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1月16日訊】新冠肺炎爆發的起始點大致可以確定為2019年12月上、中旬，從那時算起疫情已經禍害人類將近一年。新冠肺炎爆發於武漢，故民間對其有「武漢肺炎」之稱；由於中共在疫情爆發之初至少二十天左右的防疫黃金期間內惡意掩蓋疫情，蠻橫打壓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醫生，致使疫情蔓延全球，民間及國際社會又將新冠稱為「中共肺炎」。
「中共肺炎」之稱謂抓住了中共因惡意掩蓋疫情真相、壓制真實聲音而對疫情蔓延所負之責任。毫無疑問，疫情在中國及全球仍處於肆虐不確定的期間。目前，中共官方公布中國累計確診92,000餘例，累計死亡4700餘例；全球累計確診約1345萬例，累計死亡約125.5萬例。疫情之嚴重可謂慘不忍睹！從中共官方一貫弄虛作假、掩蓋所謂負面真相的歷史劣跡，特別是此次疫情初期各級衙門竭力掩蓋的惡行來看，中共承認的確診和死亡病例，毫無疑問大大縮水，不足為信。
從2020年1月下旬中共無法繼續掩蓋疫情真相、疫情終於徹底暴露開始，中共政府應當對疫情受害者及其家庭賠償的問題即浮出台面，民間主張中共政府應當賠償的聲音不絕於耳，以美國為首的多個西方強國也明確主張中共應當承擔國際賠償責任。然而，中共不僅拒不承認自己存在故意掩蓋疫情真相，強橫打壓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醫生的主觀過錯，反而以病毒來源於自然界為由大肆耍賴，企圖徹底推卸對於疫情泛濫和擴散的責任。
無論是對個體的人還是對一個組織、政黨、國家而言，責任總是與過錯相聯繫的。無過錯則無責任，對於純客觀的、缺少人的主觀過錯參與的事件，如地震等自然災害，任何人、組織、政黨、國家都無需承擔賠償責任，儘管可以在道義上分擔補償責任。相反，有過錯則必有責任，無論是人、組織、政黨、國家自己主動實施的過錯行為，還是原本純客觀的事件發生之後，個體的人、組織、政黨、國家因過失或故意放任而在該事件之上施加了過錯；前者如一戰、二戰的戰爭賠償責任，後者則如中共今番在武漢肺炎（中共肺炎）疫情上的惡意掩蓋、打壓李文亮等吹哨者，導致疫情泛濫全球而應承擔的過錯責任。
確定無疑的是，中共政府在其被迫公開疫情之前至少存在約二十天至一個月的掩蓋和打壓期間。參與掩蓋和打壓的人員、部門不僅限於中共湖北省委及湖北省衛健委、武漢市委及武漢衛健委、武漢市公安局、中共武漢市中心醫院外行女黨委書記—這是一個毫無必要的笑柄式的贅疣職位—蔡莉，更包括中共公安部及其鷹犬、因屢屢發布強迫認罪畫面而聲名狼藉的央視，以及已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疫情論文的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等部門和人員。
2020年1月2日—3日，早已臭名昭著的央視全天候滾動播出關於所謂八名散布不實信息者被武漢公安非法傳喚、恐嚇的報道，足以證明中共公安部直接參與了對疫情的掩蓋和對李文亮等吹哨者的打壓。這是因為，央視之所以像它過去屢屢撒謊一樣，再次在疫情問題上公然撒謊，毫無疑問是武漢和湖北兩級公安上報至中共公安部後、受公安部指令後而為。
同理，武漢中南路派出所濫用警權、非法傳喚並恐嚇無任何違法行為的李文亮醫生，也是武漢市公安局直接指令的，而外行女書記蔡莉對艾芬醫生的恐嚇和咆哮顯然也是武漢市衛健委甚至中共武漢市委指令的結果。從1月初至1月17日，武漢市衛健委對大量疑似和確診病例隱匿不報，並一直謊稱「未見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
武漢封城前，武漢大學附屬中南醫院反覆多次向武漢市衛健委報告疑似病例，武漢市衛健委竟屢次三番荒謬地斥責中南醫院「政治覺悟不高」！這就是中共特有的所謂政治正確！中共一貫就是以這種另類政治正確強壓科學和事實的！中共一向口口聲聲的所謂實事求是，中共最高黨校門口所樹立的「實事求是」招牌，從來就是愚弄人民、欺世盜名的！
上述個人和部門的過錯和行為顯然絕非其個人和部門的孤立行為，而是中共整部歷史上一以貫之營造虛假繁榮、太平盛世、報喜不報憂的邏輯必然，是中共整個權力體系針對武漢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過錯、瀆職和侵害行為，其邏輯和行為的必然性與「大躍進」、「文革」、「六四」以及最近的2003年北京「非典」初期的惡意掩蓋毫無二致。正是由於自武漢地方經湖北省到中共最高層的系統性掩蓋、打壓之權力體系過錯，終致疫情在被迫公開之前已首先在武漢蔓延開來，隨後在中國新年來臨、武漢封城之前的數日內蔓延至湖北全省和全國，繼而在臨封城之際的數小時後又泄露決定武漢封城之機密，短時間內大量人員離開武漢，分赴全國和全球，疫情終於蔓延全國，擴散全球。
弄虛作假是中共權力體系的內在習性。在本次疫情中，中共不僅存在對中國人民撒謊、打壓的過錯，而且也同樣存在對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撒謊、欺騙的過錯。正像國際刑警組織等國際組織早已被中國重金收買和滲透一樣，世界衛生組織也同樣早已被中共金錢收買和腐蝕。中國被迫公開疫情之初，世衛組織一再隨中共的指令起舞，按中共的口徑通報疫情，一廂情願地淡化疫情威脅，一再毫無根據地吹噓疫情可防可控。
及至美國總統川普下達暫停中美直航的行政命令後，中共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華春瑩等人竟毫不顧及外交禮儀，公然對美國無端指責。時至今日，疫情波及全球，世界各國幾無倖免，顯然與中共惡意掩蓋疫情、打壓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醫生，致使中國自己及全球均錯失疫情防控最佳時機，存在內在的因果關係。
李文亮、艾芬醫生被恐嚇、打壓以及央視惡意撒謊、發布虛假新聞等等信息足以確證中共權力體系對本國人民和世界各國存在根本性的主觀過錯。不僅如此，之後被迫逃亡美國的醫學博士閻麗夢所披露的信息也進一步坐實了中共衛生行政和醫療體系內部存在更為廣泛的惡意掩蓋疫情的過錯。
儘管中共存在如此明顯和重大的過錯，理應對本國和各國受害者承擔賠償責任，鑒於中共政權的惡劣秉性，有法律專家認為，中共對其在疫情早期系統性的掩蓋和打壓而對國民特別是武漢市民（包括路過武漢而染疫者）所造成的損害和傷害，依中共自己的法律，居然無須賠償，受害者及其家人居然無法獲得賠償。
這是因為，在法理和中共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上，中共的掩蓋和打壓行為都不是所謂面向具體受害人的民事侵害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而是面向不確定公眾的抽象決策行為和政治行為，中共自認無需對受害個體擔責，疫情受害者及其家人根本不可能通過訴訟渠道獲得賠償。此外，鑒於中共一貫正確、永遠正確、絕不認錯的專制習性，中共也不可能通過政治渠道一攬子地確認、承擔其掩蓋、打壓行為所導致的疫情擴散及不確定數量的公眾染疫受害之責任，恰如對歷次政治運動受害者的空頭平反、中共從不承擔物質性的賠償責任一樣。
中共絕不會敞開對人民賠償的口子，否則歷次無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及其後人會隨即跟進，紛紛向中共索賠，中共僅因賠償就將顏面掃地、大廈傾覆。儘管中共理當賠償並且應當首先以其黨費進行賠償，儘管完全可以類比適用中共自己的民事法律、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法律，把中共的這種抽象決策行為和政治行為分解、化約為對每一個染疫受害人及其家庭的具體侵害行為，通過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國家賠償訴訟的個案機制解決疫情賠償問題，或者，中共完全可以制定特別法律，專門解決因其惡意決策和政治過錯所導致的疫情損害賠償責任問題，中共統統不會敞開賠償的窗口。中共的整部歷史早已表明，人民對它提出的任何形式的賠償、索賠要求，都無異於與虎謀皮！對中國人民，中共向來是一毛不拔的！
至於國際賠償責任，在中國歷史上倒是有先例可循。十九世紀中後期，因顢頇抓捕英國外交人員巴夏禮等人或因殺戮西方傳教士等等惡行，清政府都承擔了對外賠償之責。然而，中共顯然絕無就其疫情過錯對外承擔任何責任的打算，國際社會雖然也發出過零落的向中共索賠之聲，但尚未見到任一外國政府正式向中共發出索賠的聲明或者發起索賠的法律或外交行動。
其實，無論是對本國人民，還是對受中共肺炎危害的其他國家，中共原本均不需承擔賠償責任的，只要中共像各文明法治國家一樣，不掩蓋疫情真相，不打壓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醫生，它就不存在主觀上的過錯，就沒有人為地放大疫情，自然也就無需承擔責任。問題在於，中共政權是與法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不掩蓋真相，不隱藏它所認定的負面信息和負能量，不打壓披露真相者，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猶如蘇共以及所有原共產集權一體制樣，中共一直就是國際社會的另類、棄兒和孤家寡人，此次疫情進一步使中共在國際社會陷入更深的孤立。中共而今自認具有既能壓制本國人民又能對抗國際主流社會的實力，推諉責任是必然的。
無論事實上能否獲得賠償，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都應明確認識到，中共的過錯首要的是其作為執政黨的過錯，而非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的過錯；中共首先應當以其黨費進行賠償，其次才是以國家財政進行賠償，即中國人民、各國人民和各國政府都應當明確把中共與中國、中共與中國人民嚴格區分開來，各國政府和人民不應把對中共的怨氣轉移到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身上，尤其不應把對中共的怨氣遷怒於當地的華人。
（編者按：作者為「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成員律師，僅代表該律師個人觀點，不代表「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觀點。「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是由公益機構長沙富能和眾公益律師共同發起。）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