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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評論

【名家專欄】從中共病毒爆發看全球勞動分工

2020年3月4日,韓國士兵穿著防護裝備正在首爾的一個購物區噴洒消毒劑清潔,以防止中共病毒的傳播。(Jung Yeon-je/AFP via Getty Images)

【大紀元2020年03月16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Mark Hendrickson撰寫/高杉編譯)除非今年還會真的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否則冠狀病毒疫情肯定會成為2020年的大事件。

儘管現在評估該疫情的總體影響還為時過早,被稱為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的COVID-19病毒已經對我們的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我更願意稱之為「全球分工」——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全球勞動分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 ,他在1776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解釋了如何通過任務的專業化分工來提高經濟生產率。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其它企業家通過利用每個專業步驟工人的裝配線,分別不斷地重複相同的幾個小的生產步驟,證明了斯密的洞察力和其理論的有效性。其結果就是,每個工人每小時的勞動產出增加了,價格下降了,這使得有更多的人能夠負擔得起產品。

事實上,勞動分工日益複雜和精細的發展方式可以說是今天空前富裕局面的最重要的貢獻者。當然,自由市場的出現,資本的積累,無數的科學技術突破,以及廉價、豐富、可靠的能源,都促成了經濟在過去兩三個世紀呈爆炸性增長。

但我認為,社會分工的發展——在本地、區域、國家和全球範圍內增加專業化程度——比其它任何單一因素都更有助於提高生活水平。

話雖如此,像許多其它有用的發現、發明和趨勢一樣,越來越專業化的勞動分工既有好的一面,也有負面的一面。用聖經中一個著名的比喻來說,當前人類經驗的領域是稗子和麥子的混合物。

自給自足

先不談中共、全球化等等話題,即使美國是地球上唯一一個有人類居住的地方,發展一個先進的勞動分工也有其優點和缺點。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勞動分工的擴大所帶來的財富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前幾代人做夢也想不到的。而消極的一面是,與前幾代美國的窮人相比,我們變得更無助,更容易遭受極端災難的破壞。

考慮一下下面這個假設的情景:假設一場致命的瘟疫、毀滅性的戰爭或一系列災難性的自然災害摧毀了你的家園和城鎮,使你成為100個人類倖存者中的一員。那麼進一步假設一下,如果你和其他99個人與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類倖存者都斷絕了聯繫,那麼你能活下來嗎?你知道如何種植糧食嗎?知道如何獲得純淨的水嗎?知道如何建一個避難所?知道如何做衣服保暖?如果你像我一樣,那麼答案就是「不能!」

現在讓我們跟隨時間旅行機器回到1820年,想像一下那時的人們面臨同樣的災難性場景。當時的美國鄉下人(像亞伯拉罕‧林肯和丹尼爾‧布恩這樣的人,但可能不是城裡人)都擁有在荒野中開創新生活所需的各種技能。他們的勞動還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地被專業細化。他們可能會倖存下來,而我們很可能活不下去。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像我們的祖先那樣生活,自己建造我們的家園,自己種植我們的食物等等呢?謝謝,不用!如果我們都擁有這些技能,那麼我們在大災難後存活的機率的確會更大,但我們的日常生活水準也會更差。

當代美國人比林肯、布恩等人富裕許多倍,這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中。你可以只去專攻會計、教師、牙醫、職業運動員、藝人、輪班工人、卡車司機或者其它任何職業,而不必花費無數時間自己去照料你的莊稼、自己去尋找可以供燃燒的木材、自己製作衣服的材料等等。

簡而言之,我們作出了經濟學家所說的「折中」。我們選擇了相互依存和專業化分工並放棄了自給自足和多面手的身分。收到的回報是,我們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受到的懲罰是,在極端的危機中,我們的生存能力很差。

全球相互依存

現在讓我們放開眼界,看看當今的世界。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勞動分工已經變得越來越國際化,而且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加快了步伐。積極的一面(「小麥」)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要比如果我們相互隔絕的情況更高。消極的一面(「稗子」)是,我們很容易受到位於地球另一端的商品供應鏈和消費者市場中斷的影響。

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相互依存關係好壞參半。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分工已經完成了,日益專業化的生產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創造了更多的財富、促進了繁榮。但它也使我們變得更加脆弱,因為我們無法與距離自己很遙遠的地方所發生事件隔絕或分離。

你認為我們應該嘗試將美國從全球勞動分工中分離出來嗎?那樣的話,我們會變得更貧窮,但我們會更安全嗎?我不知道。但這並不重要,因為要把一個自由的民族從這個世界上分離出來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最主要的是,我們所有人(即人類)都已經在這個全球勞動分工當中了,無論是好是壞。重新分開隔離不是一個選項,所以,為了我們大家,就讓我們充分利用它吧。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名經濟學家,最近從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退休,他仍然是信仰和自由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ith and Freedom)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研究員。

原文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

責任編輯:葉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