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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5日訊】以朱利亞尼所說的領導者需具備的五种特質，來審視特首董建華以及他新聘的商人出身的問責高官及行政會議成員，實在很怀疑他們符合這些要求。

第一，領導者要有自己的哲學。商人的特性就是利益优先，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就是哲學觀。「一國兩制」如果香港須堅持實行資本主義這一制，領導者就要堅定地維護這一制的价值觀。

董伯口頭上說「新聞自由好重要」，實行上卻對新聞諷刺節目以「低趣味」來表示不滿，因鄭安國在港台解釋「兩國論」而沒有給鄭延續簽證，更听從徐大炮的話而從港台調走張敏儀；他口頭上說「法治好重要」，卻尋求人大釋法，及改用政治任命方式來委任負有刑事檢控責任的律政司司長，從而破坏香港的司法獨立；他口頭上說「香港一定要實行自由經濟」，但一上台即實行「計划」式的「八万五」，又實行平均主義的教育改革，及以「共產主義」、「大鑊飯」（陳啟宗語）的混合式來發展北角。五年來，看不到董伯有自己的哲學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也是半桶水，似懂非懂，他的任何談話都沉悶無比，無法引起市民共鳴，更不要說信服了。

第二，領導者要有勇气。董伯既怕得罪中央，又怕得罪香港左派。領導人要來，就大搞「掃黃」。為討好左派，又頒大紫荊獎給暴動頭目。新的行政會議中更吸納兩名傳統反英反建制的左派。對賭波合法化，始終拿不起勇气去頂住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去堅決執行。他說他是「好人」，但好得懦弱。像朱利亞尼上任后，頂住各個方面的批評，一意孤行地制止濫用社會福利的事，以董伯的膽識，是想都不用想。

第三，領導者要有准備。九七前董伯用了多少時間去准備當特首，筆者不清楚。但以高官問責制來說，即使做准備，也顯得手忙腳亂，既無足夠時間讓立法會審議，又對聘任的問責高官心中無底。朱利亞尼九年前一上任，就作好了應付緊急攻擊行動的救援准備，但董伯對香港經濟的頓挫，竟全無准備。董伯每年講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卻看不到他對實行任何中心有任何充分的准備。

第四，領導者要懂得溝通。他說「八万五」不存在時，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卻不知道。代他去与外界溝通的路祥安，被港大民調事件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指為「不誠實的證人」。這就很難相信董伯的部屬會誠實地向他反映真實情況。而在公布新問責高官名單的問題上，也顯示他与中央的溝通都有問題。

第五，領導者要懂得團隊合作。如果董伯仍是以經營一家企業的方式去經營特區政府，那特區政府就不是一個合作的團隊，而是一切唯老板命是從的一間公司。

──轉自《苹果日報》日期:2002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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