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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8日訊】【按：向您推薦《遲到的理解》和《談往事和網事──我們的良心》兩篇文章。雖然它們描述的是人間最真摯的情感與良知，但卻因為發生在那些背景下而充滿了悲劇的審美。對於那塊土地上的今昔歲月，我們看到的控訴與激揚文字已經太多了，而這兩篇沉著樸素的故事卻顯示出異乎尋常的深刻觸動。它們觸動了什麼？讓我們自問……】
顧準遺篇──《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海內外產生相當影響。人們痛惜顧準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這樣的思想史悲劇過去有，現在有，將來卻不該再發生了。為此，本文作者走訪了顧準六弟、《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編輯者──陳敏之先生。現根據陳敏之先生回憶，介紹顧準先生蒙冤受難以及晚年臨終的情況，以回應知識界、思想界對這位已故思想家的懷念。
顧準早期在XX黨內命運多蹇。抗戰前後，他在上海領導職委工作，因與領導意見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後任華東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終因剛直不阿，言行殊異，連遭厄運，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沒有抬起頭來。
第一次冤案發生在１９５２年。當時，黨內在稅收具體作法上發生分歧。來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發動工商聯成員民主評議。顧準則認為，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後果，應該利用上海民族資本企業帳冊俱全這一現代條件，通過“查賬徵稅”的辦法，完成稅收任務。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赫然刊出顧準“錯誤”──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之後，顧準即被撤銷一切職務，調離上海。
第二次冤案發生在１９５７年。當時，顧準隨中國科學院組團赴黑龍江，勘察中蘇邊境水利資源。顧準為維護中方主權，抵制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觸犯時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動言論集已整理在案。公開見報的罪名是這樣一句話：“現在，讓老和尚出來認錯已晚了。”顧準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賬、老賬一起算，反覆批鬥。
第三次冤案發生在１９６５年。顧準有一外甥，時在清華大學念水利，在同學中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研究會”。在學校清理思想運動中，這個研究會的頭頭主動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從顧準下手，順籐摸瓜，把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所的孫冶方、張聞天編織在一起，打成有組織的反黨集團。隔離四個多月的嚴厲審查，證明在組織上毫無瓜葛，顧準卻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國範圍內，如此兩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實屬罕見。
六十年代的政治氣候下，顧準上述遭遇，勢必禍及妻子兒女。子女出於對父親的不理解，與之疏遠，乃至斷絕關係，不難理解。１９６６年，顧準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從此，顧準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也就是在這段日子裡，顧準開始了他憂憤滿懷的十年研究計劃。但是，他內心卻割不斷對家庭子女的鐘情。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苦熬心力，譯述兩大本著作，部分原因即為了掙點稿費，借以改善家庭經濟。１９６９年那麼艱困的條件下，他還是買了一隻表，準備送給長女；同是在這一時期，他另外準備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們會去看他時能用上。離家分居時，他什麼也沒帶出，後來思念心切，從陳敏之處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貼在照相簿中。１９７２年從河南幹校回北京，他探詢到子女地址，曾寫信要求會見，信中說，“現在還談不上我對你們盡什麼責任，不過，我積存了一些錢（補發的生活費）和糧票，可以資助你們。”信中所附，是他剛回北京後拍的八張半身照片，並特別說明，如果子女和親屬中誰看到了想要，可以給他。此外，還有一張他在艱難歲月中節省下來的油票。
１９７４年９月，陳敏之赴京，與顧準相處了半個月。顧準勸陳敏之，勿為時勢所動，從頭研究西方史、中國史，並商定了京滬兩地的通信討論方式。《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輯錄的顧準思想，就是後來兩地通信答疑的結果。在那次會見中，顧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對子女的思念之情。陳敏之勸他，這實在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這個結論。有一次，他們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長椅上，周圍異常寂靜。顧準情緒激動，長嘆一聲說：“這個問題，在我總算解決了。”其實，這個問題只不過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蘊藏舔犢之情，隨時都會迸發出來。後來病危臨終，他對七弟反覆說：“我想他們，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顧準又是個孝子。他雖年屆六十，卻始終經常牽記九十高齡的老母。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準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可以說相依為命。１９６５年，顧準處境惡化，不得不將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１９６６年，母親隨三妹一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準相去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
不能見面的原因並不複雜。顧準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響，顧準和母親只能迴避。１９７２年前後，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準，遭委婉拒絕。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願。離京前，陳敏之與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立即通知顧準，讓母子在醫院見面。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顧準咯血不止，先於母親住進了醫院。１１月１６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一致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準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時間了。母親聞訊後提出，要到醫院去：“已經十年不見，想去見見。我本來想在我病倒的時候，讓老五（指顧準）來服侍我，想不到他現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著淚水說這番話的。噙忍十年的淚水，再也忍不住，默默流淌下來。
老人態度很堅決。路遠，可以找出租汽車；樓高，有電梯、手推車。最後還是陳敏之勸阻了母親，不料卻因此造成陳敏之的終生悔恨──母子十年生離，臨終死別，顧準走在了母親前面，還是未能相見！陳敏之當時深慮母子見面一慟，會產生更大的悲劇，故而加以勸阻。事後證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卻再也不能彌補了。
顧準臨終前，欲見子女亦不得。陳敏之為疏通其子女對父親一生的理解，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曾給顧準長女、長子寫有一信。此信在當時顧準尚未摘帽，政治氣候尚未解凍的氛圍中，需要一些膽識。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讀：
“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者，但是據我所了解，我敢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上一點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著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作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端，那他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在家庭關係上，他深深地愛著你們的媽媽。自從你們的媽媽不幸去世以後，他又把全部愛情傾注在你們身上。我相信，這一點，你們是會感覺到的。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們兄妹五人都見見面。他還問我：如果他這次不幸死去的話，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對於這個問題，我當然無法代你們答覆，這只能由你們自己答覆。
□──顧準用鉛筆在此處加注：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
關於你們爸爸所說的‘害了你們’，我想作一個注解。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兩全──既忠實於自己的信念，又顧及家庭，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劇所在。”
陳敏之後來將這一悲劇稱為“兩代人的悲劇”。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在那個黑暗年代，顧準的精神與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沒有感召者、敬仰者。與陳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臨終前顧準收到了一個年青姑娘來信。這封信更可一讀：“獲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萬分！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啟萌（蒙）老師，是你教給我怎樣做一個高尚的人，純潔的人，一個對人類有所供（貢）獻的人。
幾年來我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經濟所一鍋端到河南息縣勞動）象電影一樣在我眼前出現。東嶽（河南息縣所屬）的月光下你告訴我要像小孩撿石子一樣為自己收集知識財富，從那時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學習一生的決心。你對我講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要為自己尋找一個目標，即使明知這個目標是自欺其（欺）人的，也要向著這個目標去奮鬥，否則你生活就沒有中心。在這一點上你就是這樣做的，你對我起了以身做（作）則的作用。
聽說你的孩子還是不懇（肯）來看你。我想你也不必過於為此傷心，我就是你的親女兒。盡管不是親生的，難道我還不能代替他們嗎？
我知道淚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後的努力和實際行動來實現你在我身上寄託的希望，這樣才是對你最大的安慰。”
這封信寫於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記得，這是個什麼年月。顧準當時讀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淚。
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經濟所張純音女士（已故）之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經濟所遷離北京時，咪咪十五歲，隨母南遷。在幹校期間，咪咪給予顧準最難得的關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給顧準補養身體。她對顧準的同情隨著理解加深與時俱增，以至顧準成了她年幼心靈最敬仰的人。她與顧準的忘年之交，後來在顧準的遺囑中得到了反映。
遺囑立於１１月１５日。當時，陳敏之根據顧準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與學問、政治已無能為力，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我熱愛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間的日子已經有限，我將勇敢地迎接死亡來臨。
對於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於裡夫、耕漠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注，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生前所用全圍物交給重之（注：顧準幼子）；在京存款（補發的生活費，現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淑林，並入媽媽的遺存；在上海現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贈於裡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給六弟並由他全權處理。遺稿（一）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權處理。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醫院認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遺體願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國科學院大樓（前經委大樓）前面的小河裡。
祝福我的孩子們。
顧準看完初稿，認為前面兩段是空話，刪掉。關於遺體供醫院解剖，是他囑咐陳敏之後添進去的。１１月１７日修改稿抄錄了兩份，由他過目以後簽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顧準遺囑的最後一句話，還是“祝福孩子們”。當時陪伴他的一位老友為之黯然，稱之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使人欣慰的是，顧準這份“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終於在他去世之後得到了理解。
顧準於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日凌晨去世。彌留時，經濟所吳敬璉在身邊。這個當時還年輕的經濟學家，遵囑接過顧準有關希臘史研究遺稿，以後協助《希臘城邦制度》一書出版。那本書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園內廣泛流傳，教育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內的整整一代人。
１９８２年前後，顧準子女獲悉陳敏之處保存有一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後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１９８４年２月，大女兒寄來了一份“讀者附記”。“附記”說：
“我逐年追蹤著父親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附記”引用了愛因斯坦悼念居裡夫人時說過的話：
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知父莫如女，盡管這是一份遲到的理解。然而，遲遲不解顧準者，又何止他一個女兒？我們整個社會都是在十年之後驀然回首，驚訝顧準之先知、顧準之預見！而這個社會最需要思想的時候，這個社會卻已經把它所產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殺了。
“附記”隨之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這一問題之意義遠遠超越了顧準及其親人的家庭悲劇：
“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強調分離時間太久，搞技術工作理論水平低等等，都僅僅是外部的原因；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對於一個願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並且承受代價。”
不愧是顧準的女兒，她理解父親，遲到了十年，卻提出了一個十年後的今天也未必已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顧準已聽不到這一追問了。他把追問留給了活著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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