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專欄】柳大正: 誰來解決農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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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6日訊】中國農民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個部分。如果找不到一種制度安排以便能讓農民享受到自由、民主與繁榮，中國就無望成爲一個自由、民主和繁榮的國家。可是，目前中國日益突出的農民問題能靠誰來解決呢？是靠中央政府與各級官員，還是靠農民自己？替農民解決問題，還是讓農民自己解決問題？
官方的答案是靠執政黨和政府及其各級官員。然而，目前農村的基本問題，正是這個黨及其政府和官員造成的。土地公有制和戶籍制度把農民捆綁得結結實實。黨的政策的核心是在農村堅持党的領導，因而不能指望這樣的政策來解決農村的問題。各級尤其是基層黨政機構畸形膨脹、索取過度，是近日農村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各級政府，尤其是基層的貪污腐敗才是農民的最重的負擔。能指望製造問題者來解決問題嗎？
有人可能會說，目前的官僚階層太腐敗，換一個廉潔、仁慈的官僚隊伍，問題就解決了。可是，歷史上又何曾出現過“拒腐蝕、永不沾”的“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僚隊伍呢？就算是出現過一兩個清官，也往往都是極端腐敗的大背景襯托出來的。如果這樣的官僚隊伍，本無腐敗之心，又爲什麽要用種種制度的鎖鏈把農民層層束縛起來，並試圖永遠獨佔任意搜刮農民的特權？也許有個別仁慈的官員，但是不可能有一個仁慈的官僚階層。而且，如果更深一步，人們就會發現，現行的基層制度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解決基層問題，而是要維護黨的統治。當党和官僚的利益與農民的利益發生衝突時，究竟誰的利益會占了上風？這在中國是不言自明的。
通過官僚的党治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基礎上的：中國的農民沒有能力管理自己。可是，在中國，如果斷定農民沒有資格或能力來管理自己的事務，那麽，誰又有資格和能力來“仁慈地”統治農民呢？難道那些腐敗的官員能比農民自己更好地照顧好農民們的利益嗎？如果農民沒有資格和能力來管理自己的事務（自治），那麽誰都沒有資格去作農民的“主子”。所以，最公道、最可取的辦法是讓農民真正管理自己的事務，解決自己的問題。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的農民們太愚昧，沒有能力消受“自治”這樣的奢侈品。即便是奢侈品，也得讓農民享受。奢侈品都歸官僚的世道是正義嗎？而且，自治根本就是不是奢侈品，而是包括農民在內的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況且，農民們並不像官僚們所想象的那樣愚昧。他們比誰都更知道誰是村裏的壞人，更知道某項政策是“助農”還是“坑農”，誰是貪官，誰在欺上壓下。更何況，目前在農村實行的主要“改革政策” 如家庭聯産計酬承包責任制、村民自治等都是用於創新、渴望自治的農民們發明、摸索出來的，沒有一項是中央的專利。他們還爲此冒著受到中央懲處的極大的政治乃至刑事風險。不信，請看看小崗村農民立下的生死狀。農民們也許不是像國家領導人那樣的戰略家，但是，對他們的利益，對他們村裏的事情，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
總之，中國的農民問題只能由中國農民自己來解決。自治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必走的一步。如果執政黨和政府真的有意來幫助農民解決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農民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還給農民，把土地和遷徙自由還給農民，除去套在農民身上的層層枷鎖，剝奪各級官員不受監督的特權。如果能做到這些，那便是對中國農民的莫大幫助。所以，執政黨和政府要做的，不是去替代農民來解決農民問題，而是去幫助農民行使自治的權利，管理好自己的事務。農民的問題，請讓農民自己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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