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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導演李少紅14歲當了女兵

(//www.tvsmo.com)

【大紀元4月13日訊】2002的新年，李少紅精心打造的連續劇《橘子紅了》，在播出之后著實攪起了不小的熱鬧。其糾葛的情節、悲情的人物，于不經意之間，將不少觀眾的欣賞情緒，從容引入一場扑朔迷离的舊時迷夢。雖然表面看似漂亮如畫不緊不慢，內里深藏的基調卻始終都是那樣緊張抑郁瘋狂懮傷。那一個個精致至極的鏡頭，再配以如鬼如魅的音樂，有時甚至能讓我憋悶到根本喘不過气來。与她執導的《大明宮詞》相比，《橘》雖然沒有《大》那樣浩大豪華的場面，繁多而复雜的人物。然而，激蕩的情感、詭异的思想、糾纏的情結、殘酷的壓抑、偏執的愛情、血腥的結果、年輕的生命与不完整的女性人生，卻時時都在刺激著觀眾的神經。

觀賞之后，我其實越來越不在意它的故事如何跌宕起伏，卻任由它那感傷的情緒，牽著我胡思亂想東游西蕩：《血色清晨》？《紅西服》？《紅粉》？《橘子紅了》？——紅色大概正代表了李少紅內心個性与藝術創作的某种偏向？這紅色將會作為象征，始終穿梭与交織于現實与夢魘之中。或許終其現在和將來，拍電影和拍電視劇，就是她進出夢魘的手段与途徑，而且這夢魘還正在日趨詭异地走向自我。關于這部電視劇，李少紅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橘子紅了》這個有原著的電視劇，它的故事本身不可能有更大程度的根本顛覆。所以我遇到的最大的難題也是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在不動故事的基本元素，就是靠‘青菜蘿卜’還要做出讓人感覺口味不同的飯菜。所以后來有人看完之后就說：這個電視劇里怎么這樣怪异？怎么用了那么多夢境？怎么讓人感覺特別不實？就好像是完全脫离真實的一個故事。實際上我覺得，其實故事已經從原來的表象最后進入到精神里去了。”

“第五代”是敲門磚

北京青年報4月12日報道，李少紅1982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之后，其首次獨立執導的電影，是一部很有商業意味的《銀蛇謀殺案》。“銀蛇”再加“謀殺”，光這名字就足以讓當時的高雅評論家搖頭質疑了。其實那恰恰是一部觀賞性很強的電影，既很藝術又不乏心理懸念，此外還為電影厂獲得了不菲的票房收入。

而李少紅的名字，所以能被電影評論界和新聞傳媒确認為“第五代”導演，大概就因為她在1990年拍了一部叫《血色清晨》的電影。那時有評論這樣稱贊：“《血》揭示了人性所蘊含的另一面，剖析了人的內心世界，引起了專家及評論界的普遍關注。”非常可惜，這部經專家評論而頒發“許可”李少紅登堂入室“第五代”的電影我居然沒看過。所以對上面那几句似是而非的評价也根本無從感覺。

李少紅后來對我說[以下簡稱她說]：“我太遺憾你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了，我覺得你還是應該找來看一看。你如此想仔細剖析我的作品可你卻沒看過這部電影，應該說你沒有發言權，或者說你一定很不全面，別人也會說你沒什么權威性。”

試想在90年代初，一位女性導演如果要想在好漢林立的“第五代”導演圈里站住腳，她當初就更需要一塊揚名立腕的敲門磚，所以李少紅以前從不否認自己被列在“第五代”導演行列之末。然而，后來也從未見過她用“第五代”的招牌到處高舉高打。現在個別几位“第五代”導演早已在創作上無聲無息，李少紅仍然還在風風火火拍著她的電影和電視劇。

所謂女性視角

我們看一看李少紅近年獨立導演的“創作年表”——1990年-1991年執導電影《血色清晨》；1992年執導電影《四十不惑》；1994年執導電影《紅粉》；1997年執導電影《紅西服》；1996年執導電視劇《雷雨》；1998年執導電視劇《大明宮詞》；2001年執導電視劇《橘子紅了》。除了《血色清晨》之外，李少紅的其他作品我都很仔細地看過。其中真正印象深刻，并可以确認是李少紅代表作的，我認為就只有4部：《紅粉》、《雷雨》、《大明宮詞》和《橘子紅了》。

如果將這4部作品的題材不同、故事不同完全剝离之后，我們就不難察覺它們在內容上的趨同之處：女主角的個人情感命運，都一樣充滿哀怨凄婉；而且到最后結局也同樣都逃不脫同樣的悲慘絕決。我就在暗暗猜測：在如此殊途同歸的故事背后，是不是也暗示出了導演個人內心的某种潛意識呢？

她自己這樣回憶：“我在14歲之前沒有兄弟，也沒有姐妹。11歲的時候就來了月經，當時母親不在，是父親告訴我應該如何處理。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和另一种人不一樣。我跑進廁所，關上門哭了。我覺得自己很不幸。我將這一生理現象視為一种痛苦，一种麻煩，而它將伴隨我大半生。沒有人告訴我它真正的意義。告訴我它是和生育聯系在一起的，意味著我的成熟。我想生活在我那個年齡的女孩，受到的性教育大致和我差不多。這并不是父母的錯，說起來又扯到歷史、社會呀。不說了。”

或許，人們也能從這段個人獨白背后感覺到某种內心苦澀：當一個少女情竇初開陽光燦爛之時，她卻對自己的性別毫無明确意識。甚至在懵懵懂懂之間，那一段本該色彩絢麗的少女年華，就被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完全給粗糙強硬地“磨砂”過去了。對于歷史，任何個人都是無權也無法去追究和埋怨的。但碰巧成了一名導演，她卻可以通過藝術手段，完成對歷史的某种追查和審判。

由這段獨白再回頭切入李少紅的前后創作，就馬上得到了許多有意思的發現：為什么《紅》、《雷》、《大》的女主角，她們的初戀總是被演繹得那么充滿美好渴望又那么美妙動人？而每當她們對整個男性社會發出痛切的埋怨、譴責甚至表示憤怒時，為什么又從來都是那樣凄涼和無奈？一位作家這樣說過：凡一個人的心理情結，往往都形成于自己的少年時代，這种“情結”一旦形成，就肯定會伴隨其今生今世。如果這种“情結”一旦再被注定在某位藝術家身上，那就肯定會從他們的作品之中時隱時現甚至暴露無遺。

在以往男性導演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影視劇創作之中，他們更加習慣于以社會的大背景去籠罩和淹沒小人物的個人命運。即便她們偶爾用心去表現，女人也大都完全處于陪襯社會男性的被動地位。但由《紅》開始，李少紅就已經在悄悄啟動她個人化的初步創作嘗試了，本來一個大而化之“改造妓女”的劇本故事，翻手就被她拍成了展示兩個底層女性個人不幸命運的凄婉敘事。

而到改編《雷》和拍攝《大》時，她先是將一部男作家的名著，徹底改變為一個女導演眼里的“繁漪造反”的瘋狂故事；爾后她又以更大膽的性別視角，讓武則天和太平公主這兩個歷史名女人，在戲劇表演中不但完成了對男性的統治，而且還同時完成對天下的君臨。也許就是因為在這兩部電視劇里，李少紅將自己的個性化創作幻想表現得太鮮明也太昭彰了，所以，她一邊被觀眾叫好，同時也招來了各种不同的評价和議論。

對于种种异議，她這樣回答：“我真正關注的是我自身的體驗。不論從性別的角度，還是從人的角度，我都不可能有別人的生活體驗，別人也不會有我的。”

每當李少紅一部個性鮮明的作品問世，之后當媒體或評論開始喋喋不休或大加褒貶之時，李少紅一般都是閉口不言或根本不予理會，甚至可以說，她在“第五代”導演之中，一直都是曝光率最少的一位。

女兵不是天生的

究竟是怎樣的生活經歷，才導致了李少紅后來這种內心敏感？我們再來繼續听一听李少紅的個人獨白——“14歲我有了一個弟弟，父母的視線和關注自然地轉移到他身上……這件事之后的冬天，我走了。我揣著父親寫給某軍區副政委的一封信獨自一人上火車，离開了家。火車開了。父親跟著火車跑，很像電影中的情節。我不動聲色地看著他，以為他對我的走并不在乎。后來才知道，他回家三天悶悶不樂，几次到郵電局寫好電文：速歸。然后又撕了。如果他沒撕，發出去，我會感動得熱淚盈眶。我真后悔，不該賭气离開家。一個14歲的女孩子，提著人造革旅行包，在距家千里的山城出了火車站，滿心想的是‘再也不回家’，這有多荒唐！假如真有父親的電報，我會毫不猶豫地回家。我只是想知道父母還愛不愛我。如果回家，我可能會念完高中，可能會下鄉，也可能去了工厂，后面的路和今天完全不一樣。我的固執和父親的猶豫，改變了原有的軌跡，把我推向另一條生活之路。”

之后，李少紅又在她當初的軍旅生涯中遇到了尷尬：軍裝發到她手上，因為個子太小，挑了半天也沒找到合适的。最小號的內衣褲，大得可以裝下兩個她。即使如此，李少紅當時也沒有后悔，入伍第一個晚上，她始終都在笑，興奮極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男女通用的大褲衩，被她塞進肥大的軍褲，系緊一尺八寸的細腰；再把能裝進一條腿的襪子前半截剪掉，粗針大線連起來，穿上就去跑操。什么姑娘用的香皂、擦臉油、發卡，統統都被她丟在一邊。李少紅就這樣開始了她的“鐵姑娘”生涯。

女兵不是天生的。而這种特殊的經歷，卻可能會在一個女人身上，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痕跡。至今，李少紅雖然早已成了一個女儿的媽媽，卻仍然能從她身上感覺到很強的軍人作風，比如她作導演時的干脆利落和雷厲風行；比如她待人接物永遠脫不盡的孩子气。除此之外，你卻很少能在她身上找到少女式的嫵媚、撒嬌和忸怩，為什么？在她長大成人的整個過程中，根本就沒人教過她這些。

她曾這樣自嘆：“那個年代在我心目中是‘中性’的。我不反抗自己的性別，但在生活環境中，我卻按照多數人的期望塑造自己。現今，我已有了自己的女儿，我下意識地從小向她灌輸女性意識。也許是對我自己的一种補償。但我也發現她女孩儿味十足，因為特別脆弱、嬌气。我開始怀疑這樣對她長大是否有益，我也許害了她。女性應有的气質好像是人為塑造的，除了生理特征外，并不是与生俱來的。”

藝術之外的公共標准

盡管李少紅一直小心回避著評論界和新聞傳媒對她本人的過多關注，但自從她完成了《紅》、《雷》、《大》這三部作品之后，她仍然無法回避以男性話語為主體的社會背景的時時籠罩和審視。特別是她所選擇的導演，又是一個以男性占絕大多數的職業，因此，來自男性眼光的好奇、質疑、批評，就無可逃避并時常令她陷入性別尷尬。她常常都會面臨這樣的提問：“你作為一名女性，為什么要選擇去當導演？”、“作為一名女性導演，您是不是感覺自己做得很難？”

既然這种性別預設已經先在地擺在她面前，因此對那些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無論她如何作答，都顯得自己有悖世俗常情甚至不近“男情”。

她這樣說：“所謂‘職業女性’，正是當下時髦的一种性別稱謂，而且有很多經濟收入不菲且社會地位也不低的女人，都會因為自己是‘職業女性’而感到相當驕傲。其實在‘職業女性’的背后，也包含了很含混、曖昧的雙重含義——首先是一名女性的社會義務：女儿、妻子、母親、儿媳；其次，才是女性在社會公眾層面的被承認：比如事業、地位、成就。當然，成功男士同樣也會面臨上述兩層社會含義的‘考核’，但和女性截然不同的是，如果哪個男人放棄前一种義務，比如他可能不是一個好丈夫或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他都會得到最充分的社會原諒，甚至還會因此獲得‘他為事業連家都顧不上了’之類的性別贊揚；但如果換一位女性試試，事業無成、終生碌碌，都無所謂，甚至還能得到‘賢內助’、‘廉內助’等等美稱。”

或許做一名女導演多年，對這一切早已習以為常，所以李少紅并未因為來自各方面的負面評价，就在自己的創作上有所妥協和收斂，而是更堅韌地堅持她獨特的創作個性。如果說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導演的味道，在《紅》只算開始的話，那么到《雷》則是比較大張旗鼓了，到《大》時已經是發揚光大了。而到她最新的電視劇《橘》，其主觀化的個性表現，甚至已經到了不管不顧的地步。

她不斷地這樣聲明：“所有這些，僅僅就是屬于個人的一种‘藝術實驗’，既不具典型性，更不帶普遍性。”

終究還是男道尊嚴

骨子里既然藏著种种活躍和不安分，然后面對性別和社會壓力，又還想在讓步和妥協中做成一點事情，在這樣不斷成長、成熟的過程之中，也同時形成了李少紅的多重個性。

她至今仍然非常感謝過去當兵的日子：“部隊是一個非常講規矩的地方，可我不愿受過多約束的個性，又常常會和規矩發生內心沖突。所以經過部隊生活，我后來就變成了表面上很守規矩，其實內心又很煩規矩的人。后來終于干了導演這一行，其實才非常符合我的個性，因為電影不僅可以造夢，也能更安全地實現自己的個性。”

雖然當了導演，可以時時回避現實而讓自己出入夢境，但多年的曲折人生在李少紅心里留下了敏感、脆弱、各色，仍然能在她的言談話語中找到种种蛛絲馬跡。

李少紅這樣忏悔道：“有一次，我的合作伙伴對我說：你不在劇組時對你丈夫講話，能不能不用導演而是用妻子的口气？這句話對我內心的震動非常非常大，于是突然回頭想到：我平時在家里對丈夫對孩子，是不是說話辦事都已經不是一個純粹妻子的狀態了？后來過了很久我還在為她這一問感到辛酸，我明白自己無意中失去的，都是女人最天性的東西，而這恰恰是從我當導演第一天開始，就很不希望自己變成的樣子，回想起來也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家庭生活中，李少紅肯定算不上是一個特別稱職的賢妻良母，但在事業上，她卻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導演。我曾經當面問過李少紅：有沒有爭做中國第一女導演的奢望呢？听此一問，李少紅笑得有些無奈：“悲觀一點說，當‘女性導演’被你作為一個特定群體這么提出來，就已經暗示了某种不平等。本來有几個女導演已經在一個大男人的氛圍里被籠罩著，我對自己的要求，充其量就是追求一點自己的個性滿足而已。就像《大》劇中武則天的結局，死后無非就是給她立了一座無字碑，對她的功過一句不談，這究竟象征了什么？武則天費盡心力‘齊家治國平天下’，整整50年，最終她頂多能算李氏天下一個儿媳婦。”

從最初萌發出所謂“女性視角”的《紅》開始，后來到《雷》、到《大》再到《橘》，李少紅每一次對男性尊嚴所發起的反抗，都要比上一次創作都來得更激烈也更徹底。然而從她一系列的藝術“反抗”背后，如果認真仔細一點，我們又不難發現這樣一條“劇情”發展脈絡：由起初對男性世界的強烈期待，到久久盼望而不得，最后剩下的就是女主角精神崩潰和走向死亡了。

以前一直認為，李少紅所執導的作品，完全都是徹底的女人故事。然而再看清楚一些之后，我卻更從她的作品之后，感覺到男人世界的強大和威嚴。單就這一點而言，無論“繁漪”也罷，“武則天”、“太平公主”也好，最后到“大媽”、“秀禾”，都同樣還是“被侮辱与被損害的”。(//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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