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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東華:上當原因分析–上當現象研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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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7日訊】中國的文化人能夠持續不斷地一再上當,主要是因為領導的招術(官方叫政策和策略)實在高明,簡直讓人防不胜防。這首先是信息管理和輿論導向,因為一般來說,要讓謊言變成真理并非太難的事情,只要把謊話說上一千遍就成。而且要從《人民日報》到《參考消息》,從中央電視台到村級廣播站,鋪天蓋地的連續說上大半年,就由不得你不信了。另外,信息管理也是很重要的環節,具體的做法就是干擾無線電短波、拆除衛星電視天線、撤換報紙雜志總編、關閉网吧、封鎖互聯网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信息渠道的一元化,也就是說,如果我要想讓你覺得我的產品是世界上最好的話,那么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不讓你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其它的產品。

文化人由于多念了几本書所以不太輕易上別人的當,尤其是在數据方面。而一般老百姓在上了一兩次當之后也會有所警惕,這樣一來,上當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但這也難不倒當領導的,有一种職業叫做托儿,就是在這种情況下產生的。托儿這個行當早已有之,只不過近年來才新得了這個俗名。過去一般都叫模范或者標兵,要么就是放衛星先進單位。比如大躍進的時候,明明沒人相信一畝地能產十万斤糧食,但只要弄几個先進人物往糧堆上這么一站,再來一段現身說法,你不但得相信畝產能達到十万斤,而且只要你自己肯下功夫(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全公社的糧食都背到你的實驗田上來),說不定還有超過他的可能。

千万不要以為這里說的托儿指的是整天跟土地打交道的農民,其實領導上最喜歡用的托儿還是讀書人,名气越大就越管用。而且,有那么一部分讀書人可以說天生就是當托儿的材料。這些人不但對領導上的賞識感激涕零,而且總是能在第一時間對領導的意圖心領神會。所以象對付老百姓這种事,基本上不用領導親自費心,有時只要對托儿們努個嘴,事情就能辦妥貼。比如說當年有几個人相信土坯子高爐能煉鋼的,但只要有那么几個專家學者和科學家往那儿一站,說几個數字和百分比(擱現在還得加几個直接從外文音譯過來的名詞),這事儿就能向全國推廣。

領導上除了喜歡用托儿之外,還喜歡把責任推給別人或者天气。比如說1960到62年這一段,明明是人民公社的和大食堂把糧食都糟蹋光了,結果餓死了上千万人,可領導們非要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稍微懂點气象學的人,只要不是領導的托儿,就可以告訴你,其實那三年的天气和往年沒什么兩樣,可能比現在的天气還要好些,至少沒有沙塵暴和桑拿天。要是說成自然災害實在沒人信的話,就可以說成是林彪、四人幫或者蘇修,反正餓死人的事跟現在的領導沒一點關系,當然就更不能把責任歸咎于党的領導了。

這就象一個公司賣假藥被大伙識破,當然下次就不會再買他們的藥了。但該假藥公司的人下次再來推銷的時候說,那都是原來的總裁,或營銷經理,或生產部經理的錯,現在公司已經把他們全開除了,再買我們的藥吧。其實他賣的是跟以前一樣的假藥(可能換了包裝),大伙還會再次上當。而這种事情從1921年開始已經不知有過多少回了。

中國的文化人一次接著一次的上當,當然不能把責任全都推給領導,其實自己也要好好反省,總不能把每次上當的原因都歸咎于騙子太高明了。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太相信領導了。其實大家都明白,越是自吹自擂的就越不可信,可這么簡單的道理一到了領導面前就失效。領導上一說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确,老百姓就跟著瞎喊万歲,其實一個人是不是正确要看他歷來所做過的事情。往往行事正确的并不需要用喊口號的方式來讓大家認同,也就更不會去喊自己光榮或者偉大了。

在美國和西方民主社會,政府雖然是老百姓自愿選出來的,但老百姓還是“象防賊一樣的提防政府”。從來就沒人敢百分之百的相信政府。你就是真龍天子下凡,最多也就只能給你八年的時間。更沒人好意思喊民主党或共和党万歲了,不信的人可以趁他們開會的時候去試試,你要是喊了他万歲,就算是警察不來干涉,好心的人也會很關心地勸你去看心理醫生,就是神經科。

中國的讀書人一再上當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信息的缺乏。這當然要歸功于党的宣傳和公安部門,一個是只讓你听領導的,一個是不讓你听別人的,所以配合的相當默契。這樣一來,老百姓就失去了自己做出判斷和選擇的條件和机會。這就象是你想買個大件,當然要去几個商店多跑跑、多看看,貨比三家嘛。但要是某個厂家的推銷員堵著門非要把他的東西塞給你,而又不讓你去別的家看看的話,那你可得跟他急,因為這人八成是個騙子。

但中國的事情往往沒有這么簡單。有很多時候,讀書人明知道領導設下了圈套,也得硬著頭皮往里鑽。并非全都是因為信息缺乏和判斷失誤,而是因為領導上掌握了大家的衣食住行甚至是身家性命。所以許多次的上當實在是出于無奈。如果現在去問問當年由于向党說實話而被打成了右派,被關了多年勞改農場的人,看看他們對那一段歷史有何感想。恐怕大多數人既不會對整過他們的人義憤填膺,也不是對自己的輕信上當后悔莫及,而是有太多的無可奈何,所以最后就只剩下了搖頭和嘆息。

最近,領導上又向大家宣布了一個“喜訊”,說要開一個“團結胜利”的大會。恐怕跟在延安開的文藝座談會具有同樣“划時代”的意義。具體怎么個划時代法,老百姓當然不得而知。可以看到的只是,領導上又在“精心組織、周密部署”;托儿們又開始“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因為他們“深感責任重大”;而老百姓就只能“歡欣鼓舞、奔走相告”了。(注:以上名詞、成語均引自近期《人民日報》)

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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