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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4日訊】一個政治體和一個動物體一樣，都有自己的遺傳基因。一個保守黨要變成激進黨，一個農民党要變成市民党，就象一頭狒狒要變成猩猩一樣，有點困難。但基因是可以改造的，一個政黨的奠基者和偉大的改革家，一般就是這個政黨的基因給予者和改造者。

“中華聯邦共和國”構想

陳獨秀是中共的奠基人，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中共的基因改造者。陳獨秀基本上是把列寧主義的基因轉給了中國共產黨。在列寧主義的衆多基因裏，有一個叫做聯邦主義的基因。1920年6月，列寧爲共產國際第二代表大會草擬題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他在文中提出：聯邦制是各民族勞動者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兩年後，陳獨秀主持召開中共二大，他把列寧主義的這個聯邦基因注入了二大宣言：”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不應當認爲中共的這個聯邦基因完全泊自蘇聯。二十年代初，中國正在興起聯省自治運動，陳獨秀先生領導的中共沒有過多介入爭論，但中共擔心當時條件下的”聯省自治”，很容易變成”聯督自保”，却是對的。不過，中共幷沒有反對實質上”不違反民主主義的聯省自治”。這場聯邦主義的大討論必定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要爲聯邦主義尋找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結果他找到了。他找到的就是列寧的立場。

列寧的基因與毛澤東的改造

列寧主義的聯邦基因有兩個缺陷：第一，聯邦主義包含的地方自治權內容被閹割掉了，只保留了民族自治權內容。從此以後，聯邦制就被中共作爲一種單純的解决國內民族問題的手段來加以考慮，地方自治權問題再也沒有進入前鄧小平時代的中共視野。第二，聯邦制度不是被當作一種長久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是被當作一種”過渡形式”，通過這個形式，把不同民族變成一個緊密的共産主義政治體。這也就是說，對于共産主義者來說，它是一種策略，一種權宜之計，是一種早晚要被取代的東西。這就爲那些想通過激進的共産主義措施爭奪國內、國際領袖地位的革命家留下了改造他的基因的可能性。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革命家。他在軍事和權力運作上是一個少有的現實主義者和策略家，他在制度安排上是一個罕見的左傾冒進主義者。他只有在一種情况下講過渡，講政策，講策略，那就是在他還沒有牢牢控制住核心權力的時候。在他看來，權力是手段也是目的，幹一切事是爲了權力，有了權力就可以幹一切事。因此，在他控制了中共中央之後，就開始了對中共基因的改造過程，這個從〈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延安時代開始。中共的聯邦基因當然也在被改造之列。從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之後，中共解决國內民族問題基本綱領就從聯邦制轉向單一國家體制下的”民族自治”。

有人認爲造成這個轉變的重要原因是中共對”中華民族”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抗日戰爭以前，中共將”中華民族”等同于漢族，將中國境內的其他民族排除在中華民族之外，抗戰將中國各民族結合成了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中華民族，中國境內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王麗萍，1998）。似乎這樣一來，民族問題就不存在了，當然也就沒有必要搞聯邦制了。不能說這不是一個新穎的見解，但却是一個危險的見解。按照這個看法，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如果不是已經同化，那就在同化之中。

否定對聯邦主義的否定

其實，不是中華民族得到了改造，是中國共產黨的基因得到了改造。毛澤東把一個城市知識份子色彩非常濃厚的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一個農民党，把追求自由民主的政黨改造成一個階級鬥爭爲綱的政黨，把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享有黨內民主的政黨改造成一個崇拜毛澤東個人的極權主義政黨。搞民族聯邦制，第一不符合階級鬥爭原則，因爲一切民族問題說到底都是階級問題，重視民族問題，就等于輕視階級問題；第二，搞聯邦制也不符合極權主義原則，聯邦制是縱向分權。任何分權都是對極權主義者的挑戰。另外，毛澤東跳過聯邦制，直接進入”全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的單一統一國家制度，也表明他的國家更接近共産主義政治統一體，從而勝過蘇聯。雖然，毛本人也知道，蘇聯的聯邦制其實是假的。這不要緊，要緊的是面子上好看。

因此，毛澤東跳過聯邦制階段，就如同他跳過新民主主義階段一樣，對于中國來說，都是灾難性的一跳，是他的極左思想在國家體制和民族關係上的反映。他試圖用階級鬥爭掩蓋民族矛盾，當階級鬥爭的洪水落下去時，民族矛盾的怪石自然顯現出來，露出猙獰面目。國內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象某些疆獨分子，開始信奉恐怖主義；溫和的民族主義者，象達賴喇嘛，漸漸看好聯邦主義。值得慶幸的是，在毛澤東改造過的中共基因中，改造得最不徹底的基因之一就是”聯邦基因”。他把資本主義的尾巴割得一乾二淨，但聯邦主義的尾巴却留下一大截。這截尾巴雖然在文革中也沒有保住，但它爲鄧小平後來的改革保留了歷史靈感。

否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包含著否定他對聯邦主義的否定。

2002年7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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