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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3日訊】27 無形的戰線

1950年2月中旬﹐中國腹地乍暖還寒﹐但在天府之國﹐已是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季節了。

那天早晨﹐在霧都重慶碼頭上﹐我在迷霧中背著背包﹐挎上軍用挎袋(這是我當時的全部家當)﹐登上開往上海的客輪﹐回頭向岸上送行的戰友們揮手告別﹐從此順流而下……

大江兩岸風光綺麗﹐令人游目騁懷﹐尤其是三峽的驚濤駭浪﹐更重重地叩擊了我的心弦。“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然而現在我已踏上新的征途﹐我將離開這美麗的國土﹐眷戀的心情是無法控制的。

前面等著我的是什麼呢﹖難以預料。我的任務是參加解放台灣的戰鬥。也許要隨東海艦隊冒著槍林彈雨而去﹐也許讓我在戰鬥打響前﹐潛入敵營﹐戰鬥在敵人的心臟裡。這兩種可能都要求我付出生命的代價……

一股強勁的江風吹來﹐拂亂了我的頭髮。面對著滔滔江水﹐我心中涌起一首壯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那時的心情是何等悲壯﹐真叫“壯懷激烈”﹗

然而想不到十天以後﹐我卻闖進了一條無形戰線的戰壕裡。

當我第二次走進一座幽靜的花園別墅後﹐和藹可親的老局長又在他的辦公室裡接待了我﹕

“駱同志﹐我們認真地研究了一下﹐根據你的情況和革命的需要﹐決定暫時留你在這裡工作﹐直到解放台灣的戰鬥打響後再說。”隨後﹐他拎起電話﹐說﹕“請安納同志來一下。”

一會兒﹐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同志輕輕地走進來。她﹐看上去約二十歲上下﹐年輕標致﹐細眉大眼﹐短發齊耳﹐老藍色的列寧裝掩不住她的秀氣﹐反而襯托出她那一種難以言表的魅力。

局長興奮地對她說﹕

“安納同志﹐這位就是我們昨天討論的駱駝同志﹐你去跟他談談吧。”然後又對我介紹說﹕“安納同志是秘書科的科長。你的領導﹐你們去談談吧。”

安納把一只手伸給我﹕“歡迎歡迎﹗”一笑之間﹐細嫩白皙的腮邦上出現了一個淺淺的酒窩。她的手是軟綿綿的﹐熱乎乎的﹐她只是伸給我﹐讓我握。這是一種常從電影裡見到的少奶奶的握手方式。表示矜持和雍容。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握這樣的手﹐心裡感覺頗不自在﹐心想﹕“這黃毛丫頭竟會是我的頂頭上司﹗”

她帶我離開局長的辦公室﹐順著長長的走廊向秘書科走去。一路上熱情地對我說﹐她從我的幹部檔案中知道我是青年團員﹐又兩次被評為學習模範﹐還會寫文章﹐她非常高興迎來我這樣一個人才﹐秘書科正是我的用武之地。這誠懇的態度﹐簡潔的表述﹐恰當的用詞﹐使我覺得她是個有能力的人。

走進秘書科﹐她好像已經成了我的老朋友﹐大聲向大家說﹕“我們的小駱同志來了﹗”然後在歡笑聲中向我逐個介紹說﹕“這位是老陳同志﹐那位是老李﹐靠窗的一位是小劉。”最後告訴我哪張寫字臺是我的辦公桌。我剛想坐下﹐科長又對我說﹕“今天你剛來﹐不忙工作﹐局長要我同你談談﹐咱們就先到會客室去坐一會兒吧。”

這是一間雖不十分寬敞﹐但卻設備齊全舒適的會客室。我們倆面對面坐在沙發上﹐她就開門見山地談起來﹕“因為你是團員﹐是黨的親密助手﹐我們就對你十分信任﹐所以一上來就可以向你交底。”她的態度變得嚴肅起來﹐但仍舊是親切的。“我們這個局是情報機關﹐紀律嚴格﹐平時同志之間不得隨便打聽對方的工作﹐是你應該知道的事﹐組織上會主動告訴你。你不應該知的事﹐你不得亂打聽。三樓是機要重地﹐你不要上三樓。你是剛從部隊下來的﹐部隊的生活很簡朴﹐革命氣氛濃﹐而這裡的氣氛則松松垮垮﹐沒有人穿軍裝。現在就你一個人穿﹐不過要換的。大家都穿便裝﹐這也是工作需要。剛纔你看到的老李同志穿了一件大紅毛線衫。小劉穿的是綠呢短大衣﹐而老陳則穿的是西裝革履。你可能看不慣﹐可是你要習慣起來﹐這裡的同志大多數是從地下鑽上來的。噢﹐我的意思是他們都是在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各有各的脾氣﹐不像部隊那樣整齊……噢﹐我看你穿的比較單薄﹐冷不冷﹖要是需要的話﹐我下午可以回家把我兒子的毛線衣帶來一件給你穿﹐他的個頭和你差不多……”

我的天﹗她還有兒子﹗還和我的個頭差不多﹗我對她的年齡估計真是相差十萬八千裡﹗我不能不欽佩上海女人的保養有方。

這次談話有如部隊裡的戰前動員﹐對我起到了一定的鼓動作用。“情報”這個神秘字眼有著極大的誘惑力﹐我一下子就安心了。

我懷著好奇的心情在這個生疏的環境裡前前後後轉了一圈。安納科長告訴我﹐這座花園別墅原是大流氓杜月生的住宅。三層樓﹐各個房間都設備齊全﹐舒適﹐底層是個舞廳﹐現改為會議室﹐中間一張長長的會議桌﹐罩著雪白的花邊臺布。靠牆是一圈松軟厚實的大沙發﹐窗下立著一架大鋼琴﹐窗外﹐一條爬滿紫藤的長廊從客廳通往大門﹐將庭院一分為二。左邊是一個大草坪﹐也是網球場。右邊是小徑通幽﹐有小樹林﹐假山和小橋流水。後院是汽車庫和籃排球場﹐這對我來說又是一堂教育課﹐它讓我知道了資產階級生活是何等奢侈。然而現在﹐這些豪華設備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裡﹐為人民服務了。

然而我們這些革命者在這裡的生活相對地講仍是“艱苦”的。由于剛剛解放﹐大家都沒有薪金﹐實行的是“供給制”﹐每月只有一萬七千元老人民幣的津貼費﹐合現在的人民幣一元七角。衣著方面﹐每人發一套灰色中山裝。(女同志穿列寧裝)﹐伙食是大鍋飯﹐食堂裡八人一桌﹐從局長到勤雜工都同桌就餐﹐真叫平等。

可是不久﹐我發現一些女同志往往把列寧裝一脫就露出了鮮艷的上衣﹐有各種顏色的毛線衣和小棉襖。有些男同志不在工作的時候也是西裝革履﹐對此﹐我總覺得有些不自在。

漸漸地﹐我又發現同志之間也有些不健康的表現﹐有一天安納穿一件粉紅色絨線衫伏案寫字﹐一個肥頭大耳的男人笑呵呵走進來﹐輕浮地說﹕“我說呢﹐怎麼這麼亮﹐原來大美人在這裡哪。”安納抬起頭﹐笑出一個小酒窩﹕“你這個大老鼠﹐我正要找你哪﹗……”

那人談完工作走了以後﹐我用一種厭惡的口氣問安納﹕“你怎麼喊他‘大老鼠’﹖”安納仍舊笑著回答﹕“他姓舒﹐所以大家喊他‘老舒’。你別看他貌不驚人﹐他是我們局的掩護機關進出口公司的大經理﹐許多外派人員都由他安排通路。”我無話可說了。

我知道﹐所謂“外派人員”就是派到外國去的情報人員﹐俗稱“特務”。當初如果派我去台灣﹐也得由這個“大老鼠”安排。

有一天﹐我跑外勤﹐來不及回來吃午飯﹐便走進一家小面館﹐叫了一碗陽春面﹐按規定﹐出差的飯錢﹐一餐可報銷三千六百元(即現在的三角六分)﹐而一碗陽春面的價錢是一千五百元﹐這樣我就可以節省二千一百元﹐這便是“外快”。我隔桌坐著一位穿美軍夾克的男顧客﹐他正在吃一碗雞絲面﹐那是五千元一碗的﹐只見他用筷子一挑﹐熱氣騰騰﹐香氣扑鼻。但我並不羨慕﹐我為自己的艱苦樸素而自豪。我的陽春面剛送上來﹐又來了一位男顧客﹐坐在我的對面﹐這人個頭壯實﹐濃眉大眼﹐有一股英武氣概﹐態度卻是溫和的。他穿的是和我一樣的老灰色幹部服(中山裝)﹐不同的是﹐我胸前別有“華東軍政委員會”的徽章(這是受人尊敬的幹部標誌)﹐而他卻沒有別任何標誌﹐落座時﹐他禮貌地向我微笑點頭﹐然後也叫了一碗陽春面。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聲叫起來﹐驚動了所有的顧客。只見店主厲聲訓斥一個衣衫襤褸的老頭﹕“昨天你說你忘記帶錢了﹐我容許你今天帶來﹐今天你又沒帶﹐我能老讓你白吃嗎﹖我這小本生意怎能招待得起你這樣的顧客﹖”那老頭臉色灰白﹐只低頭聽訓。我頓時覺得一陣酸楚﹐忙走過去說﹕“老闆﹐你讓他走吧﹐他的面錢我來付。”

老闆一怔﹐隨後對老頭說﹕“好啦﹗你今天走運﹐遇到好人了﹐這位同志代你付錢﹐你走吧﹐下次別再來了。”

那老人向我鞠了一個大躬﹐千感萬謝地走了。我回到原來座位上時﹐對面的這位男同志向我微笑點頭﹐表示讚許。我很有感觸地說﹕“解放了﹐不應該再有這種現象了。”

“可是也不可能一解放就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不過今天你做得對。”

這人吃得很快﹐和我同時完成“任務”。當我掏錢時﹐我意外地發覺皮夾子沒有了﹗我六神無主地摸遍了所有的口袋﹐“真糟糕﹐我還要替別人付帳呢﹐連自己的一份也付不出了﹗”我氣急敗壞地對老闆說﹕“對不起﹐先欠一下﹐一個鐘頭內一准送來。”

老闆寬容地說﹕“沒關係﹐沒關係﹗”

這時對面那位同志開腔了﹕“我付三個人的。”又朝我說﹕“我是向你學習呀。”

我堅決不肯﹐說﹕“咱們素不相識﹐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將來沒法還你。” “哈﹐這點小事﹐還啥﹗你是幹部﹐我也是幹部﹐一家人嘛﹐老闆﹐給﹐四千五﹗”

老闆還不錯﹐他只收了兩碗面錢﹐說那老頭的面免費了。

這時我無意中瞥了一眼那位穿美軍夾克的顧客﹐他早已不在了﹐桌上剩下半碗雞絲面。我心裡嘀咕﹕這人准是個資產階級大少爺﹐應該好好改造改造。

就這樣歡歡喜喜離開了飯店﹐和那位“食友”分手後﹐我很後悔沒有問他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萬萬沒想到﹐吃晚飯時﹐卻在飯廳裡遇見了他﹐兩人幾乎同時說﹕“啊﹐你也在這裡工作﹗”這時他的胸前已經別上了和我同樣的徽章。

原來他是我們局新來的辦公室主任兼人事科長老柏同志。可以明顯看出﹐這是一位工農幹部。

由于我們二人在同事之前就已經彼此有了好感﹐所以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可以說是很融洽的上下級關係。

三天後的一個傍晚﹐老柏同志突然十分興奮地拉著我的手﹕“小駱啊﹐我要好好同你談談。”

他把我拖到他的辦公室﹐還沒坐定﹐他就開腔了﹕“嗨﹐世界上的事怎麼這樣巧﹗咱們在飯館相識就夠巧的了。現在我又從你的材料裡發現另一樁巧事—你的入團介紹人是孫光明﹖這老孫可是個好同志啊。”原來孫光明是他的老部下。那時老柏是團政委﹐孫光明是他這一團裡的一名排長﹐戰鬥英雄。

“孫指導員真好﹗”我讚嘆說﹕“你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只聽說他在軍大結業時被評為優秀指導員﹐並轉到重慶軍大當教導員了。以後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從此以後﹐我們這兩個從部隊下來的人就成了親密戰友。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都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想法﹐我們一方面不滿于一些人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另一方面又很欽佩他們鑽進敵人肚裡戰鬥的大無畏精神。

一天﹐老柏又發現了新大陸。他又把我拖到辦公室﹐向我出示一張照片﹕“這個人你還認識嗎﹖”

“噢﹐這不就是那天吃雞絲面的人嗎﹖他還剩了半碗面﹐我對他的鋪張浪費很不滿。”

“嘿嘿﹐他是我們的老肖同志。你知道他是干什麼的嗎﹖上海解放前﹐他是國民黨軍隊的坦克手﹐湯恩伯很信任他﹐有時還坐他的坦克在前沿陣地視察。他曾打電報請示組織要不要把載有湯恩伯的坦克開到解放軍陣地﹐生俘湯恩伯﹐組織上沒批准。”

“呀﹐怎麼不批准呢﹖活捉湯司令多帶勁啊。”

“你這想法太幼稚了。如果敵人發覺他們的坦克往我們這邊開﹐那他們不要竭盡全力﹐用一切手段把這輛坦克炸毀嗎﹖那樣﹐我們的同志不就和湯恩伯同歸于盡了。”

“那麼這位老肖同志現在在哪裡﹖”

“在公安局﹐帶一個外偵隊﹐一百多號人﹐為公安局和我們局兩方面工作。”

後來﹐為了提高大家的業務知識﹐請老肖同志到局裡來作一次報告﹐講題是﹕“盯梢”。

“盯梢”就是你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這本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可是我們的老肖同志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偵察員的活動神出鬼沒﹐錯綜複雜﹐簡直像一個個偵探故事﹐句句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由此我知道了外偵工作十分艱苦。他們根本就很少吃上一頓安穩飯﹐也很少睡上一個安穩覺﹐每每尾隨一個對象進了飯館﹐還沒吃到一半﹐對象走了﹐我們的偵察員也只好丟下飯碗跟上去。唉﹐我真不該為了那半碗雞絲面而冤枉老肖。

“五一”節到了。組織上要我帶上禮物去慰問病員呂明同志。這是我頭一次會見此人。剛走進他的家門﹐就聽到從裡面傳出雷鳴般的吼叫﹕“媽的﹗我槍斃你﹗”進去一看﹐躺在床上的呂明正用手槍對著警衛員。另外他的妻子則跪在一邊流淚。見我拎著禮物進來﹐那緊張的氣氛才緩和下來……對此﹐我十分惱火﹐回來向老柏彙報﹐老柏也忿忿地說﹕“奶奶的﹗對黨作了點貢獻就可以無法無天嗎﹖決不能容忍這種軍閥作風發展下去﹗……不過﹐唉……”接著老柏告訴我﹐這個呂明原是國民黨空軍﹐從小就是出類拔萃的學生﹐參加空軍後秘密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後被送去美國深造﹐在地下做了不少工作。最後解放時在香港策反了“中國”﹑“中央”兩個航空公司起義﹐他親自拖病帶領一批飛行員駕駛八架飛機飛到北平﹐受到周恩來親自接見。他當時就患著腎臟病﹐一下飛機就送進醫院﹐中央特地派兩名警衛員侍候他。他因為一直在國民黨軍隊做事﹐所以難免有軍閥作風﹐脾氣很壞。這也難怪﹐聽到這里﹐我對呂明油然而生敬意。

後來﹐我又一次慰問他時﹐他已住進華東醫院。我走進病房時﹐見有兩個女同志陪著他﹐一個是他的妻子﹐另一個﹐他介紹說﹕“這是賀子珍同志。”匆匆寒喧幾句﹐賀子珍就離去了。我問呂明﹕“這個人怎麼和毛主席的夫人同名﹖”呂明笑笑﹕“她就是毛主席的前妻。”

以後不久﹐呂明就病故在這家醫院裡。在去世前的一段時間﹐他的脾氣大改﹐對妻子特別恩愛體貼﹐如今他盍然而逝﹐他的妻子悲痛欲絕。

這個杜公館只是我們局的“局本部”﹐人數也不多﹐但是它的觸角伸向四面八方﹐外地幾個“僑鄉”城市都有它的辦事處。在上海本市﹐不少機關如工會﹐婦聯﹐高等院校和公安局﹑報社等都有我們的人﹐當時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實際上就是我們局的一個處。

在杜公館以外﹐還有幾個“密點”﹐專門用來和情報人員接頭﹐這些“密點”有的是局的不動產﹐也有的是大飯店划出的固定套房。有的大飯店經理就是這個局的幹部。

局本部還有一個“參事室”﹐幾個“參事”成天坐在那裡吃茶﹑看報﹑聊天﹐無所事事。我為這幾個“吃閑飯的”很納悶。後來才知道他們在地下工作期間﹐有些情況尚未交代清楚﹐正在接受審查。其中有位“老張”﹐當年拿著組織上發給的大量黃金美鈔作經費﹐在上海上竄下跳﹐興風作浪﹐搗亂金融市場﹐把國民黨弄得焦頭爛額﹐加速了國民黨政府的垮臺﹐可以說老張為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可是在地下時期﹐在那種混亂環境中﹐一切工作都匆匆忙忙﹐哪有什麼完整的“帳目”﹖現在勝利了﹐卻要“徹查”﹐一時怎能講得清﹖老張牢騷滿腹﹐閑著沒事﹐順手寫了幾行“詩”﹕“地下黨﹐欠清爽﹐受審查﹐心水涼﹐早知道﹐管他娘﹗”老柏一見此詩﹐頓時火冒三丈﹕“奶奶的﹗什麼雞巴毛詩﹐反動透頂﹗”不久就把老張送去中央審查了。

在我們的集體宿舍裡﹐一位老同志和我鄰床﹐他名叫金元﹐曾做過汪精衛的隨從秘書(地下黨)。他講一口流利的日語﹐當年冒充日本人﹐精明強悍﹐為日本人看中﹐才派給汪精衛的。後來被日本特務機關懷疑﹐拘捕﹐嚴刑拷問﹐他由于日語講得好﹐又有充分理由為自己辯護﹐最後竟騙過了日本人。他的傳奇經歷令我欽慕不已﹐我曾建議他把那段鬥爭故事寫出來教育讀者。他笑笑說﹕“我這點經歷算什麼﹗比我更值得寫的同志大有人在﹐再說﹐我哪有時間寫這玩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日本發生了一件震動世界的大事﹕日本的“太上皇”麥克阿瑟整肅日本共產黨。動用一切手段逮捕日共產黨員。最大的目標自然是日共領袖德田球一。可是美日警察當局儘管擁有那麼多先進的設備﹐卻沒查到德田的蹤影。日本是個島國﹐面積又不大﹐只要封鎖國境﹐他能鑽到哪裡去呢﹖若干年後﹐我才知道﹐當時這位日共領袖就躲在我們局的三層樓上。怪不得當時安納叮囑我“三樓不可上去。”由此可見中國的情報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50年夏天﹐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軍隊迅速推進﹐可是打到釜山港時受阻﹐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派兵援助南朝鮮﹐同時宣佈美國第七艦隊駐守台灣海峽﹐阻止中國軍隊打台灣﹐從而打亂了“解放台灣”的計划。

全國掀起了“敵視美帝﹐仇視美帝﹐蔑視美帝”的宣傳運動。不久美軍在仁川登陸﹐勢不可擋地掃蕩了朝鮮人民軍﹐並且將戰火一直燒到了鴨綠江。在東京的麥克阿瑟將軍宣稱鴨綠江不是中朝國界﹐並派飛機轟炸了鴨綠江北岸的中國城市安東。於是在全國進一步掀起“抗美援朝”運動﹐號召人民捐獻飛機大炮﹐組織志願軍赴朝作戰。當時蘇制米格15型飛機的單價是15億老人民幣﹐著名老作家巴金捐獻了一億元。我把自己的全部積蓄九萬元人民幣也捐獻出來﹐並報名參加志願軍﹐但未被批准。老柏告訴我﹕“有為的青年不能全部上前線﹐後方工作也同樣重要。”安納把她的獨養兒子送去參了軍﹐這給她的形象又增添了幾分光彩。

緊接著﹐“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軍”高唱著戰歌﹐雄糾糾氣昂昂地打過鴨綠江去……

這時﹐華東軍政委員會的領導人也緊張起來﹐他們估計美國可能幫助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於是匆忙成立“應變委員會”﹐準備放棄沿海地區往內地撤退。我們這個局自然也隨之撤退﹐還決定留下部分人員轉入地下。我感到新奇而激動﹐問老柏﹕“我到底是撤﹐還是留﹖”回答是﹕“等待組織安排。”

然而﹐台灣方面沒有反攻﹐“應變”計划就成了一場虛驚。

以後有幾次中央首長來上海視察﹐軍委的鄒部長﹑李部長和劉部長都來過。每次來他們都和我們全局同志作親切的談話。鄒部長在第一次的談話中就回顧了中共情報工作的創業史。他說﹕“早在大革命時期﹐黨中央就注意建立黨的地下“特務”組織﹐委以特殊任務。所以“特務”一詞原本是我們黨自己的稱呼﹐後來硬套在國民黨頭上﹐確實有點冤枉。我們的情報工作建立不久﹐就顯示出它的重要性﹐“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搞“清黨”﹐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到處捕殺共產黨。一次我們在上海的情報網負責人被捕了。這人立刻叛變﹐對敵人說﹕“把我送到廬山﹐我可提供重要情報。”到廬山後﹐他果然將上海情報網詳細供出。敵人大喜過望﹐這下可以一網打盡了﹐立刻連夜打電報到上海﹐要上海按圖索驥﹐實行大逮捕。然而在上海方面接收電報的報務﹔員正是我們黨的情報員。他故意將電報扣壓兩小時才上交﹐而在這兩小時中﹐他緊急通知自己的同志趕快轉移﹐這樣就化險為夷﹐避免了一場大災難。而敵人由于行動扑了空﹐以為那個叛徒故意以假情報捉弄他們﹐盛怒之下﹐便將那叛徒槍斃了。像這樣在關鍵時刻扭轉乾坤的事是很多的。再舉你們這裡的安納同志為例﹐安納打入敵人內部﹐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速記員﹐由此她就能把敵人的重要會議記錄及時地傳到我們中央……”於是我對安納又增加了幾分敬意。但是後來又聽說她對局裡一些問題的處理“太堅持原則”﹐還愛打“小報告”﹐並由此得罪了許多人﹐其中之一便是對我的入黨問題橫加阻攔﹐因為我的家庭背景複雜。可是表面上﹐她對我卻又是十分親切友好﹐“關懷備至”﹐使我毫無戒備。她就如同>裡的鳳姐兒﹐“粉面春風威不露﹐朱唇未啟笑先聞”。蔣介石﹑宋美齡都被她蒙蔽了﹐我又能怎樣呢﹖

從首長的談話中﹐我知道了決定解放戰爭全面勝利的“三大戰役”內幕傳聞。遼沈戰役之所以大獲全勝﹐除了解放軍英勇作戰外﹐敵方的“配合”是起了決定作用的。這個重要的配合者便是他們的總指揮衛立煌。這位衛老將軍是國民黨的資深將領。抗日戰爭期間﹐他是一個戰區的長官。共產黨的陝甘寧邊區也在他的統轄之內。有一回他去延安視察﹐中共中央組織延安人民熱烈歡迎﹐那規模﹐那氣氛都是空前的﹐衛立煌也從未經歷過這麼感人的場面﹐這使他受寵若驚﹐連事先準備好的訓話稿也忘記掏出來念了﹐只隨口說了一些讚揚的話。當晚﹐毛澤東﹑朱德又把他請到窯洞裡﹐進行了長時間的懇談﹐讓他知道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於是後來他就給八路軍提供一些援助。對此蔣介石大為惱火﹐認為衛立煌喪失立場﹐所以抗戰勝利後就派他“出洋考察”﹐實際上是撤職。但衛立煌已對共產黨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法國期間設法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係﹐提出了入黨要求﹐黨中央回答他﹕以他的身份﹐不入黨而為黨工作比入黨更有利﹐要他等待時機。解放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的東北守軍連連失守﹐這時蔣介石又想起了衛立煌﹐立刻召他回國﹐派他到東北立功贖罪。這確是一個立功的良機﹐不過不是為國民黨立功﹐而是為共產黨立功﹐於是他以“錯誤的指揮”把東北大地一塊一塊地送給了共產黨。後來北京拍了部電影>其中有描寫遼沈戰役的鏡頭﹐人們看到﹐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最後撤退時﹐衛立煌司令官坐在辦公室裡一動不動﹐表面上他是決心與陣地共存亡﹐實際上他是等待解放軍前來接他過去。解放軍攻打長春時﹐長春的守將是曾遠征緬甸的名將鄭洞國。當長春市又被共軍佔領時﹐鄭洞國還縮在銀行大樓的地下室裡負隅反抗﹐指揮地面上的部隊“堅守陣地”以待援軍﹐當他獨自一人守在電話機前準備“成仁”之時﹐他的一名親信校官忽然闖進來報告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派人前來談判﹗”鄭司令大為震驚﹐忙問﹕“人在哪裡﹖”那人說﹕“就是我﹗現在全市已被我軍佔領﹐你再負隅頑抗也起不了作用了。你不如馬上打電話下令全部掛起白旗投降﹐我們還可算你是陣前起義﹐你是了解我的﹐我對你忠心耿耿﹐決不食言。當然﹐你如不同意﹐你現在可以槍斃我﹐可那樣﹐你就完了。請司令當機立斷。”

在這突如其來的情況下﹐一個“伏尸二人﹐血流五步”的慘劇就要發生在眼前﹐鄭司令別無選擇。他順從地拿起電話……

接下來“平津戰役”打響﹐在陳長捷死守天津與共軍作戰形勢岌岌可危時﹐駐守北平的傅作義擁兵二十多萬卻見死不救。何故﹖原來﹐傅作義的女兒是中共地下黨﹐在女兒的影響下﹐傅作義正準備接受中共的“局部和平”條件﹐後來他派代表團去和解放軍談判, 代表團裡有個代表是傅作義最相信的人, 他是以反共著稱的>總編輯﹐而這位總編輯也是中共地下黨﹐平時他寫了大量的反共文章原來是為了掩護自己。傅作義派這樣的人去和中共談判自然對雙方都有利。北平就這樣兵不血刃解放了。

再接下來﹐“淮海戰役”打響﹐國民黨在徐州陳兵五十五萬﹐駿將雲集﹐可說固若金湯。然而守將之一黃伯韜的作戰處長是中共地下黨﹐他每逢為黃司令擬訂作戰計划時﹐都把計划的副本送到解放軍一方﹐而且附上一個“反計划”作戰方案﹐這樣﹐黃伯韜還能打勝嗎﹖這還不算﹐國民黨還將一支“最可靠”的兵團派守在徐州東北大門口﹐這個兵團長期以來﹐在與共軍作戰中屢立戰功﹐因而甚為蔣介石器重﹐還以鐫有“中正”字樣的短劍贈給兵團的司令﹐以資獎勵。然而這個兵團的正副司令張克俠和何基豐都是中共地下黨。中共將他們派進敵營﹐又頻頻為他們創造立功機會﹐只要他們打來﹐共軍就逃之夭夭﹐沒有損失﹐而對張克俠﹐何基豐來說便是“勝利”﹐便立了大功﹐由是深得蔣介石信任﹐所以派他們駐守徐州東北大門。戰役打響後﹐張何二人從中共方面領到指示﹐於是幾萬人陡然嘩變﹐調轉槍口﹐而且這兩位司令對于國民黨的作戰計划兵力佈署了如指掌﹐這一倒戈﹐不就成了摧枯拉朽之勢了嗎﹖

另一名國民黨名將胡中南﹐他曾收養一名孤兒﹐把他從小撫養到大﹐成了他的親信。可是﹐胡將軍萬萬沒想到這孤兒後來竟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這樣﹐胡中南的一切軍事行動計划都準確無誤地被共產黨掌握了。1947年胡中南進攻延安時﹐中共中央機關及時而順利地轉移﹐使胡中南扑了空﹐這絲毫也不奇怪﹐而胡將軍卻始終蒙在鼓裡。

總之﹐中共的情報工作是很出色的。在新中國成立前﹐它的情報工作對象主要是國民黨﹐而新中國成立後﹐在蘇聯克格勃的幫助下﹐中共情報工作重點已轉向海外﹐主要是西方世界。

蘇聯專家常常來局指導工作。專家一來﹐局領導就忙于招待﹐各業務科處長就得向專家彙報工作。這些專家一般都帶著家眷。他們除了工作外﹐還得招待他們游玩。他們歡喜打獵和跳舞﹐對于這﹐我和老柏同志頗有反感。老柏也是一個民族自尊心很強的人。有時他就在全局大會上宣佈﹕“蘇聯專家要跳舞﹐希望咱們的女同胞打扮得漂亮點。奶奶的﹗咱們中國女同胞老得陪外國人跳舞﹐解放前是這樣﹐解放後還是這樣﹗”這樣發牢騷受到局長的嚴厲批評。

由于老柏同志很歡喜我﹐後來就把我調到人事科﹐安納等人對此很有意見﹐他們說﹐駱駝不是黨員﹐怎麼可以做人事工作﹖老柏則回答﹕“那就叫他入黨不就行了嗎﹖”話雖這麼說﹐老柏也為我的入黨鋪路﹐可是到底還是沒能把我吸收到黨內來。所以不久又把我調到業務處去“學習學習”。業務處裡有歐洲科﹐美洲科﹐亞洲科等。我被分派在亞洲科﹐做副科長老莫的助手。我們天天到市公安局外僑科翻閱外僑卡片﹐物色對象﹐發現合適者﹐就通過“外偵”﹐“郵檢”等手段進一步審查﹐有時還要進行面談﹑教育﹐條件成熟了﹐就讓他(她)簽署“為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的志願書﹐然後派出去。

在這期間﹐莫副科長對我進行了不少“業務知識”的教育。他說﹐情報人員必須有才能﹐有專業知識﹐必須在職業掩護下從事情報工作。一個情報人員﹐必須是個有魅力的人﹐他得從感情上征服對象。我看老莫在這方面是很夠格的。他才三十來歲﹐長得一表人才﹐博覽群書﹐從他每次寫的工作報告看來﹐文筆很好﹐也寫了不少詩﹐只是從來未在報刊上發表過。他對報刊上的文學作品都不感興趣﹐說它們的水平太低﹐都是歌功頌德的“拍馬文學”。有時他還說﹐做情報工作最開心﹐尤其外派人員幸運﹐在資本主義社會﹐過資本主義生活﹐可以花天酒地﹐而實際上又在為黨工作。對此我有些保留看法。覺得這不應該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想法。我問他﹕“在敵人陣營裡工作﹐一天到晚提著腦袋﹐還有心花天酒地嗎﹖”他的回答是﹕“這就是個修養問題了。你若一天到晚‘提著腦袋’﹐你的情緒勢必很緊張﹐那就等于向敵人自首了。為了黨的工作﹐你必須表面上非常反動﹐必須會過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你看咱們華東貿易部的盧部長﹐他在解放前以大公司老闆身份﹐打著陳果夫的招牌上竄下跳﹐成了社會名流﹐實際上﹐陳果夫根本就不認識此人。有時他還穿上國民黨軍服﹐戴上‘少將’軍銜﹐大搖大擺招搖過市﹐暗地裡為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還有咱們的安納﹐在宋美齡的保護下為黨工作﹐宋美齡給她的可不是‘供給制’待遇……”我無話可說了。又有一回他對我說﹕“一個情報人員﹐應該琴棋書畫詩酒花﹐樣樣拿的起。”我順水推舟﹕“你在這方面是我的老師﹐以後請多指教。”他盯著我的面孔又問我﹕“你說﹐這‘琴棋書畫詩酒花’的‘花’是指什麼﹖”我怔住了。他馬上自己回答﹕“這決不是一朵花的花﹐而應該是花容月貌的‘交際花’。就是說﹐你要會玩女人。當然﹐這不是說玩弄女性﹐而是說要會交女朋友﹐和她們一起玩﹐打牌﹐跳舞﹐飲酒﹐出入各種社交場合。”我很有感觸地說﹕“做到這一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是呀﹐得長期鍛煉。年齡上也得成熟。太年輕的小伙子也不行。所以組織上沒把你派到台灣去﹐你……”他摩了一下我的腦瓜﹐笑道﹕“太嫩了﹗”

我很歡喜同莫副科長聊天。

全局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1953年春﹐在一次全局大會上﹐新來的副局長興高采烈地宣佈說﹕“我們現在隨時可以拿到五角大樓的情報﹗”

然而也出過一些問題。有一天﹐莫副科長突然被停止工作﹐叫他寫檢查。出了什麼亂子﹖我不知道。後來老柏找我談話﹐向我詳細詢問了我和老莫一同出去工作的情況﹐最後告訴我﹕“小駱啊﹐做情報工作很有刺激﹐但也容易犯錯誤。因為有些活動是秘密的﹐不受監督。老莫是個才氣橫溢的人。在工作中遇到了‘佳人’﹐也是個才女﹐咱們把她的丈夫派出去﹐拿她做人質﹐由老莫聯係﹐好﹐這才子佳人接觸多了﹐都不甘寂寞﹐這就壞事了。”他不再具體說下去。我也不便多問。

幾乎在這同時﹐我們的一個處長﹐姓孟﹐也出了問題。據說他吸毒﹐又貪污﹐被關了起來﹐從此再也見不到他。後來又是老柏向我透露一點消息﹐說老孟和香港的一位女作家的關係有待審查。“總之﹐情報人員容易這‘色’的問題上出漏子﹐千萬警惕啊﹐小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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