

和平時期，父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將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簡化為「老人老幼人幼」 ，母親嚴於律己，先人後己並身體力行之。自1955年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授予銜級後，母親一直到去世，無論在軍隊還是在地方，在職四十多年沒長過一級工資。全部讓給工資比她低的同事了。

而對待孩子方面，聽人提起過我大妹三歲時曾病危，當時部隊軍醫連下三次病危通知書，母親卻因革命工作第一而無暇探望。命大的妹妹尿下一泡粉色尿後奇蹟生還。我自小頰下有一寸長刀口，顯然是手術後所留。懂事後纏問母親所來由，母親竟不知此事。

對同志們的困難，母親則是傾囊相助。記得讀書時，連家境困難的同學穿的都是商店裡買的鞋，而家境優裕的我卻穿著我姥姥自做的土頭土腦的納底布鞋。現在看來也許是一種時尚。可那時則是一種窮酸。我穿的衣服也是大人的破舊衣服改了又改補了又補。我行走進退須十分小心，否則脆弱的衣服就會被扯破。上小學時，有一次學校舉辦運動會，我被選作“護旗手”，但因我沒有一件像樣的藍褲子而被取消了資格……無數這樣的小事瑣事造就了我自卑的性格。

父母的奉獻、真誠、堅強、樸素、律己、勤勉對我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父母對我們嚴厲到近乎苛刻的教育和對兒女感情上的忽略，卻讓我們感到缺少親情，後來我明白，那是共產黨輸入的「革命鬥爭」，以其冷酷無情愚昧了父母。

文革時，早已轉業到地方擔任領導職務的父母成為走資派被揪鬥。只因母親不肯違心指證所在單位的一個放牛娃出身的副廠長是叛徒，便終日被毆打遊街、滿身傷痕不斷。其實那時人家叫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就會沒事兒，但母親做人就是這麼正直。

有次遊街回來，只因被五花大綁反剪雙臂的母親下車慢了，要知道站在那種老式的解放牌大卡車上，即使不反剪雙臂也很難下車，已是心力衰竭的母親竟被人一腳踹下、摔得昏死過去。母親被押住在「牛棚」，我們很少見面。我很長時間都以為母親是因為工作忙不能回家。即使這樣母親仍是堅強面對，並從不對我們提及。

但有一次例外，母親在一次被揪鬥後對我們說話了，這也是母親唯一一次談及被鬥，在艱難困苦中從不流淚的母親，那次揪鬥中，她被五花大綁押在解放車上，被人向後撕拽著頭髮使其抬起走資派的臉遊街示眾展覽時，她猛然看到了路邊赫然矗立的巨幅毛的穿著綠軍裝頭戴紅衛兵帽子、臂戴紅衛兵袖章微笑招手的宣傳畫，愚忠的母親當即熱淚盈眶。她說：「若毛主席有知，他是決不會讓這些人這樣做的。」那年我12歲，不諳世事，但卻肯定而冷冷地說：「就是毛主席叫他們這樣做的！」對黨對毛無比衷心的母親當即一掌劈到我頭上，立刻我眼前金星四濺。後來我腦子總不好使，我就想是不是與這次挨打有關。母親為了黨可以不顧親情，可憐可悲至極。

同樣文革中挑起人民互鬥時，有多少幹部子女在和父母劃清界限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同樣也是大義滅親。薄熙來當年不就踹斷過他父親的肋骨嗎？共產黨所灌輸的和最終所要的就是讓人們互相仇恨和殘殺。最終泯滅人性。

還有一次我惹惱母親，是因母親在下放勞動時，被命令去疏通發電廠裡的一座巨大的煙囪。煙囪底部有門。不懼勞動但卻毫無專業經驗的母親開門進去後，發現煤屑順風上揚後塞堵在煙囪腔中，母親便用鐵釺去捅，這時表面看似平和、灰黑的煤屑，實質內部由於仍處於高溫且透紅的熾熱煤屑轟然落下，立刻堆埋住了母親的雙腳。濃煙窒息中，有過戰爭經歷的母親屏住呼吸爬了出來，但兩隻腳面已成黑色焦炭。

全家姊妹中，我是唯一一個哭著衝進病房的。剛烈的母親竟在滿病房人的眾目睽睽下憤怒地對我吼著 「滾出去！」我的眼淚讓母親感到的是恥辱，在她眼裡「革命者」流血不流淚。而我心之疼痛揪得我泣涕著蹲踞在病房門外不能自已。而我最終也未被允許進入病房。

後來母親到上海去植皮。將母親腿上的皮剝下，移植到腳面上。那時的革命派不許人陪。我使用「革命派」一詞，是因我從不認為「造反派」或什麼派是受矇騙的群眾，其實他們都是積極革命的響應者。而此前我在「革命理論」的薰陶下也差一點去造走資派母親的反。在地方醫院簡單治療後的母親，那時燒焦的腳面還暴露著白花花虬曲筋腱，雙腳沾地便萬箭穿心的母親，在被擔架送上火車後，便獨自一人柱著雙拐或爬或坐在地上蹭，一個人在上海醫院手術治療…..

母親是以一個「革命者」的意志去承受這一切的，人性被扭曲的她任何時候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在幹革命！而我那時卻什麼也沒為母親做。這年我13歲。

戰爭年代條件的艱苦，文革時期精神和肉體的摧殘，父母晚年百病纏身苦不堪言。文革雖已結束，但對為什麼要搞文革，成為母親揮之不去的心結，她逢人就問「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在那樣的紅色恐怖下，明白了真相的母親見人就說：「共產黨太壞了！太卑鄙了！」這反倒常嚇得我不知所措。就這樣，加之晚年多病，母親精神終於崩潰。在生命的最後十年裡，母親被確診為老年痴呆症。那時母親已不認識家人，但卻仍未忘記對文革的質問。

在最後三年，喪失意識的母親已經失去語言能力。但在母親離世的前三天，已有一年處於植物人狀態的母親突然神智清醒，並恢復了說話能力。她拚著生命中的最後一點氣力在短短的十幾分鐘裡和我交流的是信仰！

當我發現母親恢復意識時，我立即拿出我剛得到不久的《轉法輪》一書，奔到母親床前，母親睜開眼睛看著我，我告訴母親這是最高的佛法，我現在正在修煉這部大法。我問母親我念給你聽吧？母親說好。於是我一個一個自然段念去。每念完一段，擔心母親是否清醒的我，就徵詢母親還要念嗎？母親吃力地回應：「念」。我就繼續念下去。就這樣，我一段一段地念，一段一段地徵詢母親意見，母親一遍一遍回答一個字「念」，就這樣我一直念完了《轉法輪》中的《論語》。

我告訴母親我念完了《轉法輪》中的開篇《論語》，並告訴母親來世一定學這個大法。母親說：「好」。接著母親一聲精疲力竭的長嘆，便閉上眼睛又處於無意識狀態了。三天後，母親在一聲力竭的嘆息後去世了。

父親則先後做過胃癌和肺癌兩次手術，不到萬不得已，父母是不捨得上醫院，不捨得吃藥，說要給國家省錢……與不斷前進的時代潮流比，父母已是越來越寒磣，但他們始終守住一方淨土直至謝世。而父親在彌留之際，和我溝通的同樣是信仰。

此前，我給父親看過《轉法輪》。我問父親，這本書好嗎？父親說：「這本書是天書。太好了。可是……晚了。」父親那時已半身不遂，很難行動了。在病榻上的最後時間裡，父親已沒有了意識，只有斷斷續續的艱難呼吸。守在父親身邊的我對著父親說：「爸爸，我知你能聽見我說話，你記住來世一定修煉法輪大法啊！」說完這話，我就想：父親你要想辦法告訴我你聽見我叮囑的話了啊。就在這時，我眼前突然一道明亮的黃光閃過。開始我吃了一驚，以為自己在病床旁從早站到半夜，大概眼花了。後來突然明白，這是父親在告訴我他聽見了我的話，並且已決定來世修大法了啊。因為《轉法輪》中說過：「因為這個人一想走上修煉的路，這個意念一動，就像金子一樣閃光，震動十方世界。」父親用這一念兒發出的金光，告知了我他的修煉心。

在父母的葬禮上我沒有眼淚。母親先父親三個月去世。那天葬禮上我甚至呈出微笑。

現在我的手中有父母的四枚勳章，也是父母留給我的唯一遺產——父母各獲有的「獨立自由勳章」和「解放勳章」。「獨立自由勳章」是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授予解放軍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9月2日）有功人員的勳章；「解放勳章」是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授予解放軍在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9月3日—1950年6月30日）有功人員的勳章。後一枚勳章記錄了中共篡奪中國政權的內戰血淚史。 而前一枚勳章應是共產黨摘取抗戰勝利果實的見證吧。其中受愚弄受操縱的被授勳的先人們，在陰謀詭計的棋局中，又怎知一葉的飄零和不堪呢？所幸父母最後對此是清醒地走的。

我在父母墓碑上刻下的墓誌銘有「 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 兩老幸甚」！@* ＃

責任編輯：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