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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6日訊】58 在磚窯廠
1972年初春﹐在一個細雨蒙蒙的上午﹐工宣隊給我開了個“介紹信”﹐要我到磚窯廠報到。那裡是我接受監督勞動的第三站。
這磚窯廠座落在一個公園裡﹐文革開始以後﹐紅衛兵認為“公園裡的花花草草都是培養資產階級享樂思想的溫床﹐也屬于‘四舊’﹐應該廢除。”所以上海各大公園統通砸爛了﹐有的改為“大字報區”﹐拉起一排排草席﹐貼上琳琅滿目的大字報和小字報(大批判專欄)。有的公園改為“體育鍛煉場所”﹐還有的改為民兵打靶場。著名的‘法華公園’一分為二﹐一半是“國防體育俱樂部”﹐造了一座跳傘塔﹐進行跳傘訓練﹐另一半則造了一個備戰磚窯廠﹐專門生產備戰磚供給各單位挖防空洞之用。
這一天因為下雨﹐無法勞動﹐全廠勞動者都奉命集合在工棚裡進行批林學習。
我提著“介紹信”先到窯廠辦公室報到。廠領導有個很時髦的姓﹕左﹐是廠的支部書記﹐人們自然而然地喊他左書記。
左書記長著一張扑克臉﹐戴著高度近視眼鏡。我進來時﹐他正虎著臉坐在辦公桌後面。見我進來﹐也不打招呼﹐一動不動地盯著我﹐嘴巴閉成一字形。我問﹕“請問左書記在嗎﹖”
“我就是。你是駱駝﹖”他一本正經地說。我答是﹐他看了看手錶﹐又拿起電話機﹐撥了號﹕“喂﹐我是老左﹐駱駝已經到了﹐基本上準時……好的。”放下電話﹐又對我說﹕
“從今天開始﹐你在這裡勞動﹐你的任務是運輸﹐拉勞動車。”說罷﹐他站起來﹐繞過辦公桌﹐走到我跟前﹐幾乎是用鼻子說﹕“來﹗”
他站在門外屋檐底下﹐朝著左前方向大喊一聲﹕“馮玉﹗”遠遠的工棚裡﹐有人應了一聲﹐接著﹐一個身材魁偉的漢子冒著雨﹐索索地跑過來。此人長得虎背熊腰﹐五大三粗﹐臉盤黑瘦﹐多日不刮的絡腮鬍子說明他對生活已經沒有多大興趣。他剛剛站定下來﹐左書記就指著我說﹕“昨天跟你講的幫手來了。你把他帶去吧。”馮玉看看我﹐說﹕“原來是你﹗”那神情似乎有點失望。左書記問他﹕“你們認識﹖”馮玉答﹕“根本不認識。我原以為是個熟人呢﹐他—我不認識﹐”又朝向我﹕“貴姓﹖”我說了我的姓名後﹐他只說﹕“跟我來﹗”我就跟他來到工棚。這裡橫七豎八地席地坐了大約二十多個人﹐都在靜靜地聽一個人讀中央文件。馮玉拉我悄悄地找個空地坐下來﹐他用耳語告訴我﹕“這會兒讀的是“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起義”的諧音﹐這是林立果陰謀殺害主席的計划。”馮玉說。其實這一點我早已經從杜娟嘴裡聽說了。文件挺長﹐一直讀到了中午才讀完。讀文件的人是廠裡的支部副書記﹐姓劉﹐負責政治學習。他讀完文件﹐宣佈上午學習結束。這時﹐馮玉大聲向大家介紹說﹕“來了一個新夥伴﹐他叫駱駝﹗”大家心不在焉地瞅瞅我﹐沒有任何表示。這樣冷淡的態度使我頗覺不快。時間很緊﹐從工棚出來就去排隊買飯。我自然跟在馮玉後邊。由于我初來乍到﹐一切都摸不到頭緒。馮玉便替我買了一份午餐—兩個饅頭和一碟青菜。我們二人便找一個比較安靜的角落吃起來。在這不長的時間﹐從簡單的接觸中﹐我覺得這個馮玉挺熱情﹐我們一邊吃﹐一邊就開始閑聊起來﹐他問我﹕“來到這裡有什麼感想﹖”我答﹕“勞動嘛﹐到哪裡都是為人民服務。我能有什麼感想﹖”他笑笑。我又說﹕“我只是覺得大家似乎並不歡喜我﹐你看﹐除了你﹐別人都不理我。”他立刻解釋說﹕“大家當然不歡迎你﹐我也不歡迎。要知道﹐這兒是勞改隊﹐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來這裡勞動的就是受處分。誰願意你來受處分呢﹖要是有人要出去了﹐大家都熱烈歡送。”聽他這樣解釋﹐我還真的感激他們的不理不睬呢。我又問﹕“你說你本來以為是別人來做你的幫手﹐那是誰﹖”
“單權﹗在這裡勞動的都是本區罪大惡極的‘牛鬼’﹐我想單權肯定是跑不掉的。”
“你認得單權﹖”我驚訝地問。
“認得﹐太認得﹗這家伙燒成灰我也認得出﹗”
“你……”
“你不是培思中學的嗎﹖我也是培思的呀。你沒聽說過培思中學裡出了個全區有名的大右派馮玉﹖”
“噢﹐我曾聽說過大右派的事﹐沒注意馮玉這個名字。對不起﹗我有眼不識泰山﹗”我確實有些歉意呢。
“你的大名我也沒聽說過﹐我聽說培思中學出了個‘一塔湖圖’﹖”
“哈﹐那就是我的‘傑作’啊。”我大笑。
“啊呀﹗我才是有眼不識泰山呢。”他激動得站了起來﹐伸出手來同我握手。然而我卻並不怎麼高興﹐只悻悻地說﹕
“那幅畫可把我真的弄得一塌糊涂了﹗”
“好吧﹐這事以後慢慢談。”
飯後休息時間﹐馮玉分別用耳語對幾個人嘀咕幾句﹐那些人一個個都對我刮目相看了。有人還特地跑來我跟前﹐拉起我的手﹕“久仰大名﹐如雷灌耳﹗”這時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使我“名揚四海”﹗
下午繼續學習﹐劉副書記宣佈﹕“現在繼續學習‘五七一工程’。”
聽他這麼說﹐有幾個人相顧而笑。馮玉問﹕“是要我們‘學習’﹐還是要我們批判﹖”大家捂著嘴吃吃地笑。
“唔﹐當然是批判了。”劉副書記紅了臉﹐“希望大家不要咬文嚼字﹐要領會我的精神。”
“是你的精神﹐還是中央的精神﹖”又是馮玉發問。
“當然是領會中央的精神羅。你怎麼老是捉我的板頭﹖你有什麼了不起﹖”
“好好﹐我又錯了﹗我罪該萬死﹐不該咬文嚼字﹐一再犯錯誤。他媽的﹐為了這﹐我也得恨林家父子﹐我先發言。根據中央文件﹐這禿賊林彪﹐向來不讀書不看報﹐又不會打仗﹐又生紅斑狼瘡﹐弱不經風。這傢伙卻騙取了毛主席的信任﹐真是可惡﹗”
劉副書記開心了﹐他正了正眼鏡﹕“大家接著說﹗”
冷場。
劉副書記瞅瞅這個﹐看看那個﹐一個個都像吃了啞藥﹐最後點名問我﹕“駱駝﹐你說說。”
我沒有任何準備﹐但這時又不能不開口﹐便提了個問題﹕
“我不明白像林彪這樣一個既無才又缺德的壞傢伙﹐怎麼會讓他統帥一個野戰軍﹖怎麼會指揮幾十萬人從黑龍江打到海南島﹐勢如破竹﹐令敵人聞風喪膽﹖這還不說﹐解放後﹐又讓他當了國防部長﹐甚至把他的狗名寫進黨章﹐明文規定他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他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二號人物﹐這一切﹐難道英明偉大的毛主席竟沒有洞察出來﹖如果連毛主席都未能識破他﹐那我們這些無能的平民百姓又怎能批判他呢﹖”
不少人聽我講這話時似乎都有同感﹐他們頻頻點頭。
劉副書記說了﹕“照你這樣說﹐我們就不應該批林了﹖”
“不是不應該批﹐而是我不知道怎樣批。”我分辯說。
“你就不知道怎麼批﹐就是有對抗情緒﹐咱們已經讀了一個上午的文件﹐你怎麼還說不知道怎樣批呢﹖大家是不是都來分析一下駱駝的思想﹖”
批林的矛頭一下子轉到我頭上來了。我未免有些恐慌。
“呀﹐天晴了﹗”馮玉大喊一聲。大家一起看向棚外﹐太陽已經“光臨”大地。
就在這時﹐左書記出現在工棚外。勞動開始。馮玉向我一招手﹐拉起了我們的勞動車……
一連幾天勞動﹐我和馮玉雖然交談不多﹐但彼此已經比較熟悉了。
我們的運輸任務是到十裡以外的教具工廠拉腳料作燒窯的燃料。馮玉的外貌像個干粗活的人﹐我卻戴了一副近視眼鏡﹐皮膚也細嫩。儘管我穿一身勞動服﹐但一看便知是個監督勞動的知識分子。處于我這種地位的人是受人歧視的。沿途有些人誤以為我們是車垃圾的清潔工﹐有人就毫不客氣地往我們車上倒垃圾。我想拒絕他們﹐馮玉卻笑嘻嘻地停下車﹐讓他們倒。他向我解釋﹕“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拉腳料也是拉﹐拉垃圾也是拉﹐何必太認真﹖”
“那垃圾倒在腳料上﹐不要影響燃料的質量嗎﹖”我說。
“你這人怎麼這樣死心眼﹗眼下是講究質量的時代嗎﹖是講究質量的社會嗎﹖你看劉副書記掌握的批林會議﹐有什麼質量﹐叫你上講臺教書﹐你可以注意質量﹐可如今要你拉勞動車﹐這是你的專業嗎﹖”
我無話可說了。過一會兒又說﹕“我要也有你這個水平﹐就像個實實在在的勞動者了。你已改造了七八年了吧﹖”
“是啊﹐我已經無產階級化了﹐這得感謝單權。”
這時車子已拉到一家小飯館的門口﹐時間已到了午飯時分了﹐馮玉提議把車子停在門外﹐我們進去用餐。
我忙勸阻說﹕“這不太好吧﹐左書記今天不已囑咐我們車拉三趟嗎﹖還是抓緊時間吧。”
“管他呢﹐他那是坐著說話不腰疼。拉三趟﹐你叫他拉拉試試﹗”
“可你也答應了啊。”
“答應歸答應﹐做歸做。”他笑了﹐“批林批到今天﹐你還沒學會‘陽奉陰違’這一套﹖林副統帥不也早說過嗎﹕不會說假話﹐不能做大事﹗”說著﹐他便拉起我的手往飯館裡走。這時已經有不少飯客坐在裡面。屋裡亂嚷嚷的。我們找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叫了兩個菜﹐馮玉還要了兩杯烈酒。他說今天是他老婆的生日﹐他為她干一杯。他說她老婆是全國勞模﹐曾出國到越南等國“交流經驗”。我覺得奇怪﹐就問﹕“她是全國勞模﹐肯定是個黨員﹐怎麼和你……﹖”
“這叫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她愛我﹐天榻地陷不動搖﹐她的人格值得我尊敬。”他飲了一口酒﹐抹了抹嘴頭﹐大概地講了一些他的經歷。解放前﹐他全家討飯為生﹐是響當當的無產階級。解放後翻了身﹐分了地﹐他參了軍﹐在第三野戰軍當一名戰士。抗美援朝時去了朝鮮﹐在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工作。朝鮮停戰後復員。由于他有點文化﹐便分派在培思中學教政治﹐擔任政治教研組長﹐在里弄租了一間房子﹐和鄰家姑娘(一個紡織工人)談了戀愛﹐那姑娘是個全國勞模﹐她愛他的英武外表和剛直性格﹐他則愛她的溫柔和美貌﹐加上熱愛勞動這一條。正準備結婚時﹐反右運動來了﹐開始鳴放時﹐校長把他這個政治教研組長當作主要依靠力量使喚﹐同他商量“排隊”時﹐把單權排在“黑線”之內的人物。因為這傢伙平時散佈過不少反動言論。可是當校長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時﹐都沒人發言﹐單權總縮著個腦袋﹐一聲不響。潘校長便鼓動馮玉“帶個頭”。馮玉想到這位校長平時確實有些“那個”﹐她雖說是個老黨員﹐打過游擊﹐可目前的表現卻有些“忘本”。自己為了怕吃苦﹐不生孩子而領養了一個小女兒﹐把這小女兒當作掌上明珠﹐嬌生慣養﹐上幼兒園都用爸爸的汽車接送。她的丈夫是市委的高級幹部﹐有汽車﹐潘靜英就坐丈夫的汽車上班。在馮玉看來﹐她和她的丈夫都開始腐敗了﹐最使馮玉不滿的是潘靜英逢年過節都收個別老師送的禮﹐這其中包括單權的送禮。馮玉想到這些﹐就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他想﹕現在毛主席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就是要挽救這些忘了本的老黨員。碰巧潘靜英要他帶頭﹐于是他便在一次全體教工大會上慷慨激昂地指名批評潘靜英。正好這時報紙上已摘登了北京人民大學葛佩琦的發言。馮玉便引用葛佩琦的話說﹕“如果共產黨員都像潘靜英這樣﹐人民將會起來打倒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馮玉的發言博得了群眾的掌聲。可是當天晚上﹐支部召開“碰頭會”時就沒有邀請馮玉參加。馮玉的發言果然起到了帶頭作用﹐接下來﹐培思中學著實熱鬧了一陣﹐大家紛紛向領導提意見﹐可是不久共產黨開始反擊﹐開頭還不是當黨員發言﹐而是讓單權打衝鋒。單權一開始就以衛道士的面目出現﹐氣勢洶洶地大罵馮玉“反黨”﹐從而使四面礎歌的馮玉沒有機會揭發單權的真反動面目了。
“我以為這次文革運動一定會把單權揪出來﹐因為這次網大眼小﹐象他這樣的反動傢伙是逃不掉的。”馮玉說。
“可他還是逃掉了。運動初期他被揪了出來﹐可批判資反路線時他就平了反。”我說﹐“這傢伙會鑽空子﹐他在‘牛棚’裡就向潘靜英密告牛鬼的情況﹐潘靜英被拉下來時﹐他不發言批判﹐而且表示關懷潘靜英﹐工宣隊來了﹐他又拍工宣隊的馬屁﹐現在他進了校革會。”
“這人不簡單﹐看來他還會入黨的。”馮玉肯定說。
“他這種人怎麼會入黨啊﹖決不會讓他混進黨內的。”我說。馮玉又笑了﹕“老兄差矣﹗你怎麼到今天還不明白﹕共產黨就需要這樣的人﹗這種人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可他出身太壞了﹐和共產黨有殺父之仇啊。”
“什麼殺父之仇﹗他可以一轉臉和父親划清界限嘛。至于出身問題﹐那不過是共產黨為了分化﹑壓迫群眾而製造的一個藉口﹐他們常拿這條來打擊不肯馴服的人﹐而他們自己就干淨嗎﹖你看這些大人物有哪個是窮苦出身的﹖他們有的出身于資本家地主家庭﹐有的本人是軍閥﹐有的是土匪。他們生怕人們揭他們的底﹐所以才大喊大叫什麼出身問題。要說出身重要﹐我這討飯的出身﹐還不硬嗎﹖可是一揭了他們的瘡疤﹐他們就翻臉了﹗”
聽他這樣說﹐我的思想似乎開了竅。沉吟了一會﹐轉了話題﹕”那時你還沒結婚﹐可你的戀人……”
“唔﹐她真是好樣的。我被打成右派後﹐她向我提出馬上結婚﹐她說﹕‘今後只有我能照料你﹐我不能眼看著你消沉下去。’我不忍心因為我而毀了她。人家是響當當的全國勞模呀﹐可她卻鐵了心﹐非我不嫁。她們廠的領導也動員她改弦易轍﹐說她犯不著跟一個反黨分子同歸于盡﹐你說她怎麼說—她說‘右派不一定是反黨分子—馮玉是右派分子﹐但他不是反黨分子。他熱愛黨﹗’黨委書記聽她這麼說都笑了﹗”說到這裡﹐馮玉自己也笑了。我也笑了﹐禁不住端起酒杯﹕“好﹐為了你有這樣一位好妻子﹐干杯﹗”
沒想到在磚窯廠勞動會遇上這麼一個有共同語言的人﹐所以在這期間﹐我無論在體力上和精神上都感到輕鬆愉快。根據馮玉的經驗﹐我們這些監督勞動的人大都沒有固定的勞動地點﹐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七八年來﹐他在崇明島干過圍墾﹐在碼頭上扛包也扛了很長時間。而在進窯廠之前﹐他在一家化工廠幹活。在那裡﹐他干的都是最危險的容易中毒的活。如認真仔細地想一想﹐他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只是因為他是一個“右派”﹐他的汗都“白流”了。
我真希望和馮玉長期合作下去﹐而天有不測之風雲。
一天中午﹐任務緊急﹐廠領導要我和馮玉協助裝窯工作﹐把生磚柸一車車送入窯內。我們在窯內卸磚柸時﹐忽然發生塌窯事件﹐不少人被埋在瓦礫中﹐我感到一陣胸悶和眼痛。當我被人從瓦礫中救出來時﹐我老是喊著“讓我出去﹗出去﹗”人們告訴我已經出來了﹐可我怎麼覺得還在黑洞洞的窯裡啊﹖原來我已經雙目失明—我瞎了﹗
雙目失明是個悲劇。然而“福兮禍之所依﹐禍兮福之所據。”失明倒給我帶來了“福氣”—人們馬上把我送到醫院﹐我從此結束了監督勞動。
那次塌窯事件有兩人被砸死了﹐馮玉就是其中之一。當我聽到這個噩耗時﹐我頓時感覺我死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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