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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大紀元記者林之昊波士頓報導/五月四日﹐大紀元記者對哈佛法學院梁定邦教授做了專訪。梁定邦教授不僅是一位資深的律師﹐而且是“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的首席顧問﹐也曾經擔任香港證監會主席﹐是亞洲金融界風雲人物。

只能抱着“希望”心態去做

梁教授談到中國股票市場是如何興建起來的。當時有很多企業急需要錢﹐怎麼辦呢﹐中國政府就想搞一個股市﹐把最需要錢的公司扔到股市中﹐圈一點兒錢回來﹐這樣就可以救急了。所以當時上市的公司不是市場決定的﹐而是國家選的。政府這種圈錢救急的初衷也不能說完全是錯的。但當公司進入市場後﹐就應該被市場帶動﹐慢慢改造﹐把經營做得更好。

有些公司是起來了﹐但有很多公司沒法起來﹐原因之一是管理人員的素質低。在發達國家﹐管理人員都是經過很長時間的培養﹐經歷了社會各種市場競爭才鍛煉出來的。而中國過去做經理的﹐都是按國家計劃經濟去做的﹐要想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做好﹐需要時間和環境的培養。原因之二是市場監控和公司治理各方面不強。這也是因為市場其他方面的配套條件不好﹐包括法律的不完善﹑法院本身對公司治理問題的認識不深。而且使得這些問題糾纏到“證監委”現在正在做的事了。梁教授戲稱“證監委”的工作是“希望工程”。因為工作是必須做的﹐不做的話就沒希望了﹐所以只能抱着“希望”的心態去做。他對“證監委”的工作人員非常敬佩﹐因為他們投入很大力氣去做﹐付出很多﹐而得回的效益卻很小。

只有33%股票在流通

在中國股票市場上市公司有1000多個﹐股市盤子已初具規模﹐但只有33%的股票在流通﹐而且股市波幅很大。原因何在﹖梁教授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供求關係問題。股票數量有限﹐想進去的錢很多﹐這就造成很多錢在追很少的股票。二是國家的很多政策不很穩定。中國經濟在不斷地改變﹐政策也在不斷地改變。有些優惠政策慢慢地淡下去﹐而股民看到政策波動時情緒就很不穩定﹐新政策出臺時股民甚至會有一種驚慌的感覺。這樣就造成一會兒都買﹐一會兒都賣的大波動。政府政策的透明度不夠也加重了這種現象。當股民在不知道政策實施目標和實施期限的前提下﹐就會猜測﹐你說我也說﹐一窩蜂的反應。梁教授把它叫做“羊群效應”。這種行為使得股票市場大起大落﹐因為市場對信息是很敏感的。在中國﹐政策上的信息導向對股市的影響很強。第三就是中國的投資者90%以上是散戶﹐他們對股市的分析能力還很不夠﹐看市的層次比較單一。不像美國的股票市場投資方主要是機構投資商﹐他們有專業人員對股市和上市的公司進行專業分析﹐而且看市的人層次不一﹐就不容易對市場產生衝動的反應。

傳播理念是職責

據報導﹐梁教授在擔任“證監委”顧問以來﹐在中國各地演講﹐像“傳道士”一樣到處教人做好人﹐推行證券市場“合規運作”的文化。梁教授說這是他應該做的。他說﹐對一個新興市場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套基礎理念。不然的話﹐市場乃至社會就沒有了方向。每個人都需要有理念﹐而且還要有思考﹐這樣﹐在具體情況下﹐才能自覺地去做好。他認為﹐傳播這種理念是他作為顧問的一大職責。一個社會﹐包括一個市場都要有多種人來形成﹐但他們都需要有一種共識﹐才能有效率﹐有默契。比如說要遵守原則、講誠信等﹐這樣市場就會慢慢地好起來。

法制與道德的作用

作為一個法律教授﹐梁教授認為法律對經濟對社會起了保護和推動的作用。對人們勞動所得的報酬給予法律的保護是每一個社會所必需的。而這種保護不光是對財產的保護﹐也是對知識產權﹑名譽及個人言論自由的保護。例如﹐如果個人言論自由不受到保護﹐那麼明明是錯的東西卻沒法說的時候﹐那怎麼辦﹐社會不但沒被推動﹐反而要倒退了。

梁教授最後說﹐中國還是人治﹐當中國達到法治﹐也就是說﹐當誰做總書記都不重要時﹐那時中國的經濟以至社會的一切機製才能真正強盛﹑興旺。當然﹐除了法律﹐道德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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