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2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鍾元台北報導）中華民國副總統陳建仁2月26日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說，中共封城付出了很大代價，與其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不如剛開始在醫院知道有群聚感染時就防疫。台灣若加入世衛有助於預防武漢肺炎（中共肺炎）。

陳建仁：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有點晚了

陳建仁26日在專訪時，針對近期台灣處理中共肺炎疫情的經驗、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相關議題提出看法，中華民國總統府27日公布專訪內容，被問到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他表示，「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台灣沒有封城的經驗，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和平醫院的封院是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隔離在一個比較封閉的地方，以防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但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得很複雜。

「中共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台灣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他表示，台灣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

陳建仁強調，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他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會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他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時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

他指出，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防疫專家，他都要看到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第一個跡象、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他舉例說，伊波拉疫情剛出來時，全世界就有警覺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次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陳建仁強調，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他提到，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台灣若加入WHO有助於預防中共肺炎

「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他說，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大家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

陳建仁強調，台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台灣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台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後來，台灣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時，台灣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

「雖然中共說，他們一直在照顧台灣，都跟台灣分享資料。」陳建仁駁斥表示，說老實話中共跟台灣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他強調，其實台灣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台灣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時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他強調，台灣當時得到的SARS疫情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台灣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他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株也是美國給台灣，台灣當時也沒有病毒株。「怎麼這麼殘忍，（中共）不給我們病毒株，讓台灣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被記者問到「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台灣有加入WHO，台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陳建仁說，假如台灣有加入WHO，他相信一定會邀請台灣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台灣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

陳建仁表示，因為台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台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台灣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台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務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台灣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作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陳建仁：台灣防疫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時就有累積經驗

陳建仁說，2003年應對SARS防疫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台灣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地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他說，這次台灣也是在1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台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疫情，大家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被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被感染的。

「但是中共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他說，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

陳建仁強調，「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共一直到1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共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

「這次台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他說，「但是政府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在中國的國人及台商很多。台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在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台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台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

陳建仁舉例說，有一例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意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被感染的，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台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他說，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台灣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新加坡的神召會，因宗教聚會而被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台灣到目前為止，在國外被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

他說，相對來講，台灣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台灣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

「台灣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他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也有學者專家團隊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指揮官，我們體會到台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台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台灣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

他表示，很多朋友每次來台都說：台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他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台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責任編輯：葉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