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2月17日訊】馬雲10月24日在外灘金融峰會上勁批中共金融當局，被戲稱為當代中國經濟史上最昂貴的一次演講。普遍認為，這直接導致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IPO在上市倒數第二天，被緊急叫停。

螞蟻被硬生生按了暫停鍵，受影響的可不只是馬雲。與螞蟻同一競爭賽道的京東數科，其上市也停步於交易所審核。（中國金融科技三巨頭中，只有由中國平安「孵化」的陸金所僥倖，不僅從P2P中脫身，還於10月30日晚在紐交所正式掛牌上市，市值超300億美元，成美股最大金融科技IPO）。

就在那次金融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的王岐山放狠話：「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環的歧路，不能走龐氏騙局的邪路。」似乎大義凜然。馬雲「硬槓」：「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沒有系統」，「好的創新不怕監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監管」，「現在中國的銀行還是當鋪思想害了很多企業家」。

人們不禁要問：馬云為什麼要發表那份言辭激烈的演講？馬雲自稱，這個演講內容在螞蟻內部是有爭議的，他本人也反覆考慮，也知道有後果（雖然不一定預料到中共會叫停螞蟻上市）。本文以為，總的來說，馬雲絕非一時衝動，也非心存僥倖、判斷失誤，而是迫不得已、拚死一搏。

馬雲在搏什麼呢？搏的是習當局收緊對互聯網金融的管制政策（當然，在中共統治下，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往往是糾纏在一起的。馬雲背後有龐大的政治勢力，「政見之爭」和「利益之爭」是疊加的。馬雲演講的動機並非僅僅限於經濟）。

習當局互聯網金融政策的演變

習近平2012年年末上台，對互聯網金融的政策有個演變過程。從2014年到2018的5年間，「互聯網金融」每年都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2014年的措辭為「健康發展」，2015年為「異軍突起」，2016年為「規範發展」，2017年為「高度警惕風險」，2018年為「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2019年沒有直接提到互聯網金融，但有「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研發、加強普惠金融服務、壯大數字經濟」等表述。2020年則更加縮減，只是在「強化對穩企業的金融支持」部分，提到「（銀行）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數據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精準性」。

這些表述和現實是對應的。2013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之前，中國互聯網金融走過了1990年代~2005年左右的傳統金融行業互聯網化階段，和2005 – 2012年前後的第三方支付蓬勃發展階段；2013年以來，才有互聯網實質性金融業務的快速發展。

據全球知名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中國互聯網金融用戶已經超過五億人，為世界用戶基數最大國。有了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作為一種新型金融形式，互聯網金融對中國傳統金融造成重大衝擊。互聯網巨頭涉足金融領域，形成「粉紅色財團」（區別於國資的「紅色財團」）。甚至，「銀行不改變，就改變銀行」這樣的話都橫空出世。這直接打到了中共的痛處。要知道，中國傳統金融可是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為中共所絕對控制。金融是經濟的血液，中共不可能讓其脫離於自身控制。中共對互聯網金融的整治、收編，是必然的。

同時，由於中國經濟體制的內在弊端、經濟社會環境的畸形和互聯網金融從業者魚龍混雜，導致互聯網金融亂象紛呈。這更給了中共動手的藉口（以防範金融風險和保護消費者利益為名）。

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被稱為「互聯網金融監管元年」。是年10月，中共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接著各種監管文件密集出台。2018年後，被稱為進入了「強監管時代」。中共對網絡小貸、P2P、現金貸、第三方支付、互聯網存款、互聯網保險等等業務頻頻出手，使得「互聯網金融」風光不再。

2020年若干整頓措施

2020年，中共當局對互聯網金融，更是動作頻頻，力度極大。試舉數例（一些措施並非專門針對互聯網金融，但對互聯網金融影響極大）。

其一，12月14日，兩度徵求意見的《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辦法》正式公布。

其二，11月2日，銀保監會公布了《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對網絡小貸明確了准入條件、資金來源、槓桿率（據此，螞蟻需要大幅擴充資本金和急劇降低槓桿率）。

其三，9月13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實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決定》，授權央行對金融控股公司開展市場准入管理並組織實施監管。同日，央行發布《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11月1日起，金融控股公司實施准入管理。

其四，8月20日，最高法院對施行了5年的《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進行了修訂，利率司法保護上限調低為4倍一年期LPR利率，且超過部分一律不予保護。根據8月的一年期LPR報價利率為15.4%（螞蟻房貸的平均利率略低於這個數字），遠低於之前的24%和36%的兩檔。

其五，P2P機構全部清零（只有極少數轉型，拿到金融牌照）。

如果以上動作，都還是防守性的，那麼中共下面這個動作則是釜底抽薪，進攻性的了，影響全局。這個動作就是推行數字人民幣（當然，中共的意圖和數字人民幣的影響，遠遠超越經濟範疇，是為控制一切；這裡不展開，僅談其對互聯網金融的影響）。

一方面，數字人民幣屬於法定貨幣，具有無限法償能力，可以有效打破現有的交易壁壘（例如，微信、支付寶交易場景互不支持）；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有助於統一支付標準（例如，統一收付款的二維碼標準；統一公交、地鐵二維碼標準等），構建統一標準的金融基礎設施，降低因為標準不統一、交易壁壘造成的資源浪費，節約交易成本。

也就是說，數字人民幣構建未來重要金融基礎設施。據此，中共就掌控了互聯網金融的制高點和主動權，助推國資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和發展，抑制、改組、收編現有的互聯網金融巨頭，重構整個互聯網金融的格局，從而維護和鞏固中共對金融的絕對控制。

互聯網金融企業集體改名

中共的這個用意，中國互聯網金融企業心知肚明。這表現在互聯網金融企業集體改名的動向中。意識到「互聯網金融」從曾經的「風口」慢慢變為了「燙手山芋」，互聯網金融企業開始向提供解決方案、技術支持的方向轉變，去「金融」而轉投「科技」的懷抱。例如，支付寶的母公司正式啟用新名稱「螞蟻集團」，加入了去「金融」變「科技」的行列；繼螞蟻之後，360金融也強化科技屬性，改名為「360數科」；而在螞蟻之前，京東數科等等曾經的互聯網金融巨頭也都已經搶先一步進行「改名」。

陸媒《南方日報》記者統計發現，從2019年6月1日—2020年6月1日這一年時間內，企業名稱之前含「金融」的企業，變更後去掉「金融」後，加入「科技」的企業數量達到了100家（這表明中國企業家的政治觸角相當敏銳。當然，同時也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從上市的角度出發，互聯網公司估值遠高於金融企業；另一方面，金融監管加強，金融牌照難拿）。

2020年為何力度空前？

回顧2020年，中共當局對互聯網金融的整頓力度，可謂空前。這是因為習近平在19大提出的三大攻堅戰（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到2020年就要收官了；但還另有一個特殊原因，即：互聯網超級平台社會職能強化，抗疫期間成為中共提升管控能力的重要抓手。微信健康碼與支付寶健康碼在抗疫中的廣泛使用，使中共深切感受到微信及支付寶等超級平台已具備公共基礎設施屬性，必須掌控在自己手裡。

總體來講，互聯網金融已形成一定規模，對傳統金融產生重大衝擊，但從體量來講，遠不能與傳統金融相提並論。

例如，眾安金融科技研究院的《保險業數字化轉型2020年度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互聯網保險保費收入達到2696 億人民幣，雖然相比2011年增長84倍，在過去十年間實現了 83% 的年均複合增速，但占行業總保費比例（互聯網保險滲透率）僅為6.3%，大約相當於中國第二大保險集團平安集團的三分之一。

又如，互聯網金融中發展最快、最好的第三方支付，2019年也只占據移動支付市場近四成分額，銀行業金融機構仍然占據60.9%市場份額。

即便如此，中共那種變態的狂妄的控制一切的心理，仍然深感威脅，尋找各種理由，一定要將互聯網金融掐在手中。

結語

事實上，互聯網金融是建立在科技進步的基礎上的。在互聯網科技領域，大概每五年經歷一次大變局，2005年開始出現大數據技術，2010年移動互聯網，2015年人工智能，到2020年5G元年。擁有大數據技術，我們才能處理海量用戶數據；移動互聯網技術讓金融真正觸達每一個用戶；人工智能使我們對用戶的理解變得更加準確，用機器代替人進行提效。這三塊基石，以及包括雲計算、區塊鏈在內的技術發展共同支撐今天的互聯網金融發展。而且，互聯網天然具有普惠金融的特點。因此，互聯網金融發展的趨勢是中共抵擋不住的。

本文並不否認中國互聯網金融業中的亂象，也不否認進行相關治理的必要性。本文否定的是，中共對待互聯網金融的變態心理，和治理手段的蠻橫和不遵循經濟規律。

舉個例子。中共以打擊高利貸之名，限制民間借貸利率。但金融學告訴我們，真正的市場可以決定的利率大致可以分拆為三個部分：第一，無風險或者低風險的投資回報；第二，經濟風險的溢價（這個是跟借貸雙方的能力、性格、信用等沒有關係的）；第三，交易風險的溢價。因此，真正解決高利貸問題的辦法，首先在於要把交易風險降下來，這就要改善制度環境，契約執行環境，還有誠信環境；再就是通過資金市場、資本市場方方面面的發現，把經濟風險溢價這一項也降下來。這才是金融當局應該做充分努力的地方（詳見「陳志武：限制利率從古至今為何從未成功？」一文）。

其實，中國金融中的「歪路」、「歧路」、「邪路」，其始作俑者，恰恰是中共自身（可參見筆者「P2P機構清零：中共又一茬割韭菜」一文）。

從這些年習當局對互聯網金融的政策演變來看，尤其是2020年對互聯網金融頻頻採用強硬手段，可以合理推測：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只是被中共用強硬手段扭曲或掩蓋了，這只會加劇中國經濟的困境和廣大中低收入人群的困境。這既暴露了控制著習當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荒誕（是中共而不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雖然中共口中喊著「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暴露了中共那「控制一切」變態心理的邪惡。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