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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11日訊】“純粹的政治家應當同虔誠的人一樣，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

如果這句話出自張三或李四之口，說不定會引來哄堂大笑。

因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政治就意味著玩弄和踐踏道德，只有在騙人的時候，政治家的嘴里才會溜出冠冕堂皇的道德詞句。

不過，幸好說這段話的人，一生中都在盡可能身體力行。

他就是美國的國父之一華盛頓。

正是由于這种政治家里罕見的品格，使我在想寫一些關于偉大人物的隨筆時，感到應該將華盛頓放在首篇。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就越發能夠感受到，華盛頓的政治遺產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影響。

遺憾的是，我們對華盛頓更多的只是只言片語的耳聞，認識也大都停留在中學教科書的水平。我們目染的都是康熙微服私訪、雍正神武英明的形象。坐在電視机前，我們好像還是大清帝國的子民。

為了在政治的叢林里，不再總是迷失方向，我們應該消除自己眼里的梁木。因為世界有著太多的精彩需要我們去欣賞。

華盛頓并非出自鐘鳴鼎食之家，他幼年喪父，17歲就開始獨立謀生，所受的教育甚至不及林肯，頂多不過是小學程度而已。他也有過似乎刀槍不入的奇跡般經歷。22歲就成了弗吉尼亞的總司令，一舉成為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從21歲到26歲，他在和法國人、印第安人作戰。但在此后的16年里，只不過是弗吉尼亞的一個普普通通的种植園主。

是時勢又一次將他推到了歷史的前台。1775年華盛頓當選為大陸軍總司令。他受命于危難之際，殖民地人民面臨自由還是奴役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大敵當前，似乎應該小我服從大局，在一位天神般的人物領導下向前進。

但我們沒有在美洲大陸看到歷史上司空見慣的事情。

美國在追求獨立和自由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人們對專制的警惕，對權力的不信任。就連促成華盛頓當選總司令的約翰·亞當斯，也感到局促不安，因為他擔心，樹立創建獨立國家這一事業的象征人物時，歷史的經驗使他認識到風險非同一般：“凡強者無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們可能獲得的權力。”

獨立戰爭的歷程，就是今天在我們許多人眼里，也是不可思議的政治另類。不過，就是我們今天看來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當時卻是在實踐。短期兵役使得華盛頓的部隊如流水一樣更換不已，為了建立一支有戰斗力的軍隊，華盛頓在1776年請求士兵服役期為3年，而大陸會議的代表們雖然大敵當前，卻依然擔心一支內部組織過于嚴密的軍隊，往往有成為暴君手中工具的危險。最后雖然接受了提案，但又規定各州有權委派自己部隊的軍官。他們不想由爭自由始，而以得到暴政終。因為他們知道，烈士鮮血也可能換來暴政，然后又以鮮血的名義要求尊重暴政。而只是為了換一個奴役者，流血的意義又何在呢？

通常情況下，戰爭總是難免燒殺搶擄，而華盛頓卻始終堅信道義的政治价值。哪怕是他的士兵赤裸的雙腳在雪地里留下血跡斑斑的足印，也不能促使他用刺刀去征集軍需物質。他進行的是一場人民戰爭。如果僅僅就此而言的話，古往今來做到這一點的不只是華盛頓。

可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華盛頓的所作所為，使一切戴著皇冠的人或沒有帝王之名的帝王黯然失色。當時，獨立戰爭進行得堅苦卓絕。一位醫生就這樣描寫士兵的形象：“鞋爛得露出腳趾頭，破爛的長襪蓋不住他赤裸的雙腿。褲子破得几乎連羞都遮不住，襯衣撕成了碎條……”就是這樣一群人，在為美國的自由和獨立而戰。而國家卻沒有給他們應有的報償。比如复員的軍人，甚至連已經拖欠了“四年、五年，可能六年”的薪餉，大陸會議也不支付。他們將如花似錦的年華，獻給了自由和獨立的事業，而得到的卻是赤貧和忘恩負義，“他們負債累累，腰無分文，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華盛頓為此而疾首痛心。軍人們也牢騷滿腹。

可在軍人的不滿中，他看到的是對自由的威脅，而不是攫取權力的机會。

當劉易斯·尼科拉上校在1782年寫信勸華盛頓擔負起合眾國國王的責任的時候，他回信說：“在整個戰爭進程中，沒有比部隊中有你講的這种思想使我更痛苦的事情了……我憎恨并強烈譴責這种會毀滅我的祖國的極為有害的”的觀點。1783年漢密爾頓也花言巧語地勸誘華盛頓，利用不滿的軍隊的刺刀威力，而華盛頓也答复他，不能領導將會“造成國內動亂和以流血告終的”行動。

我不知道華盛頓是否也有過私字一念閃。因為在那個時代，還沒有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先例，當時的大國都是國王統治，而歷史也可以說基本上是王權史。世界更沒有過在一個大國建立共和政府的創舉。孟德斯鳩就認為共和政體只适合小國，大國則宜于由專制君主治理，而在歐洲則普遍認為，由人民自己治理國家，最終只會導致無政府主義和天下大亂。但不管怎樣，華盛頓并沒有順應當時的潮流，為世上多添一頂王冠。然而世界卻將因多了一位總統，而使王冠從此暗淡無光甚至難以戴穩。

1783年3月15日，他召集了一次決定美國歷史發展方向的軍官大會，呼吁軍官們不要“打開內亂的閘門”，而應“讓你們的子孫后代在談到你們為人類作出的光輝榜樣時，有理由這樣說，‘倘若沒有這一天，世界決不可能看到人性能達到如此至善至美的境界。”人們似乎不為所動。在演說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從口袋里掏出了一付眼鏡。他說：“請允許我戴上眼鏡。為了這個國家，我不光熬白了頭發，還差點弄瞎了眼睛。”錚錚鐵漢們流下了眼淚。暴政和內亂的烏云傾刻之間消弭。美國人民爭取自由，也得到了自由，擺脫了歷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劇：以爭自由始以行專制終。

美國獨立戰爭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次信守了諾言的革命。1776年的《獨立宣言》庄嚴地向世界宣告：“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与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是經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這些扣人心弦的詞句，沒有像許多革命那樣，只是為了招兵買馬炮制的宣傳品，等到奪取了政權，就成了一紙空文。美國的歷史就是實踐這些諾言的歷史。

也正因為這樣，德國音樂家舒伯特說，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异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敞開著。”而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則鞭策自己的同胞：“在你們确定當奴隸的可行性之前，請始終朝美國看。”

從1775年任大陸軍總司令，到1783年頒布命令宣告“美利堅合眾國与大不列顛王國休戰”，華盛頓為自由和獨立戰斗了整整8年。潘恩熱情洋溢地說：“太陽從來沒有這樣照耀過一個更足稱道的事業”，而華盛頓是這個事業最偉大的戰士。獨立造就了一代偉人，給了華盛頓無人可与之匹敵的威望和聲譽，他是美國民眾心中獨一無二的偶像。然而，他不僅沒有對絕對權力貪得無厭的野心，就是擔任任何公職也非他當時所愿。華盛頓從來沒有過使北美大陸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戰績——而沒有擁有過中國歷史上多少將軍所擁有的輝煌！——華盛頓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原來人類可以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他們是為獨立和自由而戰，而不是為權力和交椅而戰。這是美國獨立戰爭對世界史無前例的貢獻。

他需要的酬勞只是，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無花果樹下，逍遙自在地納蔭乘涼，享受解甲歸田告別權力的輕松。在給拉法耶特的信中，他說“我終于成了波托馬克河畔的一個普通老百姓了。” 正是他無与倫比的政治人格，使得后人在編寫他的政治傳記時，無須帶著遺憾的心情寫上這樣几句：如果他在圣誕之夜回到芒特弗農時，就天年已盡，那么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充滿神性的光輝。華盛頓不需要庸人事后做這樣的假設。

盡管后來又重返政壇，但他沒有在要為美國人民的事業奮斗終生的名義下，死死抓住權力的記錄。

1789年華盛頓作為惟一候選人當選為美國第一屆總統，可他連去臨時首都紐約的路費，都是借錢湊足的。當他坐著自家馬車上路時，他將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他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將向世界證明，人類必須有救世主大救星的觀點已經不合時宜。自由的火炬不能熄滅。因為他的失敗，就會成為人類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事例。人類又將在何時恢复追求自由的信心？后世欣慰地看到，他為自由留下的是路標，而不是墓碑。

第一屆總統任內，華盛頓厭倦了權力斗爭。1792年是總統選舉年，他對麥迪遜說：“他情愿拿起鋤頭去掙塊面包吃，那也比現在這种處境強。”問題是，華盛頓离任后，權力如何平穩轉移。會不會出現血腥的爭奪呢？歷史的教訓實在是太多了。在這樣一個選舉制的國家，權力怎樣交接，确實關系到千秋大業。國家需要他繼續干下去。1793年，又一次作為惟一候選人，選舉團一致通過他繼續連任。他開創了至多連任兩屆總統的先例。

在1796年的告別演說中，他已下定決心，謝絕將自己列為下一任總統候選人，而是希望通過選舉來托付治國的重任。這一年，中國的乾隆皇帝傳位給嘉慶，整整作了61年皇帝。

1797年3月華盛頓回到芒特弗農經營自己的產業。他沒有任職終生，賴在權力的寶座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沒有選拔接班人，而讓人民通過選舉產生。這是他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杰出貢獻。他告訴后世和當代，國王和貴族并非不可或缺，人民有自治的能力，而不需要由強權人物指定接班人，在選舉中，他置身事外，既不打擊背叛自己的杰弗遜，也不為約翰·亞當斯吶喊助威，從而顯示了共和的魅力和生机。

他也厭惡党派之爭，也告誡美國人民派系之爭對國家的危險，但始終保持不偏不倚。這可以說是這位偉大人物的局限，他沒有能夠意識到，在沒有像他這樣由時勢造就的、眾望所歸的偉人時，政治領導人如何才能產生的問題；他也沒有意識到，政治職位的角逐，必然會產生派系之爭。

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后人也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一位傳記作家弗萊克斯納寫道：“華盛頓也的确認為芒特弗農的家族舊墓穴太狹窄和破舊了，他打算修一個好一點的，但卻不希望在那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國都建立一座巍然傲立于大街小巷之上的紀念他的什么建筑。”他不想華盛頓的市中心成了他的墳地。真正的紀念碑是矗立在人們的心中，而不是雄偉的大理石建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白和樂于接受這樣的道理。

當他合上棺材的那一刻，人們是滿怀悲痛，而不是心有余悸。他留下的政治遺產不僅造福于美國人民，也使整個世界受益。美國人民此時和以后都用不著擔心，偉人一死，天就會塌下來。

華盛頓開創了政治的新紀元。他雖然大權在握，卻始終听從良知的召喚，謹慎謙卑地使用權力。他是政治家中的政治家，偉人中的偉人。后人可以從他身上看到，原來政治家還能夠是這樣一种形象。也正是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訴世人，政治和道德可以良性結合到什么程度。政治并不總是無恥的代名詞，也不是只有政治小人，才能建功立業。華盛頓猶如一座政治人格的燈塔，時刻提醒著擁有或想擁有權力的人們，不要在權力的迷宮里暈頭轉向。

但華盛頓卻不是天生正确的神靈。他自己沒有這樣認為，他的同胞也沒有這樣去塑造。他身前被一些人怨恨，死后也還有人指責。盡管他可以說是美國的另一面國旗，美國人民也會在歌謠中吟唱：“吹響贊美的喇叭，讓華盛頓的英名，響遍世界，贏得歡呼”，但美國人并沒有把他捧上神壇，恭維他是美國人民的大救星。因為在這塊土地上，從來就沒有政治神壇的立錐之地。美國人民更沒有從此就把自己命運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們敬仰華盛頓，卻對權力始終保持著警惕。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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