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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萬象

得了“癌症”的中國——什么都不相信

(//www.tvsmo.com)

【大紀元3月18日訊】

不相信生活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

天亮了,我起來,早餐想下樓吃油條,不敢,怕泔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單位,先看報紙,什么地區什么企業增長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為數字出干部。然后去開會,台上的人講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為在會下人們從來不是這么做的。

不相信醫院

下午去醫院看病,有高級職稱的叫專家門診,不敢相信他們是專家,更不敢相信職稱高的一定比職稱低的強,因為職稱的水分很大,里面的問題夠寫一本書。

不相信飯店

下班去飯局,朋友不相信海鮮的分量和鮮活度,跟服務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來的真正結果。吃完結賬,朋友一個菜一個菜地核對,我不相信這种辦法能把多算的錢核出來。于是邊吃邊看電視。

不相信保健

一大堆丰乳、減肥、健身器、口服液廣告,不敢相信,因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不相信真誠

一對夫婦攙著個女孩向我問路,還說從外地來找親戚沒找著,讓我給點錢為孩子買個面包。雖經歷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們是假的,那模樣,那孩子,特別是那真誠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樣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讓人痛苦。快到家了,過馬路,綠燈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認所有汽車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過馬路,回了家。

不相信交通

前些日子看到報紙上說,深圳蛇口一個中學生看好了是綠燈過馬路,結果被橫沖過來的大貨車軋死,貨車揚長而去,目擊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對女儿說,過馬路,得看車,不能光看綠燈。綠燈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沒有心理障礙,沒有多疑症,沒有被害幻想症。

不相信歷史

選擇不相信是沒有辦法的事。五七年說好了提點意見沒事的,可50万相信沒事的人,后來都有事了,有點像那個被軋死的中學生。五八年人家說一畝地長出几万斤糧食,你沒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后來餓死的人又那么多。六几年七几年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來就是好來就───是好!!!”

不相信物質

如果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質層面,有形層面,那這篇文字可寫可不寫。不幸的是,它毫不猶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藥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貨之后,假合同、假賬目、假集資等等冒了出來。不過商業欺詐也不是我們獨有的,資本主義那一頭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證件、假護照、假增值稅發票等等,那是團伙犯罪,資本主義也有。我還听到過有人經營更邪乎的東西:假的犯罪證明、假的刑事判決書,拿出去騙外國人。這可是任何一個黑色幽默作家沒法編出來的情節。

不相信榮譽

假文憑、假檔案、假名优、假新聞,以及280塊錢一個的”中央軍委”和60塊錢一個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這些東西資本主義那邊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后是假數字、假政績,這些玩意還沒听說人家有,想辯解一下還有點難,得注意了,榮譽被糟蹋了。

不相信檔案

1999年12月《云南日報》披露國家教育部一位官員的估計,目前我國持大專以上假文憑的人有几十万。剛被槍斃的一個副省長的檔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憑。   可見這几十万人中有的級別參差不齊。沒出事的高官檔案里還有沒有假文憑,查起來不太方便。在一個國家里有几十万持假文憑者在各地區、各領域、各單位工作,人們會怎樣看待自己國家的文憑和持文憑者,其他200多個國家的人會怎么看待這個國家的文憑和持文憑者,我有點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相信數字

那天在飯桌上听一個朋友侃,某地區把統計數字報給了中央,上面的領導懂經濟,看了罵道:你們連造假都不會,一個數字改了,其他的也得改,否則加起來是笑話,水平夠臭的!我沒問這是傳聞還是民間笑話,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說了一個”層層加水”的對子: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下級騙上級一級騙一級層層加水,橫批:官運亨通。這個地區可伶連水都不會加。

  統計部門的朋友抱怨,報表先得送地方領導審閱、批准,否則不准發布。我沒為難他們,沒追問是否領導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動過。我倒是勸他們,你們不是匯總下面的數字嗎,那些數字也是被”批准”過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不相信教育

不能相信的事各條戰線都有。今年1月《文匯報》上講,湖南省政協提案批評中小學造假:教師在公開課前預先布置學生做踊躍發言狀,會答的舉左手,不會的舉右手。我看后大笑。女儿拿過報紙一看,說她在小學時就經歷過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儿讀過的一所小學,前几年終于被評為省級一級學校。為評比,他們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設計公開課舉手;有的工作推后做了,比如追補了几年的備課筆記檔案。我听了覺得荒唐。一個教育界人士笑我大惊小怪,說不這么做的倒不多見。湖南師大的教授說校園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這話听起來不太入耳,但恐怕不愛听也得听著。

不相信文憑

博士碩士文憑是真的,但論文是部下寫的,部下還要麻煩更下面的人寫一部分,所以花了些錢,打印稿上有他的筆跡,你不能說他買文憑吧;新聞報道的時間地點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話不是那個人物說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書是真的,但匯編還是著作鬧不清;論文是真的,但好几個署名中哪一個是真的作者鬧不清;檔案是真的,但有好几個出生年月,哪一個是真的,鬧不清。

不相信年齡

前兩年,南方某地有一個級別很高的干部,在其胞弟60歲退休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以后,他總是58歲,58歲,58歲,58歲,一直在位不退,在當地傳為笑談。類似的例子并不算少。現在老百姓知道有59歲現象。現在真干部在檔案里有一點點不太真的東西,已經不是個別案例,于是有些組織部門規定某些處室負責審查甄別干部檔案。有的干部被查出來有造假內容,但人已調入,工作也干得好好的,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讓人頭疼。

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憑驗證中心,很受歡迎,還滿足了全國各地的服務需求,現在忙不過來。現在社會上一些大學生是真的大學畢業生,但手上的文憑与他就讀的學校不符,有點像前面說的酒,茅台的瓶子,裝的是二鍋頭。

當我們步入一個真假難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們的血液里滲透。當這些因子傳染給別人,或者遺傳給下一代,世界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不相信自己

我有兩個朋友,一個從大型國企、一個從政府机關下海,現在都是私企的老總。歷經風雨之后,二人現在都有不小的變化。老總A經常對我說,他現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這話很好玩,有點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幫右手撓痒痒,右手想,撓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幫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勁,然后要干什么?兩只手端一碗熱湯,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別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樣這么尋思。結果,害得老總A多花了一倍的勁儿。

不相信親人

老總B在儿子三四歲時,給他上了一堂啟蒙課:儿子要喝水,他給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燙得哭了起來。他說,誰讓你不試試燙不燙,什么都得自己試,誰也別信,爸爸也不能信。儿子會想,爸爸這么喜歡我,怎么還不能相信?還燙我一下!哈姆雷特在”生,還是死”的拷問中死去,B總的儿子在”信,還是不信”的拷問中長大。

  B總的儿子被燙了一次,永遠不會不試水溫就喝開水。我看了報道,永遠不會只看綠燈就過馬路。所以,有一條規律應該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時只需瞬間,怀疑的消除要花費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時間。同理,一個社會,信用的崩潰也許不用多少時間,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經過几代人的努力。

不相信童真

曾經的我們跳過忠字舞,揮過小紅書,批這個斗那個,發言、表態、寫白紙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瀾,把值得怀疑的東西弄得不容置疑,對不能怀疑的東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該相信什么。后來的年頭,我們仍不時地說一些不是很真的話,做一些不是很實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們就接了下去,寫自己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編好人好事,對同學說瞎編的話。我女儿說她從小學到中學已經寫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實際上從來也沒撿到過一分錢。我外甥現在讀小學六年級,他告訴我,剛開學,同學們一見面,這個說,咳呀,我玩了一個暑假的游戲机,那個說,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說,我沒做習題集,沒進強化班,沒請家教可開學的摸底測驗卷子一發,奧林匹克數學題個個做得嘩嘩的。他們現在誰也不信誰。信用被破坏,他們也做了一點事。不相信時,做了的事總是要承擔一點責任的,當然不一定是今天。

不相信怀舊

我們每個人都得為自己說過的話、做過的事負一定責任,不能健忘,更不能賴賬。連對小孩子,我們將來都要告訴他們,得對小時候做過的事承擔一些責任,對大人就更不用說。可是現在有些大人的表現頗讓人不好意思。我現在一見搖頭晃腦大唱樣板戲的人,總在心里哀求他們快點停下來。對那些用溫馨的筆調怀舊的人,對他們留戀六七十年代不能上學只能下鄉,只能斗人或只能被人斗的歲月,還大喊青春無悔,我總是想提醒他們一下,在該讀書的年齡而不讓讀的一代人,他們遭受的損失,95%以上的人,一輩子也沒法彌補。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遇有條件把坏事變成好事。要是坏事和好事可以隨意顛來倒去地變,那我們的孩子們對歷史就不知道該相信什么了。十几歲就輟學下鄉的人群,包括他們的父母甚至他們的孩子,現在活得并不輕松。而另外一些人,在億万人遭難的年代活得很滋潤,現在又比擺脫了浩劫的億万人活得還要滋潤得多,有的還儼然文化名人、青年導師。他們對自己過去的言論和行動,都采取了健忘和賴賬的政策,或者說采取了說謊的政策。有這樣的一种情況存在,對于引導孩子們相信什么,是很不利的。如果大家都認為這樣的情況是可以接受的,那社會的信用水平又受到了破坏。

不相信同門

都說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于是有信用卡、外貿信用證以及企業信用等級一個A、兩個A、三A什么的。一個社會如果信用出問題,肯定大家倒霉。比如外國那頭兩個歐美商人和咱們這頭兩個中國商人同時在做生意,那頭可能已經成交了一筆,又成了一筆,又成了第三筆,然后各自帶著賺來的錢到南歐的海灘晒太陽喝咖啡去了;而咱們這邊還在互相調查互相揣摩,离簽合同的日子還遠著呢。他們合同簽得快、簽得多,工厂開工就快,商店營業額就高,每個人口袋里的錢就比較多一點;于是我們就比人家窮一點,包括你、我、他。搞經濟的朋友說,現在的交易成本很高。其實不止交易,各個領域都在你驗證我,我調查你,整個社會的運轉成本就高了。比如政府針對社會上假文憑泛濫安排的文憑認證工作,以及組織人事机關為甄別人事檔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驗證鑒定机构等,都要花政府的即老百姓的錢,花你我的錢。這就是每個人在為社會信用付出的代价、承擔的責任。沒有僥幸,不要竊喜,以為自己逃過去了。你沒逃掉,你本可以比現在富得多。

不相信老師

一個小學的班主任,听任課老師說前面一節課他們班紀律很亂,就到班上說:”剛才上課誰不遵守紀律了?”全班鴉雀無聲。”誰承認,誰就是好孩子,老師保證不批評他。”許久,一個孩子站了起來。不料老師立刻翻臉,劈頭蓋臉地大罵他,還發動全班圍攻他,使那個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

  我听完了,張著嘴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儿,我問這件事是不是要處理?答曰:是。我說,就是嘛,不處理還行,心里這才輕松了一點。過了一會儿,我又覺得不對勁,再問:”會怎樣處理那個老師?””批評教育。””就批評教育?能不能更重,比如說能不能調离教師崗位?”回答是斬釘截鐵的───”不可能。”

那個教師用五七年引蛇出洞的辦法對付小孩子,用這种世界觀塑造几十個小孩子的靈魂,對他應有的處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輕松的感覺一下子蕩然無存。我們得回到幼儿園。

怎么使我們的社會信用達到一個正常的水平呢?

1987年,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聚會。有人問其中的一位:您在哪所大學學到您認為最重要的東西?那位老人平靜地說:”是在幼儿園。””在幼儿園學到什么?””學到把自己的東西分一半給小伙伴;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東西要放整齊;吃飯要洗手;做錯事要表示歉意;午飯后要休息;要仔細觀察大自然。從根本上說,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幼儿園老師對我們說的一句話:不要說謊。如果我們的每件事、每句話、每篇文章、每次發言、每張表格等等,盡可能地真實,不實的東西能少一分是一分,情況總會一天天好起來。

(轉自文學城)(//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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