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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9日訊】官方的《中國青年報》最近罕見地登載了一篇討論中國資本外逃問題的文章。通過援引國家外匯管理總局的一項調查數据，這篇署名童大煥文章透露，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兩年間累計的資本外逃數額為五百三十多億美元。這個數額相當於兩年間中國實際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和中國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左右。人們普遍認為，囿於資本外逃數据統計方面存在困難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這個官方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資本外逃的數額。一些民間金融機构估計，這兩年間資本外逃的真正規模應該在一千億美元左右。

作為一個需要建設資金的發展中的國家，大量的資金流向國外并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從社會對資本投資的需求看，中國遠未達到投資飽和的程度。統計資料顯示，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在年均投資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八的情況下，國民經濟每年能吸收七百萬左右的就業人口。也就是說，每吸收一百萬的就業人口需要高於百分之一的經濟增長和百分之三左右的投資增長來維持。按照保守的估計，目前中國城鄉的失業人口高達兩億五千萬左右，仍然亟需大量的投資和經濟增長來緩解沉重的就業壓力。從資本供給的角度看，由於中國仍然是一個勞動力相對過剩和資金相對缺乏的國家，因此資本在這里應該能得到相對較高的回報。在這种情況下，按理說正常的資本流向應該是向內流入，而不應該是向外流出。

那麼是什麼因素使得如此之多的資本放棄潛在的高資本回報而逃之夭夭呢？至少有三個原因不能忽視。

一是大量來歷不明和來歷不正的財產急於轉移到海外。中國官場的腐敗已是有目共睹。近些年來，在完全沒有民主保障和輿論監督的情況下，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在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更為手持權力的黨政官員和國有企業管理人員提供了瓜分公有財產絕好機會。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各种經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的不滿也在逐漸增強。那些竊据了大量公有財產的社會蛀虫們深知他們已經成為眾矢之的，越來越擔心自身財產的安全。他們不斷加大財產向海外轉移的力度是資金外逃的現象日益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中國的產業政策和市場結构不合理。中國仍然有大量的經濟領域為國家資本所壟斷，最為明顯的行業包括電訊業、鐵路運輸業、航空業、銀行業、保險業等等。在這些行業中，國有的企業享有高額利潤，消費者仍然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不少在二十多年里逐漸發展起來的私人資本根本無法進入這些行業競爭與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政府已經被迫逐步向外國資本開放這些行業，但是對民族私人資本進入這些行業的嚴格限制卻絲毫沒有放松。這种政策使得不少民族資本由於在國內得不到公正的投資機會而流向海外尋找出路。

三是由於國家在經濟生活中仍然享有過大的權力和經濟活動的非法制化而加大了民營資本的運作成本，迫使他們退出中國市場。各級政府官員在土地使用、資金調度、市場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權限過大，這樣在使得官員們持有廣大的以權尋租空間的同時，大大提高了私人資本投資的隱性成本和資本回收的不确定性。於是，把大量資金從中國赶向投資隱性成本小和不确定性小的法制國家變成了私人資本的一項自然選擇。

歷史証明，控制資本外逃絕不是一個簡單控制資本帳戶所能奏效的。它需要調整產業政策、限制政府權力、建立法制化的經濟管理制度、開放輿論監督和實現社會民主等綜合治理措施。眼下看來，中國政府似乎還沒有這樣做的決心。 (自由亞洲電臺/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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