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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進京後在北京實行分片佔領，以便最低限度維持住北京市區剛剛平定的秩序。這期間聯軍都做了些什麽呢？我願意援引隨軍記者或西方目擊者當時的報道及信件的原文，以便瞭解當時的情況，順便體察他們的感受方式和觀察角度。首先是對被解救者的描述：

“這些法國人和中國人很高興被解救。他們一直在爲此艱苦奮爭，一場在北京的真正的奮爭。但是老神父法維耶(Favier, Alphonse Pierre Marie, 中文名： 樊國梁)只是笑笑說，是的，他們度過了難關。”(“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 p.392)接下來是聯軍進從各城門進入北京時,記者所看到的義和團阻擊防衛措施及其暴行：

“外國軍隊進入它(指北京—引者)各處週邊的每一時刻,那裏就四處起火，夜如白晝，道路通明。所有的地方都已經被義和團拳民和中國人毀壞殆盡。這個事實可以向人證明，北京已是一座廢墟之城。各處的外國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國人，同情中國基督徒或有財産的中國人都被屠殺了。南堂,大教堂的南 部 (可能指被義和團火藥炸破的北京西什庫教堂的仁慈堂—引者)全然被毀。這不過是一個例子。各處大同小異。”(同上，p.392)

俄法德聯軍在華暴行

中國史料中關於聯軍在華暴行的記載，一般籠統稱之爲“八國聯軍”“侵略聯軍”“侵略軍”或者“洋兵”，不做具體的國別的區分。也許一是因爲辨別不易，二是認爲不需辨別。但是事實上，在英文世界，對八國聯軍進兵北京解救公使館之後的在華暴行的記載，都對國別做了清楚的區分和認定，而從未將八國所有聯軍混爲一談。從相關的英文史料記載來看，除了京津一線清掃義和團殘匪的軍事行動，在華其他腹地實施暴行的國家包括俄，德、法、英、意、奧八國聯軍的大多數。但是美國除外。令人尤其驚訝的是，日軍也不在其列(詳見下集)。

“無論如何，並非所有的暴行都是中國人所爲。復仇之火引爆了聯軍士兵的野蠻。考慮到文明教化的責任，俄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所表現的觸目驚心的野蠻殘酷，比中國人的野蠻更加令人無法原諒。” (引自同上，p.448)

首先是俄國軍隊藉口鎮壓義和團暴亂全面進犯中國東北三省，並在佔領幾乎所有主要城市過程中，對當地即當地華人實行屠殺政策。一位叫的維克托.科林(Victor Collin)的比利時記者從8月4號到9月8號，從莫斯科穿越俄國和西伯利亞，他沿著中俄邊境有關地區進行實地採訪、調查和遊覽。他的足迹從黑龍江交彙處的波克羅夫斯克(Pokrovsk)行進到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他爲當時爲國際媒體寫下了俄國人在進攻璦輝時,在黑龍江北岸的海蘭泡(Blagoveshchensk)對華人進行大屠殺的詳細見證。他寫道：

“這個地區，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個星期，曾經是一個戰場。歐洲的媒體對這個戰場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報道，但是它真正特點卻全然被忽略了。”“這不是在黑龍江岸邊發生的、有組織的交戰雙方的一場武裝較量，這是一場對手無寸鐵的全體居民的冷血屠殺以及對其家園的系統毀滅。”“7月6號，麻木的人們就看待黑龍江面浮滿屍體，飄動和堆積在這條江的中國沿岸。人們最初認爲那是俄國人的屍體，但是不久就真相大白：警察在哥薩克人的幫助下，把所有海蘭泡居民帶到距黑龍江七俄裏的地方，然後把他們扔進激流。由於受難者人數衆多，在將他們槍劫一空之後，他們是被分組抛入河中的。這次可怕的行刑一直持續到7月10日。 嗜血的兇手們全然不顧人男、女人或者孩子們的乞求。生活在海蘭泡的六千中國居民，只有六個人倖免於難。”(同上，p.450)“這項屠殺是在格裏比斯基(Gribski)將軍的命令下、在M. 巴塔裏維奇(M. Batarevitch)的指揮下進行的。兇手們懲罰受難者並屠殺那些試圖在水中自救的人。他們用受難者的長髮辮把他們梆在一起，再投如水中。現在被稱做瑪麗亞-瑪德琳堡壘(Fort Marie-Madeleine)的艾根(Aigun)的小鎮，已被毀滅；沒有任何居民幸存；所有黑龍江邊的中國村莊都被夷爲平地，許多人是手無寸鐵被屠殺的。”(同上，p.451-452)這之後，俄國人進一步在江東六十四屯大量屠殺驅趕中國居民，造成兩千多中國人死亡。

俄國人的上述暴行發生在八國聯軍進兵北京之前。而在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之後，法國人的暴行最爲令人觸目驚心。

一位元英國記者辛普生記載他的目擊說：“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內拳匪、兵丁、平民相與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槍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槍即轟擊於陷阱之中，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庚子使館被圍記》，載於《義和團史料》第二冊，p.358。轉引自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另一位外國目擊者寫道：“全副武裝的法國士兵三三兩兩進入屋舍，屠殺安靜、平和的小商販，槍走他們的財産，焚燒他們的家舍。不幾天，整個城市對他們是如此地恐懼，許多婦女爲了躲避他們，在自家院子裏跳井或自焚而死。”(“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p.452)“……聽那些窮苦人哀告求饒是很痛苦的。當軍官下令‘開火’時，每個受難者被四顆子彈射中。我們聽到沈重的呻吟，看到身體翻倒在墓坑中。然後一切就結束了。那是禮拜天的早上。”(同上，p.456)

當年爲世界寫下上述見證的，是長老教會教堂一位著名傳教士的兒子，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實習醫生羅勃特.考特曼(Robert Coltman，中文名滿樂道，來華傳教醫師，商人，1862-1931)。他是義和團暴亂的受害者。經歷了兩個月之久的被圍困和瀕死的絕望以及被中國人折磨的恐懼之後，他回憶說，“對那些強壯的中國士兵或者農民階級，我心中已經不存太多的溫情。但是看到發生在通州(Tungchau)的殘忍肆虐的景象，我還是爲那些不到一個月前曾經竭力置我們於死地的人們中的農人老鄉，流下了同情的淚水。我們感到，文明國家的代表們能夠犯下令人如此令人震驚的暴行，同樣地可恥。”(同上，p.452)

德國人在解救行動結束之後兩個月抵達北京，仍然四處燒殺搶掠，不問所遇是否義和團拳民，爲他們被殺害的公使和在大沽一戰中斷掉一條腿的戰艦艦長, 對華人實行瘋狂血腥的報復。他們的暴行遍及他們足迹所到之處的“京津四郊，鐵路沿線，南及保定府，北至張家口，西去紫荊關，竄擾不停。大小村鎮，稍不如意，便被冠以義和團殘匪罪名，恣意燒殺。”(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轉引自臺灣《傳記文學》二十六卷，第四期)

俄法聯軍在華搶劫最甚

從外國記者隨處記錄的見聞報道來看，聯軍在京更爲普遍的惡行是搶劫:“自那(聯軍進入北京—引者)以後，除了安營紮寨，分割市區和搶掠，再無其他事情發生。北京混亂一團。”“……現在，外國之手介入這個廢墟，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 p.392)

從報道上看，在他們尚未進兵北京之前，就在天津進行搶劫了：“搶劫比在天津時更加方便。這裏，沒有很多中國人在周圍等待冒險，他們人少而且十分膽小怕事。……所有的戰利品在公使館周圍堆積如山，等待拍賣。……這樣做輕而易舉，不會向我們一樣感到良心責備。”(同上，p.392)

報道顯示，聯軍中俄國軍人和法國軍人大肆行槍：“俄國人和法國人放縱自我，自發地興致勃勃地搶劫。他們在自己的佔領區盡力搜刮他們喜歡的東西。如果兩個俄國佬駕著一輛他們的大型二輪車，碰巧發現一棵好植物，他們不會停下來問問誰是那裏的警衛。更多的時間裏，由於北京居民比天津的居民更加容忍，搶劫看上去更爲輕鬆。”(同上，p.392-393)

對於聯軍在北京的行爲，記者不僅記錄親眼所見，把耳聞的事也寫上了：“這裏的戰利品比天津更多。皮貨質量好得多。絲織品也不錯。還有一種綠色的材料，他們叫做翡翠，另外也聽說有一種古老的盤子以及價值連城的花瓶等類似東西。……”“我從某些傳教士那裏聽說了可笑的事情。他們中三、四個著名的傳教士告訴我，收集那些被丟棄的東西不是搶劫，而只有從所有者手中獲得財物才叫搶劫。所以他們得到了很好的皮貨。我看見過一個屬於皇宮親王的床單一樣大的毯子。發現者把這個毯子送給了一位在圍困中表現出色的女士。”(同上，p.393)

除了搶財物，也搶食物：

“……從鄉村趕攆牛羊等家畜，把它們變成大約兩萬五千名佔領軍的口糧，這成爲北京另一個日常景觀。……指出下列情況也許不無趣味：這裏的其他某些國家的軍隊認爲，在所有情況下，他們都不必爲獲得食物而付錢。”(同上，p.394)

(下期預告：美軍日軍在華行爲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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