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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4日訊】■中國本土缺少數學大師

南方周末8月23日報道﹐2002年8月20日，國際數學家大會在北京開幕。這是一個大師雲集的舞臺。英國劍橋大學的霍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納什以及8位菲爾茲獎（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得主紛紛登臺論道。

但大師的雲集也令東道主多少有些尷尬：中國本土缺少數學大師！

在這次數學家大會上，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特聘教授田剛應邀作1小時大會報告。這是歷屆數學家大會中國數學家第一次被邀請作1小時大會報告，是一項很高的榮譽。但實際上，田剛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全職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國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份光彩並不屬於中國本土的數學家。

20多年前，徐遲發表了著名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使陳景潤成為家喻戶曉的數學明星。如今，一提起數學問題，公眾很容易想到哥德巴赫猜想；一提起數學大師，公眾很容易想到陳景潤。但是，在陳景潤之後，中國似乎再也沒有出現做出過重要開創性工作的數學大師。

這麼多年過去了，中國本土為什麼沒有第二個陳景潤呢？

■障礙到底在哪裡

其實，這個問題本身也許並不是十分準確。因為當代中國本土最優秀的數學家不是陳景潤，而是華羅庚。陳景潤是一位“將纔”，而華羅庚是一位“帥纔”。華羅庚今年入選了美國科學院第81卷科學家傳（每卷收錄20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數學院）王元院士說：“大概是中國科學落後，從未聽說有人入傳，華先生入傳實屬殊榮。”在這個《華羅庚傳》中，對華羅庚的評價是“那個時代的領袖數學家之一”，提到陳景潤時則說的是“下一代中國最為公眾知曉的數學家”。

其次，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似乎有急功近利之嫌。目前中國數學界最為關心的，並不是什麼時候產生大師，什麼時候得菲爾茲獎或沃爾夫獎（沃爾夫獎亦為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菲爾茲獎限40歲以內，而沃爾夫獎則沒有年齡限制），而是如何培育產生大師的土壤，如何推動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

那麼，中國數學發展的障礙到底在哪裡？

經濟上的困境，曾經被看作一個絆腳石。

“中國數學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是研究人員待遇太低。”著名美籍華人數學家陳省身在1998年接受《美國數學會通訊》采訪時說。

的確如此。1998年，在數學院，正研究員的月收入最多為七八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入也不過一千五六百元，而一位出租車司機每個月可以掙三千元。

中科院的一些年輕科學家，曾經有過這樣的抱怨：在我們這個年齡的時候，歐洲的海森伯們在做什麼呢？他們整天沉醉在一些重大科學問題如基本粒子的構成中，從而引發了物理學革命，創立了量子力學。而我們呢？每天考慮的是柴米油鹽，上下班接送孩子，買便宜一點的菜和衣服

■硬環境和軟環境

如今，隨著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的啟動，數學院研究人員的待遇有了大幅度改善，助理研究員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員的收入達到了6000元左右。數學院還獲得3000萬的投資，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樓。
待遇增加了，大樓蓋好了，但還是缺了一些東西。

“我的辦公條件不知比陳景潤強多少倍，”坐在數學院一間寬敞舒適的辦公室裡，年輕的副院長袁亞湘說，“但現在數學研究的軟環境還不如陳景潤他們那個時代。”

對陳景潤的工作環境，公眾可能再熟悉不過了：“在一個6平方米小屋中，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筆，耗去幾麻袋的草稿紙。”

但鮮為人知的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數學所，有著一個濃郁的學術氛圍和寬松的研究環境。

1952年，數學所成立了數論研究組，由華羅庚親自領導的“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聚集了王元、潘承洞、陳景潤等年輕學者。

這個數論王國的優秀群體，沒有必須發表多少論文的指標，也沒有必須拿大獎出大師的壓力。他們可以潛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3＋4”到“2＋3”再到“1＋4”的證明，都出自這個討論班成員之手。

在這樣的氛圍中，陳景潤“十年磨一劍”，最終脫穎而出。

■體制滋長浮躁之風

然而，大概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一股浮躁之風在科學界愈演愈烈。

中科院數學與繫統科學研究院院長楊樂院士說：“基礎研究不能搞短平快，寫10篇平庸的論文不如寫1篇不錯的論文，寫10篇不錯的論文不如寫1篇突出的論文。但一些管理部門做了投入以後，卻希望馬上看到成果，采取的評價辦法又過於簡單，僅僅看你發表論文的數量、院士的多少等。這種管理體制，滋長了這股浮躁之風。”

在這樣的風氣下，培養不了優秀人纔，產生不了重大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人戲稱，現在一些單位研究生隻要湊夠論文發表數量就能畢業，發文憑的態度簡直和“憑身份證領取”差不多。菲爾茲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就指出過，北京某著名大學接收的是全國最好的學生，但成果並不理想，這就好比做生意投了1個億進去，出來的卻隻有100萬。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所大學數學繫最好的學生之一申請到哈佛做研究，結果把丘成桐嚇了一跳，因為這位博士的畢業論文水平竟然還不如95港中文大學的碩士。

更有甚者，一些研究單位或研究人員為了應付管理部門的評審，干脆弄虛作假。

教育部最近公布了一個高校重點學科名單，其中對一些高校的數學水平也進行了評審。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數學家說：“這個令人可笑的評審不過依據一些簡單的定量指標，例如有多少院士、有多少長江學者等。有的高校為了在評審時多拿分，就去聘請其他單位的院士，實際上這個院士可能也就暑假在那裡獃一個月，並沒做多少工作。這和弄虛作假有什麼區別？”

這樣的風氣，直接導致了一些優秀人纔的外流。

清華大學數學繫蕭樹鐵教授說，清華數學繫的學生70％以上都出國了，比物理、化學或生物專業出國的比例都要高。而這些學生出國以後，大多不願回到國內發展。

■為什麼在國外就不一樣

如今，幾乎每所美國著名大學的數學繫裡都有從中國大陸出去的教授，像麻省理工學院的田剛、哥倫比亞大學的張壽武等人，已經開始在國際數學界產生影響。

眼看著田剛他們在國外嶄露頭角，留在本土的數學家們有些著急了。

2000年1月，在與中科院副院長白春禮座談時，一些年輕的數學家趁機訴起苦衷：他們希望像陳景潤一樣去研究真正重要的數學問題，但現在的研究環境不鼓勵他們這樣做，因為那樣他們可能幾年之內寫不出論文，無法向管理部門交差。

他們的呼吁終於得到了積極的回應。2001年夏天，數學院組建了兩個青年科學家團隊，聚集了數十位年輕的數學家。數學院為這些數學家提供了特殊政策：不再像以往那樣簡單地要求他們每年發表多少篇論文，而是考慮在適當的時候邀請國際著名數學家對他們的研究工作進行評估；同時保障較好的研究條件與人員待遇，使他們能夠長時間地、專心致志地研究重要的數學問題。

談到這些特殊政策時，數學院副院長袁亞湘說：“我在國外獃過8年，從來沒有人要求我每年必須交多少論文。為什麼外國人對我就那麼放心？因為我的研究工作怎麼樣，其實同行心裡很清楚。在國內，研究人員卻不得不忙於應付各種考核。試想，如果陳景潤成天要向領導彙報如何證明‘1＋2’，他還能做出成績來嗎？”

這兩個青年科學家團隊相對寬松的研究氛圍，在國外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國內，這卻是大膽推行科研體制改革的中科院在痛定思痛之後，好容易纔邁出的一步。

■三層樓寓言

從前有一些領導，到了國外，發現一座美麗的三層樓：下面兩層是自由的研究環境，第三層是世界一流的數學研究水平，閃耀著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菲爾茲獎或沃爾夫獎的光芒。領導們在贊嘆之餘，心中暗想：我們也有一些數學家，也有一些錢，何不也造一座美麗的三層樓呢？

回國後，領導們把國內所能找到的優秀數學家都召來了，給他們下撥經費，開始修建美麗的三層樓。老百姓得知此事後，為自己家門口將會出現一座美麗的三層樓興奮不已。一些愛國心切的媒體也跟在後面使勁嚷嚷，我們需要一座美麗的三層樓。

沒過多久，領導們去建築工地視察。隻見那些數學家，正在不緊不慢地修建下面兩層，討論如何營造一個自由的研究環境。

領導們有些不耐煩了，問：“你們怎麼還沒修好呀？”

數學家們回答說：“先修好下面兩層，纔能修第三層呀。”

領導們說：“下面兩層有什麼用？我們隻想看到美麗的第三層樓。”

最後，領導們走了一圈，把本已修好的部分也給踩塌了。

以上是一則“三層樓寓言”的改編版本。

一位數學家懇切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希望這個寓言不適用於中國數學界，不適用於中國科學界，“科學研究不是給多少錢，干多少活的事情。我們真正的目標應該是吸引優秀的人纔，營造良好的環境，至於出多少個陳景潤，得多少個諾貝爾獎，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