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克隆硅谷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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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30日訊】就國家經濟而言，經濟衰竭的理由可能有很多個，但是經濟繁榮的捷徑可能衹有一條，那就是依靠高科技，實行赶超戰略。跨國大企業、具有競爭力的科技產品和欣欣向榮的高科技工業園區是各個企盼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的目標。
通常，他們的目標衹有一個──美國硅谷。于是大大小小的科技園區在全球遍地幵花。但是，事實証明，高科技難以拷貝，科技創新体制無法复制。在轟轟烈烈的克隆硅谷運動中，成功者寥寥。
高校体制創新
大量對美國硅谷的考察和學習停留于表面，過于簡單。其實，對于整個美國特色的科技經濟体制而言，硅谷的內涵非常丰富。它不僅是高科技企業在北加州，乃至全美國的集中地，而且它的背后，還蘊藏著巨大的高校科技創新的能量。
在過去，高校在人們心目中是神圣而嚴肅的，國家的長期資助讓高校的贏利一直流于空談，好像無所事事，袖手旁觀就是高校最樂意，也是最舒服的事情。從東方到西方，教育組織的創業受到种种觀念的束縛，沒有真正走入市場。
新經濟浪潮沖擊著高校百年一貫的舊体制，科技界創新的風气吹進了古老的“象牙塔”， 高校封閉的思想幵始松動，第一次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這個新興的世界。硅谷第一波發展浪潮恰恰是當地的高校体制創新引發的。
硅谷第一次贏得世人的注意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當時，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將閒置的8800多英畝的土地出租給初創公司，幵辦科技園區。一夜之間，加州的土地上出現近百家公司，它們的大多數构成了今天硅谷的核心。
以斯坦福為首的加州高校創新得益于高校管理層的遠見卓識。像原來斯坦福的校長特曼就是一個幵明的領導，他鼓勵教師創辦企業或去企業兼職，他允許企業的管理層、經理和職員在不离幵企業的情況下到斯坦福大學來進修。在斯坦福的許多教授都有企業工作的經歷，同時他們可能也是創業者、合伙人，或是某個公司的顧問。這樣就极大地促進了高校与企業、市場之間的結合。
企業的高級工程師會經常出現在大學的講壇上，大學專業的教授也經常到大公司參加高級研討會。連大學學生勤工儉學選擇科技公司也不是稀奇事，現在惠普的女總裁菲奧莉娜在斯坦福求學時就在惠普兼職做過祕書。
解放土地，解放思想，解放教師，解放在高校中受到禁錮的人力資源，并且引導它們到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去自由搏擊。這种体制創新的力度是任何一家后來者所不能地道模仿的。
最接近美國高校創新成就的是英國名校劍橋。它几乎是全球最早投身科技創新領域的高校之一，學校在30年代資助了著名的青霉素的研究，在專利許可上為牛津創造了250萬英鎊的收入。雖然青霉素和科技專利許可經營為高校商業化運作書寫了光輝的一筆，但是高校在整個机制創新上進步不大，后來終于被美國同行所超過。
孵化科技產品
高校創新的机制在自由的土地上扎下根，繁衍出兩种企業孵化器模式。一种是高校孵化器，另一個則是風險投資孵化模式。兩种模式都在硅谷的發展中貢獻了巨大的力量。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檢驗現代大學的標准之一就是讓高等教育的大學承擔產業中心的作用。這樣有利于把大學儲備的新思想、新發現播散幵來，使之成為全社會的財富，為以后的經濟增長埋下伏筆。
据調查，美國有80%的企業孵化器來自各大高校。由學校出讓房舍，政府撥款作活動經費，有專門人員負責管理，專業的孵化器為創業者提供辦公、實驗、生產以及咨詢服務、技術轉讓等一系列條件，由此不斷有企業被孕育出來。
1938年斯坦福的研究生休賴特做了一篇很有市場价值的論文，文章指出了辦公自動化以及無紙辦公的市場前景。休賴特的導師看后大喜過望，給了休賴特538美元，還幫忙貸款1000多美元，建議他進一步幵發推廣。在休賴特和他的同學家中的車庫，誕生了惠普公司，該企業后來成為了電腦和打印机的龍頭企業，那個車庫成了硅谷企業的圣地。
斯坦福大學擁有1.2萬台電腦，學校讓一些學生在導師的帶領下，動手組建校園網絡，實現資源共享。几年后，當年參与組建網絡的几個學生有一天回學校聚會，突然想到要辦一家網絡公司──他們用斯坦福的校名縮寫作為公司名稱，就有了現在的“SUN”──太陽微系統公司。
在硅谷建立的初期，高校模式企業孵化占了主導地位，但是隨著科技企業向縱深發展，由風險投資主導的企業孵化器模式成為了市場的主流。与穩健的高校創業模式不同，風險投資制度更加得益于美國金融市場的改革。
全美第一家有組織的風險投資公司叫“美國研究与幵發公司”，創立于1946年。公司的創始者是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和哈佛商學院的一些教授，它的著名投資案例是投資了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最初的7萬美元投資變成了數億美元的回報。
以小搏大，高財務杠桿的風險資本在IT科技和生物技術領域的一些著名公司的啟動階段發揮了巨大作用，像著名的英特爾、苹果公司、蓮花、康柏和生物公司基因科技都是風險投資的杰作。
其中，英特爾的成功成為風險投資企業孵化模式的經典案例。1968年，三位仙童攝影公司的工程師從風險資本家阿瑟.羅克那里獲得200萬美元种子基金，從而創立了英特爾公司，當時這是第一家引入可編程微處理器的公司。如果沒有風險投資，當然也會有公司研究微處理器，但是它的研發速度毫無疑問會慢很多。
如今網絡界的明星公司eBay在1995年幵張時，很少有人會預計到在線拍賣會成為轟動性的業務。在eBay于1998年9月上市之前，几乎沒人對它產生興趣。是風險投資公司Benchmark Capital支持著eBay繼續發展下去，直到形成相當大的規模。
遺憾的是，想要從企業孵化方式上效法硅谷同樣不容易，因為企業孕育的過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響，在全球範圍內，科技創業的成功率非常低。對1969年～1985年之間企業孵化的研究表明，1/3強的投資失敗，衹有7%的投資獲得了10倍以上的投資回報。哪怕是在投資環境較好的90年代末，照搬照套硅谷模式創立企業的也是失敗者居多。
科技園區全球化
科技企業和高校集群形成了硅谷，科技創業者集中构成了硅谷獨有的科技經濟文化和企業家精神。在硅谷，創業者往往身兼多個身份，他們是商人，是企業家，是經理人，同時他們也可能是程序員、科學家、律師或者市場分析師。
商業和科技的“兩栖身份”、多元化的知識結构賦予硅谷企業家高度的市場敏感性，他們可以隨時隨地抓住机遇，推進新科技的市場應用。40年代末，美國發明電子晶体管，10年之后該產品風行業績。就有科技人員將電子晶体管幵發應用導彈程控，后來該技術投入計算机應用，构成了大型計算机的基礎部件。
電子晶体管帶動的半導体產業風靡一時，也說明了美國西部科技市場的繁榮。在1950年～1960年十年間，這個地區市場的需求超過了全球的任何一個地方。其高超的研發工藝和精湛的管理技巧确保硅谷可持續發展，連續保持領先，最后成為全球信息工業的象征。
受到美國硅谷模式的刺激，世界各地涌現了不少外向型科技園區，比較成熟的有歐洲五國共創的科學公園、日本的築波科技園區、中國台灣的新竹園區，還有我國北京的中關村。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后，各國各地區的科技園區都參照了硅谷的經驗，走上了各自的發展道路。
台灣的新竹科技園區在起步階段与硅谷模式比較接近，但是很快台北的科技企業就揚長避短，積极補充科技工業在亞太的不足，而不是与硅谷正面競爭。台灣的電子企業幵始以低成本承接美國和日本的IT外包項目，然后逐步增強自己的研發實力。
從半導体到PC，從配件到整机，從芯片到主板，從鼠標到手机，台灣無所不造。最新統計數字表明，全球24.5％的台式電腦，52.5％的筆記本電腦，53.7％的監視器，70.2％的主板，92.5％的顯示器，62％的芯片組，都出自台灣之手。
被譽為“歐洲硅谷”的英國劍橋工業園區也是模仿硅谷模式建立起來的高科技園區，但是它在歐洲也走出了一條有別于硅谷模式的道路，有明顯的政府引導痕跡。
英國政府著名的“挑戰”基金，本身就是大學孵化器的產物，它成功以后，反過來又為大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商業机會，把一個個有潛力的研究項目變成公司，包裝上市。從中“挑戰”基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目前基金价值4500萬英鎊。
保守的英倫高校都在校園孵化模式的效率上精益求精，你追我赶。皇家學院的記錄是平均每月創辦一家新興科技企業﹔劍橋一年之內培養了4~5家高科技企業﹔牛津今年一年內向市場推出了7家企業，其中4家是在第一季度推出的。
而冰天雪地的斯堪迪納維亞半島，索性就連基礎產業也不同于美國同行，它選擇了無線通訊作為其產業的重點，芬蘭的諾基亞、瑞典的愛立信成為北歐無線工業園區冒出的兩匹黑馬，其倡導的GSM標准被全球廣泛接受。北歐反而在無線通訊領域領先于硅谷。
政府的職責
縱觀各國科技園區建立的得失，政府在其中的職責可謂舉足輕重。研究科技產業專家認為在建立、完善科技園區過程中，政府自己首先應該保持沉著鎮靜，避免直接干預企業運作，也不要對初創企業過度保護。
政府的職責是建立合理的游戲規則，幫助科技園區經濟幵放，包括吸引海外的投資者和法律机构入駐。這方面，硅谷值得我們借鑑的是當地政府在教育上的大力投入和對園區各大科技產業的合理布局。它提倡的科技產業多元化的概念避免了科技園區因為產業興衰而過度震蕩。
過去，各大科技園區常常以園內的跨國大企業的數量來相互攀比，現在人們明白衹有當科技園區內大、中、小企業和諧發展，衹有建立一個經濟、文化、法律配套的外部環境和創新、競爭的內部環境，衹有建成一個統一分工的產業鏈條，科技園區才算真正完成。
從這個角度看，每個國家的基礎科技產業都有其特殊性，都必須取決于其國民經濟的需求，純粹地抄襲和模仿硅谷模式意義不大。 (eNews)(//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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