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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31日訊】前不久在一位朋友家作客，美釀佳肴，一時讓我忘了天涯客愁。朋友是一位哲人，六四後流亡海外，現任職於一所美國名校。酒酣耳熱之際，朋友捫著心口對我說，那場風波在許多人那裏已經過去了，在他這裏一直沒有過去，他在反思：那件事到底能給我們留下什麽思想成果。他說不久前自己作了一個學術報告，說民主不適合中國。我趕忙向他請教：中國不要民主，有何長治久安之良策。他說，良策就是恢復中國傳統智慧，他叫做古典政治學。

類比政體

如果中國能夠恢復“古典政治學”，民主都不要了，當然聯邦制也可以不要。我主張在中國實行聯邦化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在真正的民主化到來之前，未雨綢繆，修好政治水利設施，疏導民主化洪水。雖然我在前十幾篇文章裏，討論了聯邦制度對於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實際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問題的作用，但它的最大作用，還是爲民主化作準備。中國如果能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走出了一條非民主化道路，在中國實行聯邦制的必要性就失去一大半。所以，在繼續討論聯邦化在中國的可行性之前，我不得不停下來先討論一下中國目前的政治現狀和民主制之外的選擇問題。

中國目前實行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體制？在我看來，它是一種既非原型的民主制，亦非原形的君主制，但又以現代民主制爲其外殼、古典君主制爲其內核的混合政治體制。改革前，這種體制被西方某些學派稱爲“全權政體”或“極權政體”；今天，它接近于某些西方學者所稱的“威權政體”。從其君主制內核看，可以用亞裏士多德的術語，稱其爲“現代僭主制”，因其有君主統治之實，而無君主統治之名；從其現代民主制的外殼來看，它是一種“僞民主政體”，因其有民主之表，無民主之裏。因此，這種政體也可以被稱爲“類比政體”：在外部形式上，類比西方民主政體，有選舉，有代議，有議院；在內部運作上，類比傳統君主政體，有“太子”，有繼承，有禪讓。

替代型權威資源

“類比政體”有其優點。在傳統君主制死亡，現代民主制未生的“青黃不接”的政治“春荒”時期，它給中國社會提供了權威系統，既有民主外表，以滿足患有民主饑渴症之社會成員的感官需要；也有君主內核，以適應政治機器對權威的要求。看起來，類比政體左右逢源，既在形式上使用民主制的權威資源，又在實質上使用君主制權威資源。它能在中國發動和促成“文化大革命”和經濟改革這樣亙古罕見的社會運動和社會變遷，便得益於此。

但遺憾的是，類比政體本身並不真正具有“民主權威資源”和“君主權威資源”，這樣兩種資源都是它借來的。就民主權威資源來說，公民並沒有通過選票在候選人自由競爭的前提下對政府進行授權；就君主權威資源來說，“上天”不再具有對“天子”的“授權”功能，因此，家天下和國家最高元首職位世襲不再具有傳統的合法性。按道理，類比政體應當沒有運作能力，它之所以在中國運行了50多年，而且目前還在運行，要歸功於它在實際上動用了三種替代型權威資源：第一，魅力權威，即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克裏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第二，“革命”權威，在中國表現爲誰打江山誰坐江山的權威；第三，發展權威，它來源於國家的經濟增長。

三岔路口上的中國

毛澤東具有魅力權威和革命權威的最高形態，而且想通過大躍進獲取發展權威。他爭取發展權威的徹底失敗，導致他對魅力權威和革命權威的更大渴求。他的權威確實最終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但他的政黨、政府卻差一點喪失了所有權威。他去世以後，執政黨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是因爲魅力權威和革命權威是不可遺傳的，它們隨著毛澤東本人進入了他的紀念堂。鄧小平上臺後，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魅力權威和革命權威（他本人是打江山的一代，並且是開國元勳），但他知道，在他身後，到了中共第三代，這些權威資源會全部喪失，中共將失去執政的基礎。因此，他特別看重發展威望資源，要經濟不斷翻番，還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發展這個道理硬就硬在：沒有它，政權就會軟下去。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行類比政體實際上是一個過渡政體，它是在傳統君主政體向現代民主政體過渡時發生中斷而産生的。這種政體當下面臨著三種前途：第一，向民主政體演變，獲取真正的民主權威資源，這是世界上最大多數國家走過的道路。第二，向君主政體回歸，歷史上，法國的拿破侖和中國的袁世凱做過嘗試；今天，朝鮮的金日成和金正日也在事實上恢復了世襲制，這條路雖然難於蜀道，但並非絕無可能成功。第三，維持現狀，讓類比政體繼續類比下去。

中國目前就在這個三岔路口。對於離別的人，在岔路口的感覺一點不好，要不，王勃怎麽說“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呢？但對於探索者，岔路口是最有吸引力的。中國在這個岔路口將有何作爲，在下面文章裏，我將有所揣測。

2002年3月26日于美國麻省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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