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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以憶往事宣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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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1日訊】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日前公布的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張滿腔憤懣地對蔣中正的人格和一生事功,施以嚴厲而無情地攻擊。對照他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所提到與蔣關係的談話,有極大的不同,他的說法固令人感到意外,但也是他被軟禁半個多世紀以後,在獲得自由之身,無所顧忌下的情緒上的合理宣洩。

中國時報6月11日報道﹐在張學良未失去自由之前,當他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陪蔣離開西安抵達洛陽時,機場上出現許多攻擊張氏發動事變的標語,蔣看到後,立即下令全部收起,並交待有關人員:「好好照顧張副司令」,令張深為感動,翌日,返抵南京,張被安排住進北極閣宋子文公館,雖然進出都受到相當程度的保護和限制,但他還肯定地表示,因當時國民政府軍政界裡面,很多人對他不諒解,所以這些措施是蔣愛護他,是為了保護他。縱使在軍事法庭上,他還堅稱「我始終信佩(蔣)委員長的,而看見他的日記和文電更加欽佩」,現在,他在對蔣的評價上,有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自是失去自由以後心情的反射,尤其這半個多世紀遭到幽禁,是完全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

當西安事變和平落幕,張學良陪蔣中正離開西安時,曾經信心滿滿地對趙四小姐和他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等人說,陪蔣回京後,幾天就會回來。到了南京之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東北故人閻寶航至宋公館探視,張也表示過幾天就要回西安,當閰表示疑慮,張即以手指西北方輕聲說:「不讓我回去,那邊能答應嗎?」可見他對於從此遭到扣留,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

張學良最先警覺到他可能回不去,是在他遭軍事法庭判處十年徒刑後,雖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獲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赦,但卻又加上「交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的但書,有此「管束」之令,九天之後的一月十三日,他被送到奉化雪口血竇山幽居,至此他才知道失去自由了。

不過,當時中日兩國關係緊張,華北地區戰雲密佈,他期望著中日一旦開戰,將可一展身手,所以,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十一天,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上書蔣中正:「賜良殺敵之機,任何職務,任何階級,皆所不辭」但是,對他的請纓之舉,蔣「不予同意」,囑他「好好讀書」。

一九四五年抗戰獲得勝利後,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當時包括中共的周恩來,以及東北舊屬周鯨文等,都發出要求釋放張學良的呼籲,但也沒有結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軍統人員由重慶送上飛機,他滿心歡喜地以為要飛往南京,從此可以自由了,但後來他知道自己想得太天真,他滿懷悲愴,也滿腔怒火地被送到台灣,隨即被安排住到新竹縣竹東井上溫泉招待所,繼續過其幽居的日子,第二年十月,保密局設計委員會主任張嚴佛前來探視,張贈予一詩:「山居幽處境,舊雨引心寒; 輾轉眠不得,枕上淚難乾。」由此可見其心境之淒苦,一九五九年,雖然名義上張的管束獲得解除,但他在言行方面,依然嚴格地自我約束,並未百分之百自由自在過日子,一直到一 九九○年六月一日,他的八十位友人替他在圓山飯店過九十歲生日,他才充分地獲得自由,總計自一九三七年受管束開始,他被幽禁了五十四年,可以想像他心中蓄積著滿腔對蔣的怨氣,從而他所施與對蔣的無情抨擊,自可瞭解。

除了遭管束前後對蔣評價的不一致外,在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其所臧否人物,另仍有值得斟酌者,例如:

--他說何應欽是「一個奴才,從來沒有被重視過,有很大的野心」,這是左派人士一貫的說法,因為在抗戰之前,何應欽曾主持「軍分會北平分會」,與日方進行許多的交涉折衝,故被目為是親日派,今則張學良指其在西安事變中不顧蔣的安危,主張軍事討伐,企圖任令蔣與叛軍玉石俱焚,以謀有取而代之的機會。

然而此項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因為在西安事變爆發後的國民黨高層會議中,力主武力戡平叛軍的是戴季陶,不是何應欽,何從未有要對西安用兵的主張,他是在中央決策通過後,出任討逆軍總司令,而從受命開始至事變落幕,他所指揮的討逆軍也一直是盤馬彎弓的,並未長驅大進,直至蔣最後脫險為止,西安與南京之間的和平折衝從都沒有停止。

退一步說,即使南京與西安全面開戰,蔣氏身亡,則在國民政府裡資望高於何的軍政領袖,尚有李宗仁、閻鍚山、馮玉祥等,豈能由何接班,何更不會如此無自知之明。

--談到楊虎城,他是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是張的部下,儘管楊最先表露發動事變劫蔣之意,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然而事實上,拿主意、做決定的,全在張學良身上,所以,包括一九五六年他撰寫「西安事變反省錄」、以及重獲自由後接受訪問時,他都說楊係受其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現在則在口述歷史中,對楊表露太多的抱怨,後悔「搭了這個夥計(楊虎城)」,又批評「西北軍簡直沒用」,令他「傷心極了」,這是與過去說法大相逕庭的。

雖然有上述前後不甚一致的說詞,但據報導,張氏口述歷史是有許多珍貴史料的,最顯然的一個例子,有關釋蔣有無條件,數十年來,儘管大陸方面的著作,提出許多資料,但在國民黨方面,一直口徑一致地,都說張、楊受了蔣偉大的人格感召而釋蔣,絕無任何交換條件。關於這個問題,事實上,研究這方面的史家都曉得,在蔣獲釋之前兩天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西安的周恩來就有一電致中共中央,報告西安方面關於談判解決事變的經過,蔣離陝當天下午,周又有一電報告有關全國黨政軍各方面重要措施的談判結果及協議這個問題,自然是已經有答案,但現在由張學良口中說出,是蔣「親自答應不剿共」,他才放蔣的,則事情就更清楚了。

除了海內外眾所關注的西安事變之外,張學良從弱冠開始,即參與東北軍政大計,所經歷之重要事件極多,他的有關資料和口述歷史的公佈,必然將引起世人廣泛的注意與學者閱讀的興趣。(//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