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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5日訊】早在1999年7.20以前，當法輪功還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的時候，社會上就有許多的人直覺地感到中共必然會鎮壓這個看似与他們井水不犯河水的和平气功修煉團体。鎮壓以后，對法輪功稍有了解的人都會震惊与鎮壓的野蠻与荒謬。許多人都有這樣一個問題：法輪功為什么遭到鎮壓？以下是筆者思考后的一家之言，僅供讀者參考。

李洪志先生在《法輪佛法 歐洲法會上講法》中曾經講過“任何一种東西能夠在這個世間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夠成立起來，都必須有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它必須在這個空間中形成一個場，而這個場是物質存在的。你比如說宗教，能夠建立起來，是因為在很多人相信的過程當中，堅信中談論、崇拜等方式形成的一個環境。這個環境同時反過來也在維護著這個宗教。”

中國大陸在中共建政前是一個什么樣的場呢？李洪志先生在《北美巡回講法》中講到“近五千年中國”的文化是“半神文化”。中國的文明從軒轅黃帝開始，到現在差不多5000年了。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就是說我們是軒轅黃帝的后裔。而許多中國人現在忽略的一點就是道家管自己的學說叫做‘黃老之學’，其中‘黃’指軒轅黃帝，‘老’指老子。現在我們覺得好象老子是道教始祖，道家都看他的《道德經》，如果追起人中的這個歷史，軒轅黃帝又要早于老子2500年的時間。換句話說，從中華民族從進入文明的第一天起就是道家修煉文化。

老子之后經過戰國時期和秦朝十五年的統治，就到了漢朝。從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滅亡后，經過短暫的三國鼎立，到南北朝的時候佛教開始傳入中國，隋唐以來，開宗明義。五四以后搞的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思想是個很大的沖擊，因為五四開始提出從西方引入民主和科學的概念，但那時候基本上是“中學為体，西學為用”。也就是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為主体，同時學西方的技術。

整個中國的老百姓在將近1800年左右的時間里一直生活在儒釋道三教并存的環境里，對善惡有報和修煉這些東西都多少知道并相信。如果要考察一下中國的文化就會發現，無論是《西游記》、《紅樓夢》和《三國演義》這樣的小說，還是官方的正史，如《史記》、《三國志》等等吧，其中都包含和記載了許多修煉的道理。象《紅樓夢》講的是因緣關系，《三國演義》講了歷史的安排，《西游記》則是一個純粹的修煉故事。

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完全是外來學說，在中國毫無根基，沒有它可以存在的場。如果要想在中國立足，那么必須要做的一點就是清除掉老百姓在另外空間對儒釋道的信仰所形成的場，打碎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批判有神論、破四舊、文化大革命、批判孔夫子，道家重德，佛家普渡眾生，儒家的忠恕仁愛，這些中國文化的精華都被暴力毀得差不多了。常人社會也講不破不立，共產党的一套學說就在這种情況下站住了，也形成了一個場。但是有一點，這种場的根基是很脆弱的。

89年以后，中國大陸比較流行一個詞，就是“信仰危机”，那套學說在意識形態領域基本破產了。新上任的江澤民沒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理論，可以去支撐這個場，那么它就希望全民都什么也別信，它的唯一辦法就是讓老百姓放棄一切精神追求，完全沉迷于物欲之中。90年代初期中國大搞全民健身運動、申辦奧運會等等，都是讓老百姓不去想精神方面的東西。另外空間的邪惡看得很清楚，人在物欲中迷得越深，就离本性越遠，所以默許腐敗滋生，讓人去吃喝嫖賭。社會上許多人對婚外戀、性解放、同性戀甚至賣淫、嫖娼等社會現象和違法犯罪行為能夠給予相當的理解，覺得坏人做坏事儿都是有原因的，這种敗坏思想就是“信仰危机”加上“物欲橫流”造成的。

總結起來，共產党一套理論在中國立足的前提就是老百姓必須徹底割斷和傳統文化的聯系。法輪功的出現恰恰點中了問題的要害，因為他完全包容了中國所有傳統文化中最精華的東西，而且比那還要好。江澤民有一天突然發現，有上億的人居然有了精神追求了，而且在信仰有別于共產主義的學說，他一下子就跳起來了。他說的法輪功在爭奪思想陣地、會亡党等等。信法輪功的人會越來越多，在集体煉功，開法會，交流心得。弘揚法輪功的過程中，加上法輪功法輪功對李洪志先生的崇敬，再加上修煉大法的人數，這個正的場已經相當強了。從另外空間來講，已經危及到了那套外來學說能否存在的問題。

唐朝的時候，韓愈寫了一篇文章叫《原毀》，就是探討一個人為什么會詆毀另外一個人。他總結了兩個字‘惰’和‘嫉’。一個人如果懶惰，他就不如勤奮的人，如果這個人不但懶還有妒忌心的話，那么他就會恨比他強的人，并因此詆毀他。江澤民的理論水平就不用說了，加上他妒嫉心奇重，當然受不了李洪志先生如日中天的威望。

下面談一些個人對于科學和歷史的認識，由此也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給人開創的是最好的一种生存方式，但是現在正在受到外來意識形態的破坏。

西方科學的發展和東方科學的發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西方社會在文藝复興時期，思想從宗教的絕對統治中釋放出來，開始提倡科學和理性。西方科學的來源是古希腊的研究方法，對物質進行割裂，再進行研究、歸納、演繹、推理。但是科學在最初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推翻宗教。有許多科學家如牛頓，搞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展示給人，自然界是個多么壯麗、完美、精密、和諧的体系，不可能不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創造的。現在西方科學的研究走到了一個死胡同里了，沉迷于現在對物質的認識，看看怎么能造出更方便的東西，讓人能生活得更加舒适。

我總結了一下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個人認為人類的文明每次出現划時代的進步都与兩個方面的突破有重大關系：一個是對物質的認識，一個是對能量的掌握。离開這兩者，發展出來的那都不能稱其為科學，而僅僅是技術。

打個簡單的比方說，人人都知道樹木可以造紙，大家都對這种過程司空見慣。琢磨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很深刻的，這個過程同時涉及到我剛才講的兩個方面。首先人必須認識到构成樹和紙的基本成分都是一樣的，也就是纖維，這是對物質認識的一面；還有就是我們掌握的能量必須可以把樹木歸還成纖維，并按照紙張的纖維排列順序進行排列，就可以生成紙。這個例子基本上還是屬于物理變化，也就是不改變分子的結构，僅僅改變分子的排列程序。那如果對物質和能量的掌握更深一步，就是化學變化，改變的是原子的排列程序。比如我們可以用石油制造橡膠、瀝青、塑料之類之類的。對物質的探索和能量的掌握每當深入一步，人的生活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再舉兩個能量方面的例子：過去的紡織厂都是建在山谷里，因為那里水力資源比較充沛，利用水流的机械能來帶動机器。瓦特發明蒸汽机，是人類第一次掌握了把熱能轉化為机械能。人類歷史從那個時候起，從工場手工業向机器大工業轉變。西方社會的工業革命正式開始。當法拉第的電磁理論被應用于實踐中時，人類第一次掌握了把机械能轉變為電能。由于電能便于傳輸和儲存的特點，人類終于步入電子時代，從照明到工業的更大發展，以及電腦的發明，一切都与這种能量的利用息息相關。

人類現在利用不了原子以下的能量，也操作不了比原子更微觀的粒子，否則想要什么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變化出來。比如說我們如果可以認識到石頭和黃金的共同本源，同時掌握的能量可以隨心所欲地排列那种本源例子，我們就可以點石成金。我們可以變化出我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人做不到這一點，當然和人的道德是有關系的。西方的科學發展到這一步就到頂了，繼續探索物質結构和發現更大的能量就必須要向更微觀發展。物質越微觀，它所包含的能量就越大。這個人類可能也已經認識到了。原子能比燃燒石油的化學能要大，那就是更微觀的能量。比原子更微觀的粒子的能量人們無法去利用它。粒子加速器做得象太陽系那么大，也無法將粒子加速到更微觀的能量水平。當人類用目前的方法，把對物質的認識和能量的掌握逼進了一個死胡同的時候，科學必然是停滯不前的。

從另一方面講，現代科學的發展和人的生活方式對于地球資源的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坏，它的負面作用又非常大。許多人類目前所消耗的資源，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屬等等都是億万年形成的、一旦消耗就無法再生的資源。

科學的發展有另外的路，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修煉文化。西方科學發展走的是和体育鍛煉一樣的外求路子。他的知識和技術更新就象体育鍛煉中的新陳代謝一樣，維持了一時的繁榮，“強壯、往上”，表面看起來一直處于“最佳狀態”，實際上卻是消耗式的、得不償失，付出的環境成本和健康成本非常大。技術的更新是有限的，現在所使用的能源的儲備也是有限的。人類現在不斷在尋找新的能源，象地熱能，海洋能等等，人也不知道這么利用和消耗能源對于人類生存環境和自身健康的影響有什么后果。

中國古代的科學非常發達，發達的程度是現代科學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的。因為他象气功修煉一樣，走了內求的路子。舉個例子說，人体的結构是非常精妙的，人通過修煉可以修煉出各個空間的身体。如果人想利用哪個空間的能量，看穿哪一層的物質結构，用同等層次空間的身体就可以完成，就像我們在這個空間利用机械能一樣方便。李洪志先生在芝加哥講法時曾經說過：“那么每一層粒子都有眼睛存在的形式。修煉人就是使那個眼睛能夠發揮作用，能夠起到和人這邊溝通起來，你就看得到了，這是從另外一角度講天目了。”這种科學的方法，老子在《道德經》中也說過，只不過沒有那么明白，他講“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所以中國古代的科學沒有現代西方科學所表現的那么轟轟烈烈，也不表現在這個空間，但是有許多東西，象魯班用木頭削一個鳥就能飛三天，這是《墨子》中記載的，《三國志》中說諸葛亮造木牛流馬，使用的是什么能源？現代人根本無法理解。

西方的科學也認識到了，目前學科不斷細分會使人割裂許多本來相互聯系的因素，所以也發展了一些諸如“混沌學”的理論去研究不同領域的聯系。但是這种研究方法還是比較机械的。中國古代完全是走了天人合一的路，對于物質、人体、生命和宇宙的認識是全息的。他找的是自然界所有這一切复雜表現背后的規律，而不像西方科學那樣限于表現當中。

這里再舉個小例子，劉備在荊州吃飯，蔡瑁要殺劉備，劉備就跑，后來躍馬檀溪，跑到水鏡先生窗外。水鏡先生當時正在彈琴，劉備就站在窗外听。剛听了一會儿，水鏡先生就不彈了，說“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亢之調。必有英雄竊听。”這個事情在不修煉的人來說听起來很玄，其實道理很簡單。在古代音樂和五行是有對應關系的，五音“宮商角徵羽”對應著“金木水火土”。那時候人彈的琴叫“瑤琴”，本來也是按照小層次宇宙的數造的，所以從琴的聲音可以听出一個國家“君臣民物事”的狀況。

另外，人的五臟也對應五行，情緒對應五行，時辰、方位、顏色等等都和五行有對應關系。這就是表面紛繁而且不相干的事情背后的規律，而這种規律就把外部事物溝通起來了。古時候有許多關于琴的傳說，象有一次孔子鼓琴于室中，顏回從外面進來說“我怎么听琴音之中有殺气啊”。孔子說：“我方才彈琴的時候，見貓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所以殺气就從琴聲中傳遞出來了。” ；《東周列國志》記載，春秋時的樂師師曠可以通過琴聲占卜戰爭吉凶等等，還有象“高山流水”這樣的故事不一而足。這里面的道理要給不修煉的人解釋起來又是一大堆，修煉的人不用解釋都能明白。

中國古代人的生活狀態決定了他處于一個修煉的氛圍中，蓋房子講風水，婚喪嫁娶要講黃道吉日。人看病就得看中醫，象中醫就有很多人体修煉的成分在里面，作為常識人也都稍稍懂一點。小時候認字都是學四書五經，如果學《易經》的話，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宇宙觀的熏陶。就連行軍打仗的兵法，象我們經常挂在嘴邊上的三略六韜，其中《三略》是張良的老師黃石公寫的，六韜是姜子牙寫的，而黃石公与姜子牙都是道士。

講到我順便說一下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其中有許多奧妙玄机。舉例來說，從武王伐紂算起，歷朝歷代輔保奉天承運的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謀臣都是道士。周武王的身邊是姜子牙；漢高祖劉邦的謀士是張良；唐太宗身邊有魏征，徐茂公，李靖，袁天罡，李淳風；宋太祖身邊有苗光義；明太祖身邊有劉伯溫。二十四史中對這些人的記載清楚地表明他們都屬于道家一脈，其中有許多人甚至是著名的預言家，象袁天罡，李淳風的《推背圖》，劉伯溫的《燒餅歌》。元朝和清朝屬于少數民族統治時期了，但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親自向道家修煉者丘處机請教治國方略；清朝的皇帝則是喇嘛教徒。

我在給不修煉的人講歷史的時候，可能有人就會問，中國科學和文化那么發達，為什么后來就變得落后挨打了呢？這和中國那個地區的道德變化有關系。佛家思想，李洪志先生講法中提到過，儒教思想在宋代后就一直往里摻雜。道家到了明代以后，主要盛行點金術和煉外丹，紅樓夢里的賈敬就是那么死的，也就是說，這些道家的門徒也不是修煉，就是為了尋求人中的富貴或修煉的捷徑。而儒家呢，本來隋朝以前，誰要做官靠的是人品好，叫“舉孝廉”，就是說這個人孝順廉洁就出去做官。隋唐以后開始科舉，本來也是選拔人才的好辦法，到了明朝就弄出八股文了。讀書的人不是為了修養自己的品德，就是把它當成理論，讀好了書好去做官，所以道德就越來越走下坡路。修煉的人都知道道德不行了，允許知道的宇宙奧秘和生命奧秘就少了。

科學退步了，語言也退步，出現了白話文。李洪志先生在在瑞士法會上講法時說，“中國古代的語法能說明問題呀，文字簡練，說明的意義又深刻，包含的內涵又大，是最好的文字。過去的人講是天上的話，天上的文字。現在人類道德敗坏了，不行了，也就使用白話了”。

任何語言和文字所表達的感覺和情感，都要依托听眾的經歷和体驗。舉個簡單的例子說，什么是“甜”？字典上的解釋是“糖或蜜的味道”，其實這种解釋与沒解釋沒什么兩樣，如果一個人一生就沒有吃過糖或蜜，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從這种解釋中明白什么是甜。不僅僅是味覺詞匯無法定義，象什么是“紅色”，什么叫做“冷”，什么是“香”，什么叫“刺耳”，如果沒有親身体驗的話，人的“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東西都無法用詞匯精确定義。

韓愈提出“文以載道”，即文字是為記述道理而服務的，但從語言文字對信息的承載能力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要表達一個超越常人的東西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老子為什么在《道德經》中說“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他所給出的名詞不是這個名詞通常所指的那個對象。他還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以我們看到即使大智慧如老子這樣的覺者也遇到了語言障礙。這并不是老子的表達能力不行，而是人類根本就沒有那樣的概念，更沒有相應的“名詞”去描述老子講的“道”。

修煉的道理，在過去很少有說的明白的。包括來傳法的人，受他們對宇宙的認識的限制，有許多事情也都說不清楚。象老子把天地之母稱為道，但是他知道他所認識的“道”不是宇宙最終的規律，但是是什么他卻不知道，他就管它叫“自然”，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釋迦牟尼說：“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沒有講”，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等等，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層次有限。歷史上還有許多過去象啞謎一樣的東西，千古以來也沒有多少人能解，修煉以后再看簡直是一目了然。

好長時間以前，有一篇報道上說，中國由于環境的惡化，沙塵暴已經吹到了韓國和日本。韓國和日本就有點急了，和中國商量治理環境的問題。沒有人會把這視為干涉中國內政吧。因為環境的惡化威脅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從另一方面講，道德的惡化比環境的惡化更可怕。沒有道德的人和野獸沒有什么兩樣了。江澤民就是在盡全力地把中國人往這個方向推。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社會的動亂和道德的崩潰，是因為天大的壓力都在法輪功弟子的身上承擔著。如果不是法輪功弟子的大善大忍的精神，和平理性的行為，世界上哪個國家現在能有好日子過呢？

回想當年各國對待納粹的態度，我總結了一下一共有五种：一种是以西歐強國為代表，他們認為他們很強大，對希特勒的崛起和對其他國家的侵略置之不理，認為反正也不會侵略他們；一种是以東歐的中等國家為代表，希特勒欺負捷克的時候，他們乘机大占便宜，也去欺負捷克；一种是以蘇聯為代表的，他們主動和邪惡交朋友，希望希特勒跟別人拼個兩敗俱傷后，他們好從中漁利；一种是以一個西歐小國為代表，他們希望不介入正邪交戰，保持中立；一种是以一個超級強國為代表，他們不想介入戰爭，但是對正義一方提供有限度支持。這五种態度使所有的國家都最后吃了大虧，誰也沒有幸免。丘吉爾在他的巨著《二戰回憶錄》中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本來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軟弱強化了邪惡的刻毒。”面對中國大陸對普适价值“真善忍”的鎮壓，無論是任何國家還是任何個人都不能在袖手旁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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