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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4日訊】

三、思想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各自在自己的道路上苦苦尋覓著，各自走著一條孑然孤立的獨特的道路，在思想的求索中，他們卻常常殊途同歸，在同時代的作家、思想家群中，他們走得最近。

（一）基督精神

在他們所有的思想中，最一致的觀點莫過於對基督教的理解。他們試著重新詮釋古老的基督精神，對於他們，基督精神不僅解答了人生的種種疑惑，更是指明了人類社會的方向。對兩位精神巨匠來說，基督教乃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的宗教，而不是作為國家或教會控制下的宗教。基督精神有別於教會的教義，教會已不是拯救蒼生的希望，而是參於對人民的迫害。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拯救將來自人民，因為他們保持著信仰和謙恭。神父和師傅們，你們應當珍重人民的信仰。”托爾斯泰甚至被東正教最高當局革出教門，但托爾斯泰只是投以蔑視的眼光，他早就對教會有諸多不滿，教會早就背離基督教義，只是淪為國家統治、迫害人民的先鋒。托爾斯泰回顧道：“起初我愛東正教甚於自己的安寧，後來我愛基督教甚於教會，現在我愛真理遠甚於世界的一切，真理與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什麼是托爾斯泰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上帝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上帝的意志是使人相愛，並由此而走向真正的幸福，基督精神體現於愛與忍從，從中誕生出無盡的精神偉力，所以愛與忍從是人類偉大的品格。“忍耐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開幕式上演說道。“自我完善！”這則是托爾斯泰的說法，又補充一句道：“勿以暴力抵抗邪惡！”他們把人類的希望寄託於自身心靈的淨化，用愛心對待一切眾生，包括敵人，就要《福音書》的“登山訓眾”所言：“要愛你們的仇敵”。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從基督精神中尋找人生與社會的答案，是源於他們對西方現代文明夢的破滅。

（二）對西方文明的否定

十九世紀席卷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風暴，給封建色彩濃厚的俄羅斯予強烈的震動，一時間，西方文明成為俄羅斯文化人所熱心追逐的樣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在遊曆歐洲後，對這種文明提出質疑，乃至否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遊曆了歐洲後，對西歐個人主義思潮的興起大感憂慮，在他看來，個人主義與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只是在強調自我保護、自我追求、自我自決的原則。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在這種自我中不可能產生出博愛來。為什麼呢？因為在博愛中，在真正的博愛中，不是單獨的人，不是僅從自我來考慮自己和其餘的人是否有相當的價值、相等的權利。”在此基礎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進一步批判了西方所謂的“自由”的概念：“什麼是自由？什麼樣的自由？大家在法律範圍內有權為所欲為的自由。什麼時候能夠為所欲為？當你有百萬錢財的時候。自由是否能給每個人百萬錢財？不能。什麼是沒有百萬錢財的人的自由，不能為所欲為，卻只能任人所為。”西方所鼓吹的自由，不過是富人們的自由，貧窮的人只有為富人們提供享樂的自由而已。

托爾斯泰也曾醉心於西方文明的進步，但隨著他兩次的西歐之行，他對方文明的進步徹底失望了。一八五七年托爾斯泰在巴黎目睹死刑的慘狀時，他感到全身心的震憾：“對於進步的迷信亦是空虛的……可以決定善事或惡的，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他還看到了一個英國富翁不願對一個流浪的歌者施舍，“為他們，文明是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役是惡……而誰將和我確言何謂自由，何謂奴役，何謂文明，何謂野蠻？”他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敏銳地發現，自由只是一個充滿泡沫的幻象，外表美麗誘人，實則是徒有其名！人類向善之路不能以自由、文明為路標，“我們只有一個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勵我們互相親近的普在的神靈。”

（三）對“普在的神靈”的進一步探討

“普在的神靈”，換而言之，就是上帝。不能理解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關於“普在神靈”或“上帝”的概念，就無法認識他們的思想。對於他們而言，上帝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者遠在天邊的神靈，不是的，上帝無所不在，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是善與愛的法則的化身。天堂之路不是遙不可及，而是存在於我們的內心，“只要我們願意明白，天堂會立即美麗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將互相擁抱，放聲痛哭。”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描繪著天堂，同樣，他也把地獄稱為是“由於不能再愛而受到的痛苦。”可見，選擇天堂與地獄，只在於人內心是否充滿著愛。

“天國在我們心中！”托爾斯泰的觀點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出一轍，對於上帝，托爾斯泰有一段非常精闢的論述：“神於我是靈，是愛，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正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樣……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愛他的同類，永遠為他們服務……我相信生命的意義，對於我們中每個人，只是助長人生的愛，我相信在這人生中，發展出他們的愛的力量，不啻是一種與日俱增的幸福……我相信這愛的生長，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塵世建立起天國。”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善、至愛的基督精神為指導，對社會及人類的去向進行深入的思考，他們不合時宜，在黨派雲起的時代裏，他們無疑只能是孤獨地探索，面對內心與現實的矛盾。

（四）良心對抗暴力？

忍從與愛從理論上說是容易的，但一旦受到暴力的欺凌，人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呢？正如耶穌在“登山訓眾”中所說的：“你們若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裏路，你就同他走二裏。”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畢生深受《福音書》的影響，所以極力維護以良心對抗暴力的理論。除去基督教的信仰外，實際上更深層次上，是兩人對人類內心深處“良知”的認同，人類不可能在暴力中實現和平，而是能是在以“良知”的基礎上，走出人類具有的獸性的殘忍的一面，為實現良心的抵抗，則必須隨時走上歷代先知所走的道路：殉道。人們可以不苟同這種對抗暴力的方式，但你卻不能不對他們的勇氣和人道的精神所感染。所以托爾斯泰的後半生雖過著半隱居式的生活，但他的影響力卻日益加大，他無意充當精神的領袖，但事實上他的言行成為日後印度聖雄甘地理論的先導，也對日後美國著名的黑人英雄馬丁•路德•金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冠之以“非暴力運動”先鋒並不為過。

與托爾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則複雜得多，他反對暴力，與其說來自理性的思考，不如說是帶有一種宗教的強制約束，他死刑台的經歷與十年的流放生涯，使他對這個腐敗不堪的政府和教會已沒有一絲的好感，苦難加劇他信仰的力量，使他負有強烈的使命感，但我們從他後期的生活和著作中，已經可以看到他的這種“忍耐”學說表現出不堅定的動搖。1878年，女英雄薇拉行刺彼得堡市長，陀斯妥耶夫斯基聆聽法庭上的辯論，他意味深長地記錄下薇拉的話：“舉起手來向一個人開槍，這是可怕的，但我必須這樣做。”

四、雜記

有些作家，無須別人的評論，只要你接觸到他的著作，你馬上可以感到他不同凡響，超越眾人，你會忘記他的國籍，他的民族，因為他在思考著全人類命運，他洞悉著芸芸眾生，這也是為什麼諸如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全世界的人所按受，而不單單是俄國或中國。托爾斯泰帶給我震憾的不是他那史詩般恢宏的巨作，而是他博大的思想和他一生對真理的不斷而堅定的探求。我看了兩厚冊的其女兒所寫的《托爾斯泰傳》，托爾斯泰的年青時代，除了他才華橫溢外，其品行有著十分惡劣的一面，然而對真理的求索使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的極限，不斷地完善自己的品格，最終能以脫胎換骨的姿態，跨入人類史上聖哲的行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給我的感覺是冷漠而陰鬱，他所解剖的人物其心理之複雜、之深刻，都是其他作家所難以相比的，但這並不是陀氏的全部，他實際是解剖的是一個全人類何去何從的問題，苦難使他具備了基督耶穌的寬容與博大的胸懷。他一生都懷有某種神秘的使命感，像是上帝在冥冥中召喚著他，使他在最艱苦的時刻，也不曾失去希望與信心，他可能感到自己就是約伯的化身，所以他不去抱怨命運，而是當作一種考驗，“不要攔我，因為我們要去實現偉大的真理了。”

當我翻閱的兩位偉大者的資料越多時，就越為自己學識的鄙薄而自慚，知道自己其實是井底之蛙在議論著蒼穹的浩大，多寫亦只是製造些文字垃圾而已，不如就此擱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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