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3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洪理達北京12日報導) 在中共16大召開之際，中國政府積極樹立北京的正面形像。由於實行了嚴格的安全措施，幾乎看不到抗議者。但是全國各地上千人悄悄地在首都聚集，希望表達他們的疾苦。 圖為兩名“老鄉”12日在北京相遇。(法新社)

趙先生行程一萬五千公里，從中國同俄羅斯接壤的村莊，為了16大來到了北京。他一行數人有冤情要訴。45歲的下崗工人趙先生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全名。他和來自黑龍江黑河市的其他4名鄰近村莊的村民一起來到了北京。他說， 他們都是公安人員濫用職權的受害者；“我跟你說啊，1999年10月13日黑龍江省孫武縣憲江鄉哈邊村有一個大膠輪車把一個兒童、9歲兒童撞死了，逃跑了，警方勘察完現場，證據完全都取完了，所有的資料都搞完了，但是警方不知道是收了賄賂還什麼原因，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他們突然改變了他們的做法，說這小孩是爬車掉下去摔死的。”

這個在三年前的案子中喪生的兒童是趙先生的侄子。他說，在他告狀期間，不斷有人威脅他：“10點半到11點的這個期間先後去砸了兩次，就是向我家窗戶投了石塊， 然後打威脅電話，警告我如果我繼續告的話，就讓我小心點，意思要施加報復或者象美國似的搞那種暗殺，那種威脅。”

*在中國權大於法*

趙先生認為公安人員收受了賄賂才改變了判決，隱藏了證據。所以他對當地公安局提出訴訟，要求對他侄子的死亡作出賠償，並要求他們道歉。但是，趙先生和家人卻因此受到了騷擾和死亡威脅：“因為你知道中國是權大於法，就是說法律有明文規定，但是有權人可以不按照法律去辦，他們不受法律制約，他們的權力可以制約一切。中國是這麼一種現狀。我為什麼說原來引用總書記一句話，黨要管黨， 因為中共這些身居要職的，凡屬於這個人大也好，市委也好，縣裡的主要崗位的領導，都是中共黨員。”趙先生在對地方法院失去信心以後，決定和同鄉到北京上訪， 討回公道。

中國有成千上萬象趙先生這樣的人，他們把每五年召開一次的黨的代表大會，看作是把他們的冤屈疾苦帶到中央最高領導面前的機會。

*上訪北京成訴冤唯一希望*

大赦國際派駐香港的研究人員馬勒說，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都認為，他們在極不完善的法律制度面前走投無路的時候，到北京上訪就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但是，馬勒女士指出，16大期間北京戒備森嚴，大多數上訪者都落在龐大的保安網中：“在中國，向當局上訴請願的做法有著很長的歷史，而這種做法有時顯然是有效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請願上訴並不能解決問題。我認為，由於目前戒備如此森嚴，實際上他們可能遇到更嚴厲的壓制。”

上星期五，在16大召開前夕，北京警方開始彈壓那些可能製造麻煩的人。民主人士遭到拘留。人權組織說，中國一個地下教會的領袖和他的妻子被公安人員從北京的家中帶走，送到山西。但是， 馬勒說，作為警方鎮壓對象的人，大部份並沒有直接向政府提出挑戰，當局只是認為，這些人的存在有損中國政府的國際形像：“很多平民百姓被抓，是因為他們沒有正式戶口，或者只有北京臨時戶口。當局把他們抓起來，遣送原籍。一些人受到行政拘留，然後被送回原籍。”

*北京旅店嚴防維吾爾族*

馬勒女士說，警方在通往北京的主要道路上設立檢查站，開往北京的列車都加強了保安措施。她說，北京的各家旅店接到命令，不准把房間租給來自中國西部的維吾爾族穆斯林。

黑龍江省的趙先生也受到了當局的注意。趙先生說，在16大召開之前，地方政府就派人到北京，尋找那些可能從家鄉跑到北京製造麻煩的人。他說，一名黑龍江省的官員在北京找到了他，並警告他，要他自己回家，否則就強制遣返：“這個地方政府呢為了防止就是說有一些老百姓去到這個中央政府，去到首都去鬧，就派一些人在北京住著，發現了呢，有的就勸說回來，有的就強制性地帶回來了。”

趙先生說，他已經設法跟北京檢察機關的人員見了面，所以準備返回家鄉了：“我就想把警方公開造的這個假案，讓所有人知道，直到國家領導人知道以後批下示來， 把這個案子翻過來解決了為止，我不可能半途而廢，因為這個孩子死了以後，我的父親由於過度悲傷也死了，我家可以是講，也是非常慘的。”但是，趙先生懷疑他家是否能因為他的侄子死亡而得到賠償。他說：“我們3年來吃夠了苦頭，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了。”趙先生說，如果這個案子不能了結，他會再到北京來。他說： “但是，我下次可能會到天安門廣場去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