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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7日訊】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第16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未說明原因的拖延之后終于即將召開了，被世人無獎競猜多年的“交接班之謎”的謎底也終于即將揭曉了。中共16大的意義不僅在于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會把多少權力交給第四代，而且在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已發展到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關系到全球華人的共同利益，茲事體大，不可不察。

自中國今年加入ＷＴＯ以后，遷延20几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終于歷經磨難，掃清了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打破封閉，走向開放，重新匯入世界市場經濟的主流。隨著經濟改革任務的基本完成，中國政治改革任務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就日益突顯出來。哈耶克所描述的以市場經濟秩序和民主政治秩序為核心的“擴展秩序”正隨著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進迎面而來，惊濤拍岸。中國社會經濟日益開放，政治日益封閉的逆向走勢所形成的可怕張力和積蓄的巨大能量以什么形式緩解和釋放，已成為中國人最為擔懮和關切的重大問題。一個個人儲蓄達8万億仍快速增長，通縮卻日益加重，消費市場遲遲啟動不起來的社會，正是這种恐懼心態的正常反應。“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治（制）則無恒產，政治不穩定，制度無前途，誰還敢多花錢。

按照共產党的基本教義：上層建筑一定要适應經濟基礎，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基礎一定要和民主政治的上層建筑相适應，只有計划經濟才和“無產階級專政”為特征的集權政治相适應。中共既然已經放棄了計划經濟，采行市場經濟，按照中共的教條，下一步就應該啟動政改，大刀闊斧地推行民主政治。而如果為了既得利益和一党之私，“堅決不搞三權分立，議會民主那一套”，決心背棄馬列基本教義，就應該在憲法中刪除以此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否則，中共自相悖謬的理論和實踐如何自圓其說？這正是我們想借16大召開之際，請教中共的袞袞諸公和靠納稅人血汗供養的眾多馬列主義理論家的首要問題。

中共16大召開前，最為世人關注的熱點是是否接班以及接班人誰屬的問題。這一點當然重要。我党《關于中共16大換屆問題的聲明》早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共和制。它的長治久安不應依賴任何個人而應依賴于民主程度的提高和國家的法治化，包括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的制度化。在最高領導崗位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不可以依法离開、依法替代的。”中國民主党“將与中國人民，中國共產党廣大党員一起反對一切歷史的倒退，反對‘党和國家領導職務實際終身制’的任何形式的延續和复辟。”

但現在，我們進一步認為，16大以后不管誰掌權，最重要的是是否繼續堅持只搞經改，不搞政改的路線，還是改變路線，在完善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改。如果沒有這一基本路線的調整，那么，結果只不過是權力之爭，而非路線之爭；只不過是以年富力強的第四代取代老態龍鐘的第三代，繼續走原有的道路，絕非國家之幸，人民之福。同時，在16大接班人問題上暴露出的嚴重的人事安排的黑箱操作、政治的不透明性、結局的不可預測性和運作方式的無程序性、主觀隨意性，正是集權政治權力更迭弊端的集中體現。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吃盡了苦頭，連當事人自己最終都追悔莫及。

當年毛澤東為交接班問題不惜發動“文化革命”，留下一堆爛攤子，死前深感恐懼。這個為自己的權力“千秋万代永不變色”而拼殺了一生的人，留下的遺言竟是我死后“血雨腥風，誰知道呢？”鄧小平為了保住權力，先廢了胡（耀邦）、趙（紫陽），又面對天安門前舉著“小平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的標語的學生，動用坦克，終釀成“6．4”慘劇，死前也深感悔恨，坊間留有忏悔書傳世。更有甚者，強橫一世的慈禧，宁可把中國拖到亡國的境地，也要垂帘听政，死把住權力不放，撒手人寰時卻留下忠告：（一）永遠不能再讓一個女人來統治中國；（二）永遠廢除閹党政治（布蘭德和巴克豪斯著，勞赫譯《西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柏林，1812年）。

這些案例使人想起中共最近出版的一本暢銷書──《貪官忏悔錄》──，書中真實記錄了眾多因濫用權力而判死刑的貪官臨死前的悔恨。人之將死，其言既真也善，他們同以上三位相比雖然權力大小不同，但卻有著共同的心態和行為，即生前貪戀權力，“無法無天”，胡作非為；死前恐懼、忏悔；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可見，無制約的權力既害人也害己，而只要造成這种局面的專制制度不改變，中國歷史上今后就還會一再重演類似的悲劇。在如今的16大上，中共領導人又面臨著一次于個人和國家都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性抉擇的關頭。希望中共領導人遠的華盛頓學不了，近的蔣經國、葉利欽總可以效仿，不必非學袁世凱。殷鑒不遠，望中共領導三思。

中共堅持一党專制，与世界潮流相抗的理論基礎來自馬列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過渡時期理論”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這一階段時刻面臨著資本主義复辟的危險，所以，不能實行民主，而需以無產階級專政鎮壓階級敵人的反抗，由共產党一党掌握國家机器。由此派生出虐殺了無數生命的、惡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馬、恩在盛年時強調：只承認階級斗爭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既承認階級斗爭、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說，“過渡時期”有多久，無產階級專政（及其改頭換面的“人民民主專政”）就要實行多久，或者說，共產主義有多久才能實現，過渡時期就有多久。這正是恩格斯公開標榜的馬克思一生對人類的兩大貢獻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思想（另一貢獻是“剩余价值學說”），也是最要命的思想。“過渡時期”到底有多久呢？馬列的信徒們各說不一：列宁當初說共產主義的條件是“蘇維埃加電气化”，照此，美國早就實現了，可共產主義連影儿都沒有；赫魯曉夫又改成貽笑天下的“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而且認為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毛澤東更荒唐，認為以中國一窮二白的底子，“有個十几年就夠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才有“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災難。文革之后，特別是“6．4”之后，共產主義已成天下笑柄，所以中共才不得不在上一屆的“15大”決議中把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延長到“十几代、几十代”之后。這是中共從空想回到現實的理智之舉。但如果仍堅持馬列，仍舍不得最終放棄“過渡時期”理論，這意味著什么呢？按曹思源先生的大致估算，中共“15大”上等于把“過渡時期”延長到2700多年。如果在這么長的時期內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請問中共，難道你們“真的還想再活500年”（中國熱門電視劇《康熙帝國》主題歌歌詞），專制兩千年嗎？如果你們不覺得這樣太荒唐，又不愿放棄導出這种荒唐結論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你們一以貫之的理論又如何自圓其說呢？希望代表中共6,000万党員的16大代表們，在這屆大會上不要回避這一尖銳的問題。

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14大”确立市場經濟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共越來越仰賴頗受質疑的“政績合法性”，以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所以，近年來在中共大、小會議上叫得最響的口號之一就是“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一個傷害中華民族最烈的政治集團，卻儼然以中華民族复興的功臣和領導者自居，以愚弄不知底細的青年和不了解中國的外國人，這不是對歷史遺忘、篡改得太多，就是欺騙手法太拙劣。

沒有中共，中華民族能不能迎來自己的偉大复興？自己說這种話難免有自吹之嫌或自貶之虞。旁觀者清，我們不妨看看一位對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問題深有研究的猶太人、世界頂尖級學者馬克斯．韋伯怎么說。他在《儒教与道教》一書中談到“中國人盈利欲的异乎尋常的強烈和發展早就是不容置疑的事了，其厲害和肆無忌憚──只要不是宗族同胞──為其他任何民族的競爭所不及”，“中國人的勤奮与勞動能力一直被認為無以倫比，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商業獲利者在其行會中組織的強大，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韋伯說出這些褒貶之辭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跌入最低谷的20世紀之初，正是中國人被先進國家視為“東亞病夫”的時代，不只是因為吸食鴉片身體有病，而且是制度、精神、文化都有病，以至于到今天仍有不少知識精英認為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另一方面，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近年來又以更宏觀的視野和更強有力的論据印證了韋伯的觀點，以至于他的成果被新、老左派甚至李鵬等人拿來為大國主義和專制主義辯護。不過，他們在運用弗蘭克成果的時候，恰恰忽視了弗蘭克對他們的精神教父──馬克思──及其理論的明确而強有力的顛覆，可見中共御用學者和依附學者們的淺薄和浮躁。

撇開學者們在觀念和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分歧不談，歷史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直至19世紀20年代前后，中國仍挾世界經濟大國和巨額貿易順差的余威，無視自身專制制度的落后和列強的虎視眈眈，最終因罪惡的鴉片貿易使經貿形勢急劇逆轉，并因此引發了中英的鴉片之戰，英國以區區四千水師擊敗“天朝上國”，終于敲開了中國的大門。1840年以后的一系列敗仗，使中國面臨“亙古未有之大變局”；使中國的有識之士第一次睜開眼睛看世界。在隨后經過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制度層面溫和的“戊戌變法”、和激烈的“辛亥革命”及文化層面的“5．4”運動等一系列深刻的社會調整，于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建立20年之后和“5．4”新文化運動10年之后，終于在世界經濟一片蕭條和內戰頻仍的20世紀30年代迎來了經濟和文化的空前繁榮。中華民族面對同先進文明的“遭遇”和“沖突”（亨廷頓），僅用了不到一個世紀時間的調整，就已經展現出民族全面复興的征兆。可惜這一良好勢頭被隨之而來的日本侵華戰爭、大規模的內戰和中共半個世紀的統治徹底中斷了。

中共統治中國的前30年，按古今中外的任何標准衡量，都是不折不扣的暴政。直到“文革”浩劫結束，民窮財盡，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的時候，中共才不得不改弦易轍。隨后又經過10年的社會和政治振蕩，終于引發了1989年春夏之交激烈的社會沖突，釀成震惊世界的“6．4”慘劇。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熱血青年和英勇市民用鮮血、身軀和生命去阻擋坦克集團的推進、赤手空拳去迎擊野戰軍槍林彈雨的絕殺，才最終不可逆轉地撬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閘，才決定性地“證偽”了馬列主義理論，徹底瓦解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進而結束了威脅人類生存的“冷戰”；也才最終迫使中共不得不在“14大”上放棄計划經濟，改行市場經濟（還是半吊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才真正迎來了20世紀最后1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整個20世紀，中華民族都是在血与火的、激烈動蕩的社會轉型期中度過的。象中華民族這樣有長久歷史慣性的、如此龐大的社會實體，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軌，實屬不易。但中共的奪權和掌權，至少使這一進程延遲了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的最后10年，中共才在經濟領域被迫接受和部份順應了這一潮流。而且，此舉与其說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不如說是為了權力自保和利益獨占。

由于馬列主義在20世紀的泛濫，導致了東西方冷戰的格局，它所造成的生靈涂炭和嚴重的社會后遺症，要超過人類歷史上所有“黑死病”對社會危害的總和。中共把“馬列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對中華民族复興過程所造成的危害尤為慘烈。中共執政前30年的瘋狂、暴虐和病態自不必說；“宁要草，不要苗”、“宁要晚點，不要正點”的荒唐也不必提；就說后20年“改革開放”、掙脫馬列毒害的過程，也仍然是始終處于嚴重的人格（党格）分裂狀態。一般來說，在任何民族、任何歷史時代，農民种田、商人經商，都是天經地義的、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可在中國，農民种田卻要冒坐牢殺頭的危險，秘密聚會，按手印，立“生死契”，才敢按自己的意愿耕作。至于經商辦厂，就連中共最高領導人都要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鄧小平）。這就是中共為中華民族复興所作出的“貢獻”。

“改革開放”的20几年，實際上就是中共逐漸擺脫馬列羈絆、告別社會主義、推行資本主義、回歸人類主流文明的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過程；是“打左燈向右拐”、“挂羊頭賣狗肉”的欺人自欺的過程。可中共至今還說是在堅持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雖然是標以“中國特色的”。所以，20年來中國就一直處于這种荒謬狀態：一方面，那些新老左派和馬列原教旨主義者，為中國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痛心疾首，認為是資本主義复辟、走資派混進党內的結果；另一方面，那些遮遮掩掩地推行或熱情擁抱資本主義的當權者，卻要不停地表白自己對馬列主義的忠誠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一方面，共產党的宗旨是消滅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共產党的領導卻在“甩開膀子大干資本主義”。這就如同一個人為了謀殺自己而謀生一樣荒謬。在共產党過于貧乏的概念體系中，只存在這种姓“公”姓“私”、姓“社”姓“資”一類“非此即彼”的簡單的二值判斷。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也只能導出這种荒繆的邏輯。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中共最引以自豪的“改革開放”的20年，就是在這种名實相悖、理論与實踐嚴重扭曲的精神分裂狀態下，跌跌撞撞、連滾帶爬地摸著石頭走過來的。所以，如果按常理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是在中共的“正确”領導下實現的，不如按馬列的邏輯說，是在中共的“錯誤”領導下實現的。中共只有繼續沿著這條路線“錯下去”，繼續背离馬列，中華民族才有偉大复興的希望。顯然，如果中共不為自己的言行和實踐“正名”，或干脆放棄這套錯誤的“指稱系統”，中共能成什么事儿，就很難說了。

近年來，中共熱衷于鼓吹愛國主義、煽動民族主義，不知底細的人還以為他們有多深的愛國情結和民族情感。其實，這要從縱、橫兩方面來看。從縱的方面看，中共的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中除了遙不可及的共產主義以外，最好、最先進的就是他們領導的社會主義，其次是資本主義，再次是封建主義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自然是比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更落后的社會形態，所以全在批判、掃蕩之列；所以才有文革的“破四舊”，大“革文化命”的那場中國文化的“浩劫”。連林則徐、文天祥、岳飛、戚繼光都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都在批判之列，哪儿還有什么愛國主義可談。從橫的方面看，馬克思主義是以國際主義、世界主義起家的，在他們那里根本沒有民族主義的地位，民族主義是極端落后的概念。只是到列宁后期才從策略考慮，部份容納了民族主義。共產党的領導核心是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他們對民族沒有感情，只對國際有感情；他們共唱的歌曲是《國際歌》；他們要實現的“英特納雄耐爾”就是“國際”一詞，因為不好譯、不好唱，只能音譯；他們的口號是“工人無祖國”；他們的終極目標是世界革命的胜利，“讓紅旗插遍全球”。為了這一大目標，在一戰時，俄共理直气壯地支持敵國──德國──，顛覆本國政府。一般意義上的賣國行動，在他們那里就是高尚的國際主義；也是為了這一目標，在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可以棄自家不顧、站在敵國一邊、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考諸歷史，這樣出賣民族利益的事就太多了。

但他們是什么時候開始變得“愛國”了呢？這在中國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文革結束，毛澤東的偶像坍塌，被愚弄的中國人出現第一次信仰危机。所以，當時才有《潘曉的一封信》的大討論。隨后的10年中，中共容忍知識界從“評法批儒”和“批孔批周公”的胡鬧中回歸理性，可以重新尋根和研究傳統文化，使中國知識界把中共執政的錯誤一股腦儿都算到封建社會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帳上，以逃避和掩蓋比中國歷代王朝更專制的中共自己的罪惡，其惡劣影響至今仍在發酵。中共豢養的昏聵的理論家們也不想想，把中共的錯誤都說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罪過，難道蘇聯、東歐的專制和齊奧塞斯庫、金氏父子之類同樣性質的罪惡也都要由中國傳統文化來負責嗎？這一階段，毛的偶像倒了，馬列的偶像仍在，社會主義和共產党的權威和意識形態還在，還有欺騙性和蒙蔽性。到這時候，中國還沒有多深厚的愛國主義，只有膚淺的國際競技比賽中得獎的自豪感。

第二階段則是“6．4”以后，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党的欺騙性徹底破產了。它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失去信仰的官員們貪污腐敗的惡性升級；另一方面，則是社會需要一些信仰和意識形態去填補信仰失落的真空。于是，民間就興起了“”、“中功”一類的精神現象、意識形態或宗教、准宗教；官方則乞靈于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重新凝聚渙散的民心。所以，近年來中國愛國主義的興起，并非中共有多愛國，而是“6．4”以后，中共不得不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已破產的馬列主義的代用品，用以鞏固自己的精神統治。不信請看近年來各地紛紛興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絕大多數都是“革命傳統教育”的內容，更准确地說是用來進行“党史”教育的。

混淆“愛党”和“愛國”，是中共一貫的伎倆。這种伎倆在海外華人中更為奏效。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們早就強調要把“國”（一家一姓之國或當今的執政党）与“天下”（相當于中華民族）嚴格區分開來。“亡國不等于亡天下”。一國一姓可亡，政府可倒台，但中華民族不會亡。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亡党不等于亡中華”。如果不能把這兩個概念區分清楚，那么，今人的智力就應該倒退350年。

中華民族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愛好和平的民族。這不僅是因為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屬于“大陸內斂型文化”、而非“海洋擴張型文化”，而且是因為作為中華文化和政治思想主體的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儒家智慧崇尚王道無近功、霸道無遠效。所以，韋伯把中國傳統文化稱為“和平主義”。的确，從整體來看，中國自宋以后近千年的歷史，基本上就是防御、挨打的歷史，連驃悍如蒙、滿的金戈鐵馬，也終被同化為納蘭容若的麗曲清詞，明、清以后的5、600年干脆就閉關鎖國，和歐、美、俄、日的強力擴張大异其趣。所以，中華文明決不會對世界和平构成威脅。亨廷頓先生把儒家文化同馬列文化不加區分，大談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的沖突，甚至預想出2010年以儒教文明為代表的中國同以基督教為代表的美國之間的戰爭。這實為亨廷頓之大謬。儒家文化与馬列文化有本質的不同：馬列文化是以世界革命為目標、埋葬資本主義為己任的，美國自然是首當其沖。成年馬克思不僅主張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而且剛出道的馬克思還主張用“武器的批判”去“改造世界”，以至于“西馬”（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了拯救馬克思，洗刷馬克思的惡名，而不得不回到26歲以前的“青年馬克思”去說事儿。這些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已經退到不可再退的地步，也真夠可怜的：崇拜名人何至于此。

正因為中共至今未放棄馬列主義，所以就自然承襲了“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瓜分世界”一類的精神遺產。這种理論使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一再陷于外交上空前孤立的境地，不但為此同美國打了一場半無結果的戰爭（韓戰和越戰），而且用血汗供養的最后兩個難兄難弟（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也同中國反目成仇。如果如亨廷頓所言，2010年同美國再有一戰，這也絕非“儒家文明”之過，只能是馬列理論之禍。美國“9．11”之后、海外華人与大陸華人截然不同的反應，也正說明這一問題。以這种理論為指導的政教合一的國家和執政党，誰能信任、誰能不提防、誰能不害怕、誰能不頓生“中國威脅”之感？

對外是這樣，對內也是這樣。正是基于馬列理論，中共在全球化的時代才能編造出“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謊言。用“与西方敵對勢力相勾結”為借口，羅織罪名，打壓主張民主的政治异議份子；用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來恐嚇中國老百姓、刺激民族主義情緒、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明眼人都知道，20世紀70年代以后，老殖民主義在全世界已經徹底衰落；新殖民主義就是再有三頭六臂，也難以逾越人類日益提高的道義屏障和奴役成本。如今連非洲小國和只有几万人口的太平洋島國都滅亡不了、也不打算滅亡的“西方列強”，真不知誰還真有心要滅連“八國聯軍”時都沒能滅掉的13億人口的中國。不過，想滅亡“中共”的倒是大有人在。這又回到“亡中共不等于亡中華”的老話題上去了。而中共如果不放棄馬列和一党專政，就只能是“中共亡，中華興”的結局。

同樣，以馬列理論打造的制度去統一中國，誰愿和你統一。相反，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恫嚇，只能徒增海峽對岸中國人的反感和憎惡，只會加劇中國的分裂傾向。中共從當初堅持以武力“解放台灣”到如今固守“一國兩制”的底線，已經是戰略失敗和退卻的產物了；即使這樣，也不過是中共的一廂情愿。一國是否能保持“兩制”的常態、台灣問題是由“兩制”導致的“兩國”、還是“兩國”導致的“兩制”，道理誰都清楚。我們認為，台灣問題只能在“一國良制”和“一國一制”的基礎上得到解決：一國是中國；一制是台灣的大陸人所共同實行的民主制度，而絕非大陸的中共所實行的專制制度。此理至明，無需贅述。

中共提出最新的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理由是：搞民主會餓死人。“餓死人論”比“素質低論”更加荒誕不經。說中國人素質低，不能搞民主，只要和周邊民主制的發展中國家比一下、和60年前陝甘宁邊區的老百姓比一下、和80年前民國、甚至北洋政府時的中國人比一下、和2、300年前的歐、美人比一下、和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比一下──到底是21世紀中國人的素質太低，還是這些中、外前人的素質太高，此論就不攻自破了。持這种主張的人，無异于自取其辱。而持“餓死人論”者，倒真要有點儿顛倒黑白的勇气。如果說民主會“餓死人”，那么，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埃塞俄比亞、波爾布特時代的柬埔寨、金氏父子時代的北韓那几千万餓殍就應該是被共產制度拯救的了或撐死的了？能這樣理解嗎？或者，按共產党的說法，資本主義民主只是“形式民主”，人民沒有一點權力，社會主義民主才是“實質民主”，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所以，這种實質的“民主”會“餓死人”──，這倒是事實，也說得通。這种會餓死人的“民主”，也實在要不得。但拋棄它的同時，是否應該把和它捆綁在一起的那個“社會主義”也一同拋棄呢？唉──怎么說都是一派胡言。

專制制度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上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共是以專制制度掘墓人的姿態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但中共掌權以后，很快就异化為專制制度的守護者。到21世紀之初，中共已經走到這樣一個決定性的歷史關口：是做中國專制制度的埋葬者、還是殉葬者；是做中國民主制度的開拓者、還是封殺者？？我們希望据稱是有“划時代”意義的中共第16次全國代表大會，能夠不回避這一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复興”的關鍵問題，大膽地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我們是中國民主党人。我們堅信，只有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中華民族的生產力、激發中華民族的創造力。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偉大复興，但決不是在專制制度下；如果中共不放棄馬列，也決不會在中共的領導之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复興只能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內得以實現，其勢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孟子）。苟有阻礙其前途者，不管是人、是鬼，是馬列、是中共，是什么主義、思想、理論、學說，歷史的潮流將全都沖決它！

中國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

2002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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