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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統一中國，創建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帝國。秦朝雖“二世而亡”，卻留下極爲精美和重要的遺存。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馬俑坑的發掘舉世矚目。上千件兵馬俑的出土，再現了秦國軍隊威武雄壯的宏偉場面，令人歎爲觀止；文官俑及其“官府機構”的發現，更加令人振奮。

秦建立郡縣制帝國，使中國從以宗法制度爲基礎的血緣封建政治向以非血緣關係爲基礎的地緣政治轉變。廓清其歷史真相，對於探索中國國家制度的起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咸陽塔兒坡、隴縣店子、鳳翔高莊等墓地的考古資料表明，秦文化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世襲貴族政治的衰落，統治集團成員由世襲到選賢，地緣組織的出現以及文化上的包容和開放性。這些是建立以郡縣制爲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帝國所需要的基本條件。

秦漢以後的陵墓制度是考古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新中國成立後進行的古代帝陵考古的主要有，西漢諸陵的調查和杜陵門址、寢殿的發掘，六朝陵墓的調查和若干帝陵的發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發掘，唐代和北宋諸陵的調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發掘等，大體明確了陵園規制及佈局的變化。各地發掘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墓葬數以萬計，積累資料較多的地區已分別進行了墓葬的編年研究，其中既有廣州南越王墓、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豐台大葆台燕王、雲南晉甯和江川滇王國貴族墓地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樣的貴族大墓，又有各級官吏、地主甚至平民的墓葬等，出土了許多精美絕倫而又各具特色的文物珍寶。考察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葬制的發展變化，有助於瞭解不同時期社會生活。各地墓葬出土的數千方墓誌，補正了文獻記載中的許多史實。

2001年在漢西安城桂宮4號建築遺址，考古發掘出土了一件玉牒，是我國考古發現的古代帝王封泰山時用的唯一祭天封禪重器，具有極高的價值。1999年，在山東章丘市洛莊村發現漢代陪葬坑和祭祀坑32座，爲目前漢代諸侯王陵中發現數量最多的一座。陪葬坑和祭祀坑分佈于墓葬周圍共分3層，反映了埋葬過程中的禮儀活動。樂器坑中發現的6套共計107件編磬，相當於已發現的西漢編磬數量的總和。在此前後，於撫順市境內發現60餘座漢代烽台，橫貫東西、綿延分佈150公里，爲漢武帝時在遼東構築的長城防禦體系的一部分。

同年，陝西漢陽陵考古勘探和發掘獲重大成果。從已發掘的280多座漢代陵陪葬墓中，出土文物5000多件組；發掘出我國迄今爲止考古發掘出土的時代最早、級別最高的三出闕建築遺址。從這裏出土的累累白骨證明，以薄徭輕賦、減除苛刑而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景帝劉啓，生前曾驅使大批帶著刑具的犯人，爲自己修建陵園達28年之久。

魏晉南北朝雖然處於戰亂時期，安徽宣州西晉墓出土的青瓷器、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寧夏固原北周墓出土的鎏金銀壺以及四川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造像，足以使人對這一時期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對外交流狀況留下深刻印象。

2000年12月至2001年7月，對杭州雷峰塔地宮的發掘，彌補了五代十國時期佛塔地宮考古的空白，對研究唐宋時期地宮及舍利埋葬制度、南北方地宮形態結構的差異等問題有重要價值。1987年在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發現大量珍藏的唐代皇宮遺物，最爲令人振奮的是在這裏發現了埋藏1000多年的釋迦牟尼真身舍利。

“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考古研究”列入國家“九五”社科規劃後，研究人員對北區243個洞窟進行清理發掘，出土大量經文碎片，已發現有漢文、藏文、回鶻文、梵文、巴斯巴文、回鶻蒙文、敍利亞文等8種文字，其中後3種文字是首次發現，填補了敦煌文獻的空白。更彌足珍貴的還有至今國內未曾見過的西夏文《碎金》，及世界孤本《地藏菩薩本原經》經文碎片。今年2月，反映敦煌學最新研究成果的考古報告《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通過了專家組鑒定，爲研究漢、唐等朝代歷史提供了豐富而有力的佐證。

唐代長安城附近一些太子、公主和其他宗室貴族墓葬的發掘，及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金銀器的發現，充分表現了赫赫大唐的風貌。西至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墓地、青海都蘭的熱水墓地，東到黑龍江、吉林的渤海遺址和墓葬，出土的絢麗多彩的文物既反映出各地、各族不斷融合發展的歷史軌迹，又表現了大唐漢文化對這些地方和民族的深刻影響。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2年08月22日)(//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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