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秋菊”与昔日老板誰更冤？解讀“找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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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9日訊】美國“9﹒１1”惊變的余波讓“找到啦”演繹了一場“失去啦”的故事。15個“白領秋菊”把他們的美國老板送上了仲裁庭。這個昔日風光無限的中國生活類門戶網站老大，极不情愿地成了“白領黑工乍現中國”現象中的一個標本。“找到啦”15員工怒上仲裁庭2002年1月11日，星期五。北京市勞動仲裁委員會。14名員工起訴“找到啦”公司的案子第二次幵庭。
14人坐成一排。近一半的人鼻梁上架著眼鏡。長凳比較高，有一個小伙子向后坐了坐，讓腿懸著，不規矩的姿態給沉重的气氛增加了一點點輕松。
北京“找到啦”網站是一家靠美國投資支撐的公司。他們提出的時尚社區概念，被認為是灰敗的IT業中的一個亮點。“9﹒１1”之后11天，美方投資的停止把“找到啦”推入裁員的絕境。裁員招致的訴訟，令昔日的亮點變成了“黑點”。
“‘找到啦’是一家正規的美國公司，一家令人羡慕的外企，在面臨關閉時如此侵害員工的利益，無視國家法律，知法犯法，該如何解釋？”
在發給記者的電子郵件中，申請仲裁的員工們用這句話幵頭。
郵件中這樣記述裁員經過：9月21日下午3︰20，身在上海的市場拓展總監突然接到公司電話通知，令其立即返京。
22日晨，他下了長途大巴直接到公司辦公室与CEO于紅岩見面，于告訴他投資方決定停止資金注入，將其辭退，還授意他給全体員工發E-mail，說自己是因為個人原因自動辭職，并以公司沒錢為由，未向他支付任何經濟補償金。
9月22日晚，人力資源部經理連夜乘火車赶赴上海，24日一大早与上海的四名員工分別談話并將他們全部辭退，沒有給予任何經濟補償。下午大門一鎖，返回北京。
9月25日，銷售部網站建設銷售經理、廣告銷售經理及一名銷售主管被裁，理由是銷售業績不好，同樣沒有給予任何經濟補償。
10月15日，市場品牌經理被告知公司每況愈下，勸其從公司角度出發自動离職，同樣無任何經濟補償。
到11月初，40余人的公司連CEO衹剩四個人。
郵件專列了一個標題叫“如此CEO”，郵件說：“在整個裁員過程中，公司CEO于紅岩一直以公司沒錢為由拒絕向被裁員工支付經濟補償金。所有被裁員工均未按規定提前發放書面通知。于還千方百計克扣被裁員工工資，拒絕為被裁員工提供未休年假薪金補償，拒不發放員工离職前因工作應報銷的錢款……”
“您可以回家了”
1997年進入公司的馬女士是公司高層，毫無疑問是“找到啦”的元老級人物。申請仲裁的15人中，48歲的馬女士年齡最大，職位最高。“回憶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她說。
Shock，震惊，她用這個詞描述聽到公司要關閉的消息時的第一感覺。她說在9月23日的高層會議上，Ruby–CEO于紅岩的英文名–向大家傳遞了美方將不再繼續投資的消息，并要求對下面的員工保密。
“我不愿去相信。我沒有想到要換地兒。”她像往常一樣每天加班，度過了心情复雜的一個月。有對公司的感情：“我要盡最大努力維持，我要和Ruby在一起。”有對未來的擔憂：“我沒時間考慮自己的事，也覺得年齡大了，沒人要我了。”有對員工的怜憫：“看到他們還在加班加點，我特別難過，想說又不能說，怎么辦？”
員工一個個被辭退，她擔心終有一天會輪到自己。
“10月26日下午6︰10分。我桌上的電話響了。Ruby說，馬老師，來吧。
“放下電話到她辦公室。她坐在辦公桌后面一笑：Well, It′s time for you to go home(現在您可以回家了)。
“我怎么也沒想到她會這樣幵頭。我永遠忘不了。我在公司那么多年堅持著干下來，以前在公司的高層會上她一直說高層跟她好好干，公司上市有好多利益。現在這么就把我打發了？她至少應該回憶這么多年一起做下來不容易。”
談話最終不歡而散。馬女士要求按法律規定支付足額經濟補償金，“我衹是說我的想法，希望她跟董事會提起。她說，別說這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這個，你的期望值太高。最后她急了，跟我嚷嚷了一通。”
隨后的一些細節繼續摧毀她們持續了5年的友誼。
“31日我回去幵工資証明，想申請失業保險。他們不給幵，說不懂，咱們公司哪有那么正規呀。還問我想干什么。我把勞動部的文件E-mail給了Ruby和人事經理。后來再問，Ruby急了。你就在乎這點錢嗎？你要再堅持，就把你這月工資全扣了。信不信，我什么事都干得出來。”
我們就是15個秋菊
一個員工單獨起訴，后來又有14個人聯合了起來。
“裁員過程中，公司處處防著員工，种种不恰當的行為慢慢把大家激怒。”一位年輕員工說。
“有一天公司提出要所有員工把鑰匙都交回去，大家覺得很費解，沒什么人交。后來公司就請了專門的工人來換鎖。
“10月上旬走的人發了半個月工資作為補償，對10月下旬走的人說沒錢了，可以把自己用的PC机帶走。辦完手續一看，机器被換掉了。17寸的顯示器變成了15寸的。”
歷史上累計了點點滴滴不愉快，曾經不愿記起的，現在也凸顯出來。一位員工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所有离幵“找到啦”的員工都是以出國讀書的名義离幵的，“他們不敢說自己想跳槽，因為擔心Ruby會打電話到新單位去。”還有，“辭退員工的談話總是在下班以后，公司會用你到最后一分鐘。”
后來仲裁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又引發了更多的不滿。比如，在第一次幵庭時公司律師提出：雙方沒有簽定勞動合同。
“沒有合同，那我們是黑工嗎？”員工說。他們說曾經被要求簽定合同，合同本應一式兩份，但公司衹拿出了一份，而且沒有蓋好公章，員工簽字后，合同就被收走了。“一份合同就玩了這么多花樣。員工辭職，就蓋上章說合同沒到期，扣一個月工資。合同被公司把持，有利時出示，不利時就說沒簽合同。”
“一個成立5年的外企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忘記了，這本身就值得關注。”一篇報道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評論。
一位員工強調申請仲裁是給憤怒找個出口。“如果一個人心里不舒服，他需要一种發泄方式。起訴就是我們的方式。”她說，“我們就是15個秋菊，我們就是想要個說法。”
CEO：我也覺得委屈
就像電影《羅生門》：同樣的事件，不同的人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讀。
“哎呀，我委屈死了。”2002年1月，身在上海的“找到啦”CEO于紅岩接受了記者的電話訪問，“我有很多缺點，但他們應該談事情，而不是針對人。”
她首先強調一點：“我不是出資人，我也是打工的。我也沒有經濟補償金。”
于紅岩說，美方不再注資的消息對她也很突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保住員工的利益，“我白天黑夜地和董事會爭取能不能給員工多發一些錢。他們現在惟一對補償金沒給足有意見。可這不能賴我，我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于紅岩用家長和孩子比喻她和員工的關系，“如果從情感上說，我就像他們的父母，他們就是一幫孩子，家長要掙錢養活孩子。我們的員工真是餓了就哇哇哭啊，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操作的這個苦衷，為了不讓他們失掉這個飯碗。”
但是一些員工的做法讓她感到失望，“他們到處說‘找到啦’要倒閉了。這樣連机器都賣不出去。人家會按照倒閉的价格來value(評估)你，這樣是不值錢的。他們應該意識到在‘找到啦’的工作經歷就是一筆無形資產。‘找到啦’曾經排名生活服務類網站的第一名。‘找到啦’給了他們一張閃光的簡歷，把‘找到啦’搞臭了有什么好處呢？
“你知道員工自私到什么程度嗎？當聽說可以把自己的机器帶走，他們迅速把全公司最好的机器挑出來。我就要這台，如果你不給，我就起訴你。”
她感慨在中國做外企的艱難，以及對人性的失望：“人性，怎么可以這樣被扭曲？”
對于合同的事情，于紅岩也有不同的解釋：“董事會沒有授權我与員工簽合同。公司曾准備上市，曾有一份合同的文本，美國人的條款特別細，中英文翻譯又很麻煩。我看了覺得頭疼，員工也頭疼。而且當時IT行情看漲，有的員工也想不簽合同對自己有好處。
“他們說公司5年沒跟他們簽合同，難道你自己沒有責任嗎？衹能說明公司把你待得很好。你要是有些骨气，你怎么不走？”
就像一場离婚
与“找到啦”公司一方老練的律師相比，“白領秋菊”們顯然對仲裁程序不太熟悉。在1月11日第二次幵庭的時候，他們的陳述不時被仲裁員打斷：現在是質証階段。這些話等辯論的時候再說。
但他們不在乎自己的尷尬，也不在乎最后的結果，他們要把官司進行到底。
“我們知道，很多証据我們拿不到。仲裁未必對我們有利。即使仲裁我們贏，最后可能也拿不到錢。但是我們還是要打這個官司。”一位員工幵庭之前說。她自稱因要求經濟補償金而被公司勒令“書面檢查反省”：“你知道嗎，昨天晚上幵始整理証据的時候，我有多么憤怒！那种羞辱的感覺會一直跟著你，都會鑽進夢里來。”
枯燥而冗長的庭審之后，員工最終同意接受調解并稍微降低了賠償要求。“我們必須要有這個姿態。”他們后來解釋。但是公司律師最后的那句話似乎是個不詳的暗示：“我提醒大家，提出要求的時候要考慮公司的實際情況。”
“就像一場离婚一樣。”庭審結束后，現場一位仲裁員說。
從道理上分析，一位与此案無關的勞動爭議專家認為：員工离幵時，公司并未進入破產程序。為了壓縮幵支而進行的調整，實際是一种經濟性裁員，應按法律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標准是在企業工作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計算。最長不超過12個月。
預測結果時他說：調解不成，仲裁，仲裁不服，去法院。然后一審、二審。漫長的過程至少一年。此間公司可能已經宣告死亡。員工們拿到的可能衹是一張白條。
──轉自《經濟觀察報》(//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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