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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4日訊】中共中央12月17日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党派人士關于農業發展問題的意見和建議。江澤民主持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號召：”各方面的積极因素都調動起來，共同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對于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來講，江澤民無可奈何的呼吁，說明了農民問題無疑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的心腹大患。
回想當年，全國的農民”減負”運動如火如荼，對抗政府的苛捐雜稅，攻擊低層的農村組織，甚至于沖擊政府机關，更使執政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湖南省漣源市三甲鄉是漣源一個富裕的鄉鎮，其生產的葡萄遠銷大江南北，漣源市人民政府每年出台的政策，不是以扶持農業發展為目標，反而任意盤剝農民的利益，大肆侵害農民的權益，競然釀成一場轟轟烈烈的三甲農民減負起義，農民們手持鋤頭、篇擔、木棒等土武器圍攻漣源市人民政府長達七天，把市委書記陸家康、市長高超群的官宅翻江倒海地抄了家，令中央無比的震蕩和憤怒，導致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動特警、軍隊在漣源市實行武力鎮壓。三甲鄉農民打出的”苛政猛于虎”標語經京廣、湘黔線上的列車傳播神洲大地。
現在農村問題已經是中國的最大問題之一。農民的負擔不減反增。很多農村從經濟學的角度已經瀕臨破產，而且這已經不是一個秘密，是有目共睹的事。中央一再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并開始了費改說的實踐。就在湖南省推行的情況來看，并不理想。原因何在？減輕農民負擔重的根本不在于推行稅制，也不在于裁減鄉鎮各种人員。根本是花錢的事沒減少，農業對國家經濟的支持狀況沒有改變。
中央一再要求減輕農民負擔是有深層次背景的，并不單純是為了体現對農民的關心。實際上現在的農業經濟已經到了生死關頭。土地承包到戶，從根本上講，是個臨時性的措施，它只是极大地挖掘了當時中國极端低下的農業生產的效用，對發展農村生產力是沒有太大正面作用的。相反，由于中國農業生產力本來的极端低下，而對自然條件的依賴就更大，在以集体經營的情況下，可以集中力量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而承包后，由于力量的分散，大規模或者有效的農田基本建設顯然已經沒有了可能，而且，由于一家一戶力量薄弱，對原有的農田基本建設進行維護也成為不可能。這樣，現在的農業基礎相對于承包以前是倒退了。另一方面，承包到戶也限制了農業的規模經濟效益。
大家都知道，國外的農業的最大成功就是規模經濟效益。現在一片大田，從農業技術角度來看，要發揮這塊地的最大效益，可能都要种棉花才行。但由于一家經營一點，被分割成了很多塊。每家要种什么是并不一致的，你种棉花，我可能就种玉米。這樣規模效益是談不上了，熱而且由于多种農作物在施肥除虫方面是不一樣的，相互之間完全有可能相互干扰，這樣這片地的一般效益也不能保障。綜上，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出現了倒退，或者是只是原始生產力獲得了解放，但沒有獲得發展。
從投入和產出來看，農業生產工具屬于低端工業產品，其同比价格是上升的，而農產品的价格卻在下降，在生產力狀況不理想的情況下，中國的農民在土地上的經營實際上是處于虧損狀態。長期以來，中國農業以其极端落后的生產力，在支撐著我們這個國家的經濟大廈，背負著國家經濟其他領域的躍進式發展。國家對農業的剝奪從來是所有經濟領域中最為厲害的，中國的農民實際上是中國最大的納稅人。從個人收入比例來看，他們交納的稅收和各种款項，是讓人惊异的，中國農民在支撐著這個國家。
中國十億農民是中國目前社會是低層的群体，也是中國迫在眉睫產生動蕩的因素：一是，農民沒有養老等社會保障，這導致了計划生育在農村的失敗，并使中國承受著人口持續增長的巨大壓力。二是，農村的整体貧困，以及國家對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這導致了義務教育在農村的失敗，并使中國承受著國民素質低下的巨大壓力。三是，由于城市政府的作茧自縛，城市自身的發展受到制約，城市出現了臟亂差的”城鄉結合帶”。四是，由于十億農民的購買力增長緩慢，這導致了國民經濟發展缺少動力，而這又導致了城市工人的大量失業，形成了惡性循環。五是，農民缺少正當的生存出路和分享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平等机會，他們越來越仇視城市，這就導致了社會治安的嚴重惡化。六是，除了鄉鎮企業的污染之外，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改變，同樣在產生著大量的破坏環境的垃圾，傳統的農村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以上諸方面的因素，造成中國農業經濟步向了瀕臨破產的邊緣，造成中國的農民對共產党無限的對抗情緒。我們不必去引用大量的數据來證明什么。這已經不是一個秘密，是有目共睹的事。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農翁就曾哭泣地給總理反映了這個情況。筆者所處的湖南農村，有很多農民的稅費是靠貸款來交的，庄稼的投入也靠貸款。農村的很多建設也是負債進行的。總之，中國農業現在是在負債經營。中國的農民現在非常苦，上訪不斷，部分地方出現動蕩，只是一個凶兆。如不改變農業的現狀，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農業的日漸貧瘠，也造成了農業行政人員收入的增長緩慢，這在一定程度上又誘導了他們的腐敗，他們腐敗后，有轉過來對農業進行額外的剝奪。于是漸有形成惡性循環的態勢。
執政党在近兩年一直把農民問題視為穩固江山的基石，每年要出台安撫農民的政策，由于体制与政治各方面的因素，農民并沒有得到任何實際上的好處，而地方政權為了自已的切身利益，公然地与中央政策相抵触，繼續侵害農民的的各項利益，使農民的生活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愈來愈貧困。使中國共產党執政的社會基礎變得更脆弱，其合法的地位產生動搖。
──原載《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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