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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0日訊】著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沉默了10多年之後，最近又成了西方媒體上的新聞，這次不是由於她對權力人物的進攻性採訪，而是她本人遭到“攻擊”﹕意大利的穆斯林團體給她發信，揚言殺掉她，因為她寫了批評伊斯蘭教和阿拉法特的文章。

《華爾街日報》4月28日就此發表了題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論，把法拉奇列為遭霍梅尼下令追殺的英國小說家拉什迪之後，第二個因文章觀點而生命受到威脅的西方作家；並對這種勇敢地站出來譴責自殺炸彈和恐怖主義的行為讚譽說，“歐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法拉奇在七、八十年代曾採訪過霍梅尼、鄧小平、武元甲、阿拉法特、巴列維、基辛格、卡扎菲等很多國家元首和權勢名人，由此集結成書的《採訪歷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現在仍是美國主要新聞學院學生的必讀書之一。

1930年在佛羅倫薩出生的法拉奇在寫過九本書和大量採訪文章之後，從新聞界退休隱居，近年常住曼哈頓。她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幾乎足不出戶。許多人都要求過採訪她，但她一律拒絕，閉門做自己的研究。

911世貿大廈被炸時，她正住在曼哈頓中城公寓，目睹了雙星子大廈的轟塌。在極度的震驚和憤怒中，她打破10多年的絕對沉默，為此專門寫了兩篇文章、一本書，強烈譴責恐怖份子，毫不妥協地捍衛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

伊斯蘭原教旨將毀掉整個世界

第一篇題為“憤怒和自豪”的長文，在去年9月29日的意大利報紙《Corriere della Sera》上佔了整整四個版面。法拉奇以她多次採訪穆斯林首腦、和對伊斯蘭社會實地考察的經驗，毫不客氣地抨擊了伊斯蘭文化中的種種丑陋，尤其是對那些有四個老婆的大鬍子穆斯林男人的劣行，更是淋灕盡致地痛斥。

法拉奇的文章充滿了對美國的尊崇，她說，美國是一個寬容、慷慨的社會，對自己的公民和外來者都給予尊敬。“美國有幾百萬穆斯林人，當阿富汗的那些穆罕默德們來美國探望他們的叔叔舅舅時，要去飛行學校學開757飛機，沒有人會說不可以。”恐怖份子之所以襲擊美國，就是因為美國是強壯、富有、力量、現代、多族裔、自由的象徵。

法拉奇在文章中說，早在20年前她就指出，狂暴、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宗教和文化，將成為西方文明和國際社會的主要威脅；如果人類掉以輕心，它將會毀掉整個世界。

“用自殺炸彈殺我，是不是太浪費了”

她在今年4月12日發表的第二篇文章“反猶在歐洲”中，強烈譴責巴勒斯坦自殺炸彈，並批評歐洲對這種有意殺害平民的暴行保持沉默。她毫不客氣地批評曾採訪過的巴解主席﹕“很多意大利和歐洲人把阿拉法特當成紳士，但這個什么也不是的傢伙從沙特阿拉伯的王子們那裡拿錢，做墨索里尼那樣的宣傳，卻夢想著進入歷史成為巴勒斯坦人的喬治．華盛頓。這個語法很差的可鄙傢伙，在接受我採訪時，結結巴巴說不成完整的句子，無法進行準確的對話；還把唾沫星子噴到我臉上嚎叫說，我們的文化比你們西方高級，我們發明了阿拉伯數字。”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說，“雖然我們不是百分之百同意法拉奇的文字，但她說的大部份是事實；而且她有權利說她想說的。那些恐嚇要殺她的伊斯蘭組織實在是找錯了對象，因為法拉奇可不像容易被嚇住。……這位今年72歲的老記者見過真正的混世魔王，例如毛澤東和阿拉法特。這位老人說，用自殺炸彈來殺我？天哪，那是不是太浪費了。”

權力像一劑春藥，誰沾誰發瘋

法拉奇是一位傳奇般的記者，她以對獨裁者和權勢人物尖銳地提問、尖刻地批評而出名。她那本《採訪歷史》被《華盛頓郵報》譽為“採訪藝術的輝煌樣板。”《滾石》雜誌則稱其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採訪。”連《花花公子》雜誌也忍不住評論說，“如果你不明白這世界怎這么亂，法拉奇的採訪中有答案﹕那些自我吹噓的傢伙們在左右著世界。”

法拉奇的《採訪歷史》所以被學習新聞的人作為教科書，不僅它體現新聞採訪技巧和專業訓練，而且該書放射出一種罕見的精神力量﹕挑戰權力，拒絕諂媚。

法拉奇在該書前言中說，“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人，並不比我們聰明，有遠見，有韌力，他們只不過更能鑽營，更有野心而已。”通過對權力者的採訪，法拉奇更發現權力對人的腐蝕。權力像一劑春藥，誰沾誰發瘋；權力使人腐敗、驕橫、愚蠻、迷狂。因而法拉奇厭惡權力，她說﹕“我認為權力是不人道的、令人痛恨的現象。”

正因為對權力持這種看法，法拉奇在採訪那些名人時，不僅毫無很多其他記者那種諂媚、奉承、巴結，而是尖銳地提問，刨根問底地追擊，毫不客氣地挖掘，然後毫不留情地把權勢者的丑陋全部寫出來。以講計謀、玩權術，老奸巨滑聞名世界的政客基辛格曾說，他“一生中做的最蠢的事”是接受法拉奇採訪。

法拉奇在採訪後記中說，基辛格“像鰻魚那樣來回滑動，躲避任何實質性的問題”；

“像岩石和癌癥”那樣僵硬、頑固而不可改變。但法拉奇用她特有的進攻性提問，也把尼克松的智囊國務卿逼問得頗為招架不住。

基辛格自當“馬戲團小丑”

法拉奇的這篇採訪發表後，引起美國政壇一場小地震，因基辛格說他“像西部牛仔，獨自騎馬，英雄打天下”，好像白宮不是尼克松當總統，而是基辛格當家。這種喧賓奪主引起尼克松憤怒，不再接基辛格的電話，嚇得基辛格又賠不是，又要求舉行國會聽證會，指控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原話。法拉奇給美英幾家大報和電視台發去信，要公佈全部錄音記錄，因基辛格說的每個字都在錄音帶上；並在書中諷刺地說，基辛格這種說法，簡直是不把自己當一個紳士，而是當“馬戲團小丑”，讓人噁心。

法拉奇在1980年8月訪問了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第一個提問是，“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是不是還要掛在那裡？”後來追問鄧，“你們說文革災難是四人幫造成的，可中國人卻舉起五個手指頭，那第五個是不是指毛澤東？”同時還問這位剛剛獲得權力的中國領導人什么時候退休。

法拉奇對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夫人的採訪，由於追問出該國和孟加拉國的關係等問題，導致原來兩國要簽署的條約被迫推遲，幾乎流產。由此可見法拉奇當年的政治訪問有多大的威力。

在對布托夫人的訪問後記中法拉奇說，“很多人對權力有很大的胃口，很敏感的鼻子，但卻聞不到權力散發出的腐臭味道。他們對權力的排山倒海的追逐熱情遠超過對愛。”而在這些權力者的國家，“自由、民主和政治反對派從來都沒有真正的地位和意義，並經常被饑餓、不公正和羞辱取代。”

法拉奇那種挑戰性提問，常常刺激得獨裁者想殺掉她。霍梅尼在法拉奇採訪後曾召集會議，研究是否幹掉法拉奇。後來第二次法拉奇到伊朗採訪，一下飛機就被逮捕，幸虧被一位當地翻譯和美國上校救出。

法拉奇在墨西哥採訪內戰時，曾身中數彈，被認為死亡拖進了太平間才得以逃生。

挑戰權力，拒絕諂媚

這種獨特的採訪經歷，和她特有的蔑視權力的採訪風格和精神，使她對專制、暴虐深深地痛恨。她在《採訪歷史》的前言中說，“人類尊嚴的最美麗的紀念碑，不是雕像，不是旗幟，而是希臘伯羅奔尼撒島山坡樹上刻印著的三個希臘字母“oxi”（英文No）。在納粹佔領期間，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們把它刻印在那裡。納粹上校們用石灰涂蓋了一次又一次，但經過雨水和陽光，那三個字母倔強地、不可磨滅地、奇跡般地又閃耀在那裡。30多年了，它仍在那裡。”

法拉奇在前言的結尾處說，讀者在翻開《採訪歷史》時，“應該在腦海中記住那三個涂蓋不住、倔強地、不可阻止、無法磨滅的希臘山坡樹上的字母。”

而作為新聞記者，以及任何要從事新聞寫作的人，恐怕不僅在讀法拉奇的書的時候，而是一生中一直記住那三個字母，永遠對權勢者說No﹕挑戰權力，拒絕諂媚！

在這次美國遭攻擊後，法拉奇強調西方對穆斯林極端狂熱份子對人類文明的摧毀力重視不夠。她認為穆斯林恐怖份子絕不僅僅是對著美國，他們是與整個西方文明價值為敵。她強調跟整個伊斯蘭世界恐怖份子的戰役必須打，因為“如果美國垮了，歐洲就垮了，整個西方就垮了”。這個觀點和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奈保爾幾乎完全一樣。奈保爾說，“美國不可以倒下，美國絕不可以失敗。如果美國垮了，我們的整個世界就垮了。這不僅是美國受到威脅，這是整個世界經濟、我所賴以生存和寫作的文明世界受到威脅。”

正是因為法拉奇和奈保爾對伊斯蘭極端份子的直言抨擊，惹來了恐怖份子的仇恨。但他們這種聲言要用謀殺的方式對待言論的，只能更清楚地證明法拉奇和奈保爾對他們那個世界判斷的正確性。

（載《開放》2002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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