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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0日訊】雄哥:
你的電話令我感到溫暖,隨後幾天,我一直在考慮是否聽從你的勸告,就12·18抄家事件起訴成都市公安局一處,但最終還是決定忍耐,不與隸屬於強權的司法機關打這種消耗戰。我已經累了,接著是從骨頭裏滲出來的悲涼之霧,我辨不准方向,因爲我實在不明白在如此可怕的”犯人的祖國”裏硬扛了這麽多年的意義何在?
從十幾年前因創作長詩《大屠殺》而鋃鐺入獄算起,我已經被抄了很多次家,同以前相比,最近這次算是較文明的,至少在表面上,走了法律的過場:第1,出示了《傳喚證》和《搜查令》,雖然上面只字未提涉嫌何罪;第2,整個抄家過程均錄了相,並特地強迫我站起來,脫帽面對鏡頭;第3,認真填寫了《扣押物品清單》,一式兩份,由我保存一份;第4,抄家過程一絲不苟,且有條不紊,沒有文革式打、砸、搶行徑,還找來一位派出所長爲見證者。
然而,同以往任何一次抄家一樣,這對我心靈的震撼將是長期的。隆冬的淩晨六點,天色還漆黑一團,我這類習慣於夜裏伏案的動物,大概才入睡兩三個小時吧–電話鈴突然響了,並且一聲接一聲,響了四、五分鐘!由於早有預感,我倒沒怎麽驚慌。宋玉披衣起床出臥室,卻驟然炸起猛烈的打門聲,她立刻感到出事了,就退回來叫我。這時,電話鈴和打門聲交織著,已相當恐怖,宋玉從貓眼裏看見了一雙放大的不屈不撓的拳頭,只好應答。
跟著是三個陌生的粗壯男人湧進家門,此時我剛鑽出臥室,披衣赤腳,睡眼朦朧。領頭的中年男子叫聲”廖亦武”,然後就宣佈對我進行”傳喚”。接著又打手機叫來五個穿皮夾克的小夥子,這樣,在宋玉急匆匆地出門上班之後,我就被八個大漢挾持圍困著展開了搜查。電腦是重點,其次是抽屜和書房,有些死角我都忘了,他們居然能從裏面搜出”魏京生接受美國之音電臺採訪”之類的違禁資料–這是四年前,不知什麽人寄給我的。
電腦抱走了,裏面有我幾百萬字的文稿;還有境外的”反動雜誌”《傾向》9本。搜查進行了大約3個小時,這對於我60多平方米的家,足夠了。一大堆字紙攤在客廳裏,我隨他們下七樓,上警車,被帶到撫琴派出所接受審問–主要是系列政治簽名和在海外網站發表《底層》《冤案》系列文章的事。
當然也包括你牽頭的”活佛死刑案”的簽名,”中國民主黨”關於16大的什麽簽名。我一口回絕,連海外的文章也回絕,在虎口裏我不會多想什麽–接著,下午5點左右,我被釋放了。臨出門前,警察叫我在家呆著,隨時準備接受他們的”司法傳喚”。
我立即找了家網吧,快速乾淨地清除了所有的郵件和聯繫人,哪怕最一般的交往,也統統刪掉。經歷過太多的人和事,我最怕的就是連累朋友,在當今中國,大約也少有人情願爲”人際交往”而成爲警察的獵物。
雄哥,我能做的也僅限於這些:《底層》和《冤案》的寫作;小說《活下去》及其它作品的寫作;我酷愛吹簫、朗誦、製作光碟,除此,就是與朋友們的自由交往。象你,象曉波這類理想主義的朋友,我從內心佩服、尊敬。雖然我們從性格、背景和人生取向上太不一樣,但我這個曾經飽受踐踏的底層的窮孩子,一個曾經隨波逐流的野傢夥,從你們身上汲取到一種向上的企及精神天堂的力量。我曾讀過徐文立的《獄中家書》,非常健康,非常平凡,他關心妻子和女兒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成績單,家長會,營養結構,買菜的討價還價。我想,如果不是專制的壓迫,他本來可以做一個好父親,好醫生。但是爲人溫和的徐文立居然成了中國判刑最長的政治犯!
我做不到,也許在文字之外,在簫聲之外,我一事無成,但是我仍然在任何時候都支援你、曉波、丁子霖、徐文立這種也許注定戰敗的理想者。這個國家可以剝奪去我的一切,但不能剝奪去我引爲自豪的朋友們。
我不懂政治,也不懂法律,但平生閱事無數,我知道,在”活佛爆炸案”的司法程式的訴求上與你站在一起,已經是我作爲一個人的最低最低的底線了–但這不意味著我對一手遮天的惡法抱什麽指望。
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惡法比無法更恐怖。活佛判死緩是”法律”,不鏽剛老鼠突然失蹤也是”法律”,我被抄家還是”法律”,當年你在新疆被逮捕照樣依據法律,還有成千上萬冤死、打死的人,都是依法辦事……仔細想想這一樁樁,一件件,氣都透不過來。我老是在想:逃跑吧,逃離這惡法籠罩的”祖國”,去一個無法無天的野人世界,一個靠情感和本能辨別善惡是非的世界。孟子曰:”苛政猛于虎”,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裏說:”孟加拉大屠殺的血流,很快就沖淡了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記憶,阿連德的遇刺又掩蓋了孟加拉國的呻吟,西奈沙漠之戰則使人們忘記阿連德,柬埔寨大屠殺又使人們忘記西奈沙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明天早晨醒來,又會是怎麽樣呢?這個時代的抗爭者還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麽?告訴我,雄哥。
你的朋友:亦武
2002年12月聖誕夜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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