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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0日訊】在網上看到蘇紹智先生的《簡評胡鞍鋼主編的〈中國戰略構想〉》一文，內中談到《中國戰略構想》頗具創見的一種提法：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和一個中國，四種社會。所謂兩種制度，就是建國以來因爲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分割社會，由此而來的便是一個國家四個世界、四種社會的巨大差異。用蘇先生的話說，“這三大特點充分反映了中國基本國情的特點，就是多樣性、差異性和不平衡性。存在著相當大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和社會差距，研究中國的問題及中國發展的前景，必須重視這個基本的中國國情。”

經濟學家仲大軍在剛剛出版的新著《國民待遇不平等審視——-二元結構下的中國》，所關注的是同樣的中國國情：

“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這兩種不同的身份劃分，把中國人民清清楚楚地分割成兩個世界。一國兩制，圈而治之，分而治之，成爲中國社會中最明顯的特色。……對於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國家賦予的國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對於集體經濟的農村居民，國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對於個體私營，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滅就不錯了，怎能列入社會保障和福利的範疇。說到底，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一大二公’思想的産物，是中國極左思想的産物，是空想共産主義的産物。”

事實勝於雄辯，仲先生這本新書的一大特點，是通過對於大量真實案例的舉證來說明問題。這些案例中最令筆者刻骨銘心的，是1999年發生在廣州的一例輪奸案。一位26歲的湖南籍農村少婦，與珠海一家公司簽訂了小飾品代理銷售協定，隨後懷著追求幸福的喜悅來到廣州，剛出火車站卻被人搶走了行李。接著，“兩位巡警走了過來，也不說什麽，拉起我就走。我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出務工證和珠海市的暫住證遞過去，可他們連看都沒看，順手便扔了。隨後，我被強行推上了一輛後廂封閉的警車。”

這名少婦就這樣被莫明其妙地送進兼有收容外來人口功能的精神病醫院，與數十名男人同處一室。在此後的兩天兩夜裏，被不計其數的男人輪奸，直到丈夫從外地趕來把她領走……

這並不是一例偶然性個案，在號稱首善之區的北京市，每到敏感時期，都會有一輛接一輛的囚車從筆者所住的樓下經過，把據說是三證不全的來京務工農民，押送到集中營式的勞改收容所篩沙子幹活，掙夠路費後再遣返回家。

除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二元結構隔離制度之外，中國社會還普遍存在著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二元結構隔離制度。2001年6月19日，《經濟日報》汽車天地欄目的《華晨吉利英格爾出路何在》一文，就介紹了民營汽車企業華晨、吉利、英格爾被強行登出俗稱“戶口”的生産許可證的典型案例。按仲先生的說法，“這種不許阿Q革命的事情”，其實就是馬克思在紙面上批判和埋葬資本主義制度時所說的“壟斷”：“目前，中國壟斷企業的低效率和高收費已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因此，當歷史行進到20世紀末時，中國終於拉開了反壟斷的序幕。反壟斷的實質是追求平等的國民待遇，反對特權。”

在當今中國，經濟學家雖然享有較爲優越的發言權，與政府的決策權之間，還有著很遠的距離。中國社會究意能不能夠在現有國情的前提上徹底打破政府部門和國營企業的制度性壟斷，從而朝著逐步改善和化解由公有制崇拜和私有制歧視所造成的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民、國營與民營、強權與弱勢之間待遇懸殊的二元結構的利好方向和平演變，還需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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