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專欄】張耀傑: 中國普通農家的教育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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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1日訊】中國新年期間,筆者在寫出《農家子弟的出路與阻隔》之後,給河南省禹州市老家正在讀高中一年級的侄子寫了一封信,請他趁中國新年放假進行一項農村調查。不知什麽原因,這封信走了10多天,正月十五才到達侄子手裏。第二天他就要離開村子到縣城上學,所謂的社會調查,也就成了調查自己家的經濟賬。主要內容如下:
“我家去年收入爲7000元,全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種田收入3000元,打工收入3000元,副業收入1000元,讀高中每年交學費1400元左右,張遠讀初中要交600元左右。村裏除了種菜還有一個造紙廠,五個鍋廠,一個小養雞廠。鍋廠、造紙廠大部分在崔張,均爲私營。農村教師老教師工資500元左右,其他300左右。我家收入雖不太差,但收入與支出基本平衡,去年收入可能是最好的一年,但卻支出了8000元左右。”
普通農家的收入與支出大多是無據可查的,所以只能是概數。筆者的兄長是一位40歲的農家漢子,全家共四口人,夫妻二人加兩個孩子,去年的人均收入1750元,是村裏的中上水平,兩個兒子一個上高中一個上初中,僅被稱爲“學費”的學雜費一項,就是2000元,占全部收入的28%。這其中還不算農業稅中數目不小的一筆叫做“教育費附加”的經常性收費和另一筆叫做“教育集資”的非經常性收費。
查2002年3月14日《南方周末》,在《誰爲農村義務教育買單》一文中看到這樣一份材料:
“2001年,因爲要瞭解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情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課題組調查了湖北省的X縣、河南省的Y縣和江西省的T縣。這三個縣都是典型的農業縣,經濟發展水平在中部地區居中等或中上水平,2000年農村人平均純收入都在2600元左右,在中部地區均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從三個縣來看,農村教育費附加、教育集資及中小學雜費等主要由農民直接負擔的教育投入占到了全縣教育經費的40%左右,X縣1990—2000年期間這一比重爲47%。農民直接負擔的教育投入和鄉級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加在一起占到了全縣教育經費的80—90%。……可見,在現行體制下,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事實上主要是由農民負擔的”。
與筆者的侄子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相比,上述的官方材料是有相當水份的。筆者家鄉河南省禹州市歷來是全省較爲富足的縣份,當地有煤礦、鋁礦、煙葉等經濟來源。筆者所生長的村子就在一家國營煤礦旁邊,農民可以靠種菜、種煙葉掙到較高的收入,還可以在以生産鐵制竈具、炊具爲主的私營翻砂廠即“鍋廠”裏打工掙錢,在“收入可能是最好的一年”的2001年度裏,也沒有達到2600元左右的“平均純收入”。如果把打工收入去掉,兄長一家的收入是4000元,年人均純收入只有1000元,這才是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喝酒、賭博、睡覺、打麻將的大部分農村富裕勞動力的實際收入。
侄子在來信中還說,“上學期期末考試沒有考好,沒進入前300名”,這就意味著升入高二後,他在1400元學雜費之外還要再交500元的“擴招費”,加在一起就是2100元,相當於普通農戶兩個人的年人均純收入。這麽沈重的教育負擔,大概只能與同爲社會主義的朝鮮和正在重建中的阿富汗相提並論。已經頒佈實施了1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至今還是有法不依的一紙空文,僅憑這一點,筆者就有理由對本國政府的合法性表示自己的一份懷疑。政府所謂的依法治國,說到底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句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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