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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0日】 “在整個制度沒有健全時，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們還能靠什么？我們這些文人坐在皮沙發上聊著天時，有什么權利指責百姓們的清官夢？！”張平眼睛紅紅地說。
導演、編劇和原小說作者張平: 都沒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擇》會在全國引起這么大的轟動。８月中旬以后，隨便打開報紙或上一個网站，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題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擇》熱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擇》在各地激起共鳴
《生死抉擇》在滬票房已超過１２００万元，創近年上海電影票房新紀錄
《生死抉擇》在成都、重慶、鄭州、蘇州、無錫的票房收入均超過一般中影引進大
片。
《生死抉擇》全國票房突破２５００万
《生死抉擇》來自張平的小說《抉擇》，為什么如此轟動，張平只說了一句：很簡單，寫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敗分子同流合污的好干部。
搞腐敗人的膽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兩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張平和大導演謝鐵驪接到一個恐怖電話，要叫他們吃槍子。這是第二十几個這樣的電話了。謝只得動用全國人大代表的名義叫太原警察荷槍實彈保護電影《天网》拍攝現場。 張平采寫《天网》時，曾多次問主人公、敢于反腐的縣委書記劉郁瑞，這么寫他的那些同事和屬下他們會不會找麻煩？劉郁瑞說：他們敢！量他們還沒那么大膽子！要是他們敢，就把他們老底子一個一個兜出來，哪一個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綽綽有余。劉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屬。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威脅恐嚇從沒斷過，而且劉郁瑞的縣委書記剛一被免，他們就立刻組織了２４１名縣市級干部把張平告到了丰台法院。
這大出張平意料：“他們真敢干，真敢說，膽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個副檢察長居然振振有詞質問：‘我儿子只強奸兩三次，你怎么就說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辦公室而是我老婆的辦公室。這純粹是對我一家人的誣蔑。’” 張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個晚上一分鐘也沒睡。他覺得特別孤獨，群眾這時在哪儿？沒有一個說句安慰話。 法院的人也私下說你肯定要輸，再怎么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緒是怎么找回來的，是群眾，是新聞記者。所有報紙一邊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個人在北京一個小飯館吃飯，一個女老板看了我半天，問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張平。我說是。她一會儿端了兩盤菜，說你這個作家我認定了。以后你就在我這儿吃飯，一分錢不要。
“臨汾地區有５個老農民來到北京看我，他們的黑衣服上滿是汗漬，一見我就問，咱的官司輸了贏了？他們拉我到一個飯館，要了好几碗過油肉，他們認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過油肉。一個老農從衣服深處掏出一個小包，里面包著全村人捐的２元、５元共５００塊錢。”
全國各地聲援張平的信，１５００人以上簽名的有４封，５００多人簽名的有１２封。
官司正打時，《天网》電影開拍，謝鐵驪說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這是他作為一個導演的權利。拍攝現場附近的農民自發當演員，說張平寫得太好了，寫的就是他們村，他們村的支書就這么坏.
回想寫作初衷，張平對記者說，在全國許多地方，無職無權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為他們說說話。而最終促使他下決心寫《天网》的是一個老人。這個老人因為２００元錢被打成反革命。從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上訪了１５００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一次次“攔轎”告狀，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當官的特別反感他，說這個人特別坏。張平卻像發現了一個寶藏，跟他談了兩天兩夜，談的過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３０多年來從來沒有人听他這樣傾訴過，因而他對張平充滿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邊麥垛里，就是為了給張平送几個粽子。 過了几年，張平重訪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經去世兩年了。
“我特別難受，哭了好長時間。這老先生把３０多年４０多本日記給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顧后，沒有寫出來。” 回想這一切，張平當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靜下來。心想輸了也沒什么。
千奇百怪掠奪國有資產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寫農民的。張平原以為天底下只有農民苦，而工人因為剪刀差，應該比農民強多了。后來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窮，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
寫完《天网》后，他采訪到這樣一個慘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區一個轉業軍人被推選為護林員。這是個能發財的崗位，以前的護林員与惡霸沆瀣一气，盜伐國家林木。而轉業軍人恪守職責，嚴禁亂砍亂伐，斷了當地惡霸的財路。當地的“四虎”糾集一幫地痞把他暴打一頓，下手很狠，他腸子都流出來了，沒人管他，沒人送他去醫院，干部也都不見蹤影。轉業軍人在老山前線負過傷，是爬著回來的，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槍取出來，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殺三個。他后來也因傷重而死。
“我把這件事情寫成小說，叫《凶犯》，導演于本正看了非常沖動，想拍成電影，建議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區的農民哄搶工厂，与工人發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導演采訪了山西几十個工厂，發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場、資金、經營策略、農民騷擾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敗。
“一個個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數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樣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覺保護工厂的財產。這跟我們原來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他們自發站在厂門口，檢查路人偷沒偷東西，他們知道自己什么都沒有，工厂再破，也是他們的活路和依靠。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
“工人們看到導演作家來了熱情得不得了。說你們怎么現在才下來？誰知我們的苦？
“我沒想到工人這么苦，原來的三線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工程師在外面撿菜葉，有些工人自殺，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在《抉擇》原型的一個大紡織厂里，工人們包括一位老紅軍都沒法拿到應得的，工人們有病只能捱著。一個工人得了肝癌，籌到去醫院看病的巨額數字的醫藥費對他來說是上天攬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痛片。疼的時候趴在床上，用手摳牆，一塊牆磚就這樣被摳去了三分之二。”這個細節，使張平和導演都木立在那，張下決心寫“工業題材”，也就是《抉擇》。
４０多天的采訪，張平認為他發現了工人們窮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奪手法：一個工厂需要沙子，設有許多過秤點，過秤員与運貨的都串通好了，這里過完秤，沙子不卸，再開到那里去過秤，周而复始，一車沙子能賣出１８車沙子的錢。國家資金就像沙子倒進篩子，一下就流完了。發現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后面有靠山，當事人頂多賠點錢了事。
有的故事真是惊心動魄：外部盜匪与內部管事的勾結一起，膽大妄為，把保安打死，槍搶走，大肆盜竊國家財產。
“我采訪工厂時根本不与厂領導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別厲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沒法接触到實情。工人們自發地保護我，跟秘密工作一樣，他們用暗號聯系，今天讓我去這家，明天去那家，組織得很好。 他們就想讓上面，讓全國的老百姓知道是誰讓這個國企乃至成千上万個國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敗分子會把改革葬送，會把中國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張平對記者說，一些工人農民對改革產生了困惑，許多人對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訴人們正在發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對改革喪失熱情。
“在那個作為原型的大紡織厂里，那位老紅軍能拿到４００元錢就很高興，他一家人就靠這點錢過活。但他還讓我勸工人不要鬧，要相信党和國家。另一方面，靠著工厂發了財的所謂党的干部對國家沒有一點責任感：‘ 沒辦法，我跟你說，一點辦法也沒有。惟一的辦法就是私有化。’他們占了那么多的財產，急需‘合法化’。這些干部對党一點不信任。”
這個紡織厂每年的招待費就一千多万元。每個厂頭退休，發給一百万元辦三產，也就是個人小紡織厂。于是大紡織厂周圍布滿了小紡織厂，國家的資金、原料、市場都流到了小紡織厂。小厂紅紅火火，大厂一點一點被蚕食，气數將盡。大厂的工人失業，被小厂以低价招來，一天干十几個小時，隨意壓榨剝削-?D２０世紀末的中國土老板欺壓起工人來，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還要厲害。
大厂破產了，１０個億的資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張平內心很沉重，雖然他的樣子很綿善，但他是一看見有人受苦，國家被騙就義憤填膺的那种人。原來他對農村很熟悉，父親是建筑學教授，被打成右派后，帶全家回到山西農村老家，那時他５歲。但當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內心的震蕩更大。他說，在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們謀富求福，自古華山一條路：當官。有些地方一個厂長為了當官，能把工厂賣光送完，升了局長或縣官后，管十几個厂子，能在更大范圍里貪、送。當他做了更大的官，這十几個厂子也就奄奄一息了。這是一條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進野蠻的“狼窩”
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張平走了北方數省，看了一個又一個工厂。 “你看山西縣暖气片厂的產品行銷全國，緊挨著的國家大暖气片厂垮了，而這個私人厂子卻欣欣向榮。工作條件極為惡劣，民工們都是騙去的，一進厂就失去自由。不准寫信、打電話、外出。說是一個月３００塊錢，從來不給，工人們要工資，厂主就讓保鏢打，打死過一個，傷過許多。工人從來沒有節假日惶炖妥鰨保?個小時。８０多人擠在一個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體翻，上廁所回來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傳出來了，記者們去采訪差點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憤得不得了，堅決要去那里采訪，人們苦勸不行，于是，縣領導派人保護，叮囑別帶照相机，別記錄，別与工人聊。說你要是跟工人說話了，那個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們虎視眈眈，看哪個工人敢跟我們說話。我感到脊背發寒。回來后，与記者們周密策划，終于把這件事曝了出來，在山西引起很大反響，讀者紛紛打電話給有關部門。這個工厂被關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來回到故鄉。” 張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許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說許多事跟工業文明根本連不上，完全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晉南大械斗給他的震動很大。晉南那塊地方私窯很多，窯主們經常你爭我奪。兩年前那里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民工械斗，兩方窯主挑動２０００多四川民工和２０００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傷嚴重。公安干警去了１５００多人，抓了七八個民工。但窯主們上上下下走動，有關方面暗箱操作，個別真凶并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張平平常說話很溫和，但他确實憤怒了，在省政協會上發言道：工人階級為自己的權利奮斗了一個世紀，現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資本主義還要落后的野蠻時代。這不是什么工匠意識或是工人權益保護不當的問題，純粹是狼窩。我們的政府應該保護善和人性，清除這樣的惡勢力。
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人們說，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張平對記者說，他經常早上一起來，就看到門外有人坐著。這還是文聯門房給他擋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這樣描述張平：“我們正在聊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遠處徘徊。一會儿走了過來，看看我們這群人，問誰是張平。張平回答后，那個農民扑通就跪下了，說他是清水縣的，找了很長時間 ” 張平心很軟，愛激動，這就使他總被受苦受難的人包圍。
一個轉業軍人，膝蓋骨在自衛反擊戰中被打斷。一個農民的女儿主動嫁給他，根据政策戶口變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個孩子后就要跟轉業軍人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讓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來，吊到梁上打，并且強判离婚。原來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轉業軍人找到張平，結結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結巴）哭訴。張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殘協最后案子翻過來了，有關方面賠了轉業軍人６万塊錢。這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錦旗給張平，上面寫道，“扶持正義，鏟除邪惡”。 臨汾地區有一個老婦被女婿赶了出來，因為女儿不是親生的，她就挨打受气，住在一個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輸（用張平的話，現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領導、“攔轎”沒用，人家推搡她：滾滾滾她沒辦法了，不知道找誰。鄉親們指點她，去找作家張平。
她找到了張平，臉黑黑臟臟的，是淚水和塵埃在太陽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張平說，真上訪假上訪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沒有這种痕跡。 他讓她住在家，讓妻子給她做飯。他把她的事給跑成了。
長治一個職工被通知下崗，當晚就攜著女儿帶著禮物去厂長家說好話。厂長卻誣陷職工擅闖民宅，行凶鬧事。讓公安局把他抓了起來，判了３年刑。一家人沒了依靠，生活艱難。找到張平后，經奔走，職工被平反，但沒有得到任何賠償。職工出獄后，一家人抱頭痛哭，說我們不要賠償了，我們只要在一起 .
１９９８年山西城，一個農民企業家建了一個煉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規模，一個地頭蛇拿了張白條找來，稱厂長欠他２００万元錢，讓法院查封，煉出的一万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業。 這等于惡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這個工厂活搶了。
農民企業家哭著找到張平，看著工人們流离失所的慘狀，他自知無力回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書記訴說（他對記者自嘲：說來可笑，一個文人，手無縛雞之力，空怀滿腔熱血，只能每每去求官），這個案子終于翻了過來，但惡霸們逍遙法外，農民損失的焦炭和財物只能自認倒霉。
“這片大地上，人們為什么常含淚？”他有時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見為淨。寫些風雅的、現代派的東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學、各种關系大多來自底層，他們隨便的拷問就使他的想法垮掉。 一位民辦教師、他的小學同學對他說，你們這些寫東西的，去看看在煤窯、鐵礦里的像狗一樣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車間作坊里每天連續工作十好几個小時、從來也沒有過星期天的農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著一輩子沒住過一天醫院的你們常說的“父老鄉親”即使不住下來， 腰也彎不下來的硬座火車也行，擠一次我們鄉下人屢屢被劫被搶的長途客車也行。只需一次就夠了。在這片土地上，善惡總在搏斗，那么激烈，張平總是不期然被牽扯進去。
１９９７年，一群義憤填膺的人找到他，說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一個喝醉酒的司机軋斷腿，司机不停車，拖挂著小女孩狂奔。許多人看見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這個司机伸頭看了看，倒了三次車，把小女孩活活軋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證很多，但那個凶殘的司机跟公安局有關系，被判過失殺人，只賠一万塊錢一年刑。
那女孩子媽的頭發一夜全白，這是張平親眼目睹一個人的頭發那么快地變白。民怨沸騰，一位女記者牽頭，山西的記者、作家、藝術家和各界群眾聯名，呼吁嚴懲凶手，延安出來的老作家馬烽、西戎也在上面簽了名。
有關部門了，加判了兩年，多賠了兩万塊錢。這与那司机應受的懲罰相去甚遠。但老百姓、作家、記者還能有什么辦法？
“案子判了后，那個女記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態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進了兩個杯子里，說咱倆一人一半。她舉杯就喝，一杯酒還沒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罵：他們那么蔑視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正，指鹿為馬，說黑為白！沒有一點怜憫心
“我把這個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記者架回家。這時才感受到一個中國記者對惡的痛恨。”
他們是惡潮中的中流砥柱
１０年采訪不堪回首，那里面有許多正義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總是在前方如引著人們，就像張平在《生死抉擇》首映后說的：“‘光明的尾巴’并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我們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層走走，會發現許多党的干部在埋頭苦干，他們是腐敗惡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蘭花，是我們党內的健康力量。我們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內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張平聲音低了下來，頗有感情地結束了他不多見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創作就是受這种党內好干部的啟發而開始的，１０年來他一直琢磨怎樣褒揚和保護這种健康力量。
他最近采訪了一個剛直不阿，但境地較危的省紀檢干部。這人見過那么多的不平事，簡直就是一部党內的反腐史。他對張平說：“１９９４年在，我介入一個４０００万元的死案，當事人突然自殺。我了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說，你必須死，你死了你家人我養活當事人就在規定的地點和時間跳樓，但沒摔死，骨折，斷骨刺進肝里。他本來完全能活下來，可是一個檢察院干部和一個公安局干部把他抬出厂門用了３０分鐘，送醫院又用了２０分鐘（那個小城很少堵車，駕車繞市區一圈也用不了２０分鐘）搶救又用了４０分鐘。結果生生看著他死了。個別領導讓給他定個畏罪自殺，結案了事。４０００万元的國家財產就這樣無影無蹤了。你去查誰？似乎毫無辦法。但我不依不饒，堅決要把這件事查到底” 紀檢干部對張平說，這种事他可以講三天三夜。
他說他也受賄，看著張平的惊奇，他說他吸人家的煙，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東西，在那個環境中他沒辦法。但是給他送錢他堅決不要，這是一個分水岭。有人最多一次給他送去１０万元。他就給行賄者算賬：“我現在是副廳級干部，我住的房子１５０多平方米，值個３０万。從現在到死，還能拿２０多年的工資，也有４０多万，國家給我配了一輛車，十几万，司机的工資我拿這２００多万元換你１０万元值不值？”
在夜色深沉的這個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對張平交代后事：“我做了４０多年的檢察工作，光這几年親手送進監獄的就有２０００多人，但現在他們全出來了，有些人官比我還大。他們現在通過白道黑道整我。我現在把什么都跟你說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貪官干到底！” 事情不至于如此慘烈絕望，張平已經把有關情況向上反映。 党內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張平确實几乎用一种悲壯的情怀跟那些党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交往。
“市委副書記，我觀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祿式好干部！”
這位副書記山西師大哲學系畢業，先到省委組織部工作，后到市任職。終于有了一塊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負，他計划几年內把市建成文明、發達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剛正，把許多人的這條發財路子徹底堵死，因而不斷得罪地方勢力，成為他們的眼中釘。他知道很危險，不讓老婆孩子來這里。
他剛來時，市長６０歲，書記５７歲，于是他認為他的全面改革試驗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換了三屆也沒把他扶正。
盤根錯節的官們想盡辦法整他。有一次鋪路，上面下令１０月１日必須通車，但有個別部門卡他，不供應他物資。他東奔西跑，好不容易弄來一車石料，半夜又讓一個市委副書記弄到自己家蓋房子了。他急得罵那個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個樣子。
結果省報發文，說有的干部讓工人喝地上的臟水《工人日報》的同仁看了這篇文章后恨得要死，一定要給這個侮辱工人的干部曝曝光。他們的記者來到市，向工人一打听，滿不是那么回事，工人們給他們講了書記的种种事跡，把記者感動得哭了起來。
為什么這時候攻擊他，因為省里正在考察他，准備提為下一屆的市委書記。 地方勢力串通起來，結果他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這個消息傳出后，整個市沸騰起來，上万人上街表示對他的愛戴几位江湖气很濃的企業家，給他送來一麻袋錢，說別人都在跑官買官，咱也去送。他們也希望這個城市有大發展，政祥民和，各种經營活動能夠正常進行。曾經有人想“要他一條腿”，結果讓這些“地方好漢”保護下來。
一位記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寫內參向上反映。他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寫。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訓 –上一次為了反映這個市的老市委副秘書長自殺，市委書記的情婦被提拔為市委秘書長，市長的情婦被提為市府秘書長等問題，他躲在一個工人家里寫內參，市里一班人得到消息后到處找他。他因去看望一個老板熟人，被市領導們打探到，一班人都來到老板的飯店。在密室里，市委書記扑通給記者跪下記者心軟了。与此同時，一輛裝滿東西的三菱吉普下鄉來到記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被從鄉下接到市里勸儿子；第三天地委書記一行人到省城請他的領導吃飯內參只好停發。 這次這位記者學聰明了，把稿子連夜寫出來，馬上用傳真机直接發出。第三天就登出來了。這份內參寫道：這個市委副書記干了６年，与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至今住在辦公室里，在大食堂吃飯為什么一個焦裕祿式的好干部落選了？ 中央領導作了批示，副書記得以繼續工作。
上級把他平調到臨汾市任副書記。消息傳出，市的百姓不干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圍起來不讓他走。這些工人、退休職工、街道居民自發在市委門口守了兩天兩夜。
“市人民如喪考妣，紛紛到省里請愿。”張平說：“我去采訪時，看到１４個環衛工人擠在省城的一個小客棧里，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們覺得一個好書記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樣。”但他必須走，組織部門規定上任有最后期限，如果不報到就做自動放棄處理。他的秘書跑到外面求百姓，書記肚子疼得受不了，要送醫院搶救。工人們心軟了，放開一條路。這時工人們看到他們的書記真的要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來。大家哭道：我們不能選你，我們也留不住你，我們說話沒人听 他是個硬漢子，這時也哭得不能行。
車子直接開到臨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后，自發迎接，標語上寫道： “臨汾人民有福气， 來了個好書記。”
“在整個制度沒有健全時，我們党內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們還能靠什么？我們這些文人坐在皮沙發上聊著天時，有什么權利指責百姓們的清官夢？！”張平眼睛紅紅地說。
他即將把這几個好干部的經歷寫成書，相信又將轟動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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