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27日訊】（接上文）

信仰的力量

他這學期選的課比較多，他認為「祗有不斷的努力，從工作中，才會使自己覺得滿意，否則，時間是如此快速的度過，這樣好的機會讓之溜了過去，豈不可惜！像我這樣的遭遇，可說是千萬人中難得其一呢。在香港，看看是將要陷入泥沼了，而最後終能拔脫，這幾乎是神話似的難以令人置信。這乃是祈禱發生的功效，在我精神上空虛惶惑，一無所依的時候，宗教予我心靈上以極大安慰鎮定的作用。因為我想：像我這樣秉心持志，平時的表現是如此之佳的人，必天不棄我。」

他審視自己：「我是一個情感走極端的人，對別人好時，我是以自己全部的心意相獻，而有所憎惡時，也是達到深惡痛絕的程度。在我說來，是沒有所謂『中間路線』的，這也是有違中庸之道的待人處事方法。至於何以會形成如此極端的性格，這也是社會刺激所迫使我而形成的。如果說，在中國念中學時是我思想的萌芽期，那時我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在香港乃是我愛國思想的成熟期。盡管我受到本國政府麻木不仁的待遇，但是，我畢竟是一個中國人啊，我是熱愛著自己的祖國的。這兩天，我有這樣的想法，人生祗不過幾十年，為什麼要為了現實而出賣理想呢？反正是要死的，何不堅持自己的理想，這樣自能求得心中的安泰，而無所愧負。」

他現在是德國OSCD團體（國際天主教學生組織）的負責人，承擔這份工作，耗去他不少時間和精力，「在外面跑，使我感到有些累，可是，積極的活動是必要的，我們處在這一時代，不能死抱著書本而不管外面的事，那祗有間接的幫助了共黨的擴張。我們必得盡量的利用每一個時機，工作奮鬥，以阻遏和打擊共黨！」他準備在下個月的集會時，談論「在俄國的生活情況」，美國領事館有一官員曾在莫斯科停留過兩年半，他將攜帶照片來講解。同宿舍有一個烏干達的學生，曾在莫斯科大學唸過一年書，他也可以參加討論。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

他回想他的生命歷程：「我生命中湧現的奇蹟，看來是為常情所不能置信的，祗有天主從冥冥之中鑒察我的苦心和奮鬥的熱誠予以協助，才會成為可能。那對我的生命過程，乃是一項重大的轉變，第一次從中國大陸出走至香港，第二次又從香港到歐洲來。在那樣的情勢下，看來我在客觀的條件上是一無具備的，然而卻終於化為事實了。當我念及這一些神奇的變化時，我必得真誠地感謝冥冥中主宰的恩典。前此，我但信自己的主觀能力，而在屢遭挫折，愈自奮鬥而愈受阻擾打擊的時候，我才逐漸的感到自己的微渺不足道。主一次又一次地將我從危困中解救出來，故此我必得全心皈依，這乃是完全由自己所體認而信的。我本是一個頑強的人，外界的力量，很難影響到我的意志，祗有自己的決定才足以發生效能；而信天主教，乃是經過我長期的考慮觀察，以及屢次神意的表現，使我才作是項的選擇決定的。」

「我對世界上許多的不義，存有強烈的憤激之感。其實，歷史就一直是這樣的發展下去的。下午六時始往教堂望彌撒，宗教精神的感召，或許會使我變得平和安詳一些。通常，我的心中總是像有烈火一樣的燃燒。我們在世上的生命是短促的，必須為美好與至善的目的而工作努力。」

挫敗中共籌備「中國同學會」的陰謀

有兩個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中國學生要成立「中國同學會」，他們是共方的學生，想在這兒搞統戰，這事使他為之不安。一個是學醫的，姓舒；一個是學物理的，姓楊，這人57年出來，並不諱言他今後要回去，也不專講共黨好，看來是一個受過訓練的統戰能手，他們非常活躍，和在此的每一個中國學生頻頻接觸。他們拉來兩個香港來的女同學，還有一個台灣陳姓男學生，他是台灣本地人，對政府不滿，看《人民日報》，從北京訂購中文教材教人中文，加上他們兩人，共五人，準備在台灣陳同學的住處開籌備大會。陳同學拿著開會通知要他簽名，他說：「我一看心中就明白，這是楊、舒二人的主意，推兩個愚昧無知的女孩子出來領頭，要台灣陳出來跑腿，同時借用他的住處開會，以掩人耳目。我是見過共產黨那一套的人，一看就知道這乃是他們統戰方法的運用。可憐的無辜者被用來作為工具，這兩個女孩子，年輕無知，愛出風頭，於是就給人家利用而不自知。至於台灣的幾個學生，他們對政治也認識不清，是共黨作工作的對象，想將之拖下水以後，絕其歸回台灣的一條路，於是逼其投上梁山。共黨運心之陰險毒辣，這些未經受過的人是無知的。我是從這場政治大風暴中搏鬥出來的人，共黨的一舉一動，我都明瞭其用心之所在。所以當陳要我簽名時，我說這不可能大家都是發起人；他一再的要我表示知道有這回事，於是我在頂上處，寫了我的名字並註明『知』字，表示我知道有此一舉；但是並不是等於同意或參加。」他逐一去告訴其他中國同學不要去開會，「這件事，總以不讓其實現為上策，將禍患消除於無形，而不必在以後多費心神的去對付。」之後，他又找那兩個香港女同學，希望她們不要被人利用，搞什麼「中國同學會」，性格活躍的這個同學起初還以為有所得，經他剖析實際的情況，解釋利害，她才覺得果然有問題，決定不參加了;另一個同學年輕，沒有主見，別人怎麼說，她就怎麼辦，聽他一說，她馬上就同意了。「事實上，這次行動是共黨統戰方法之一，可是給我予以打破了，我們對共黨的陰謀不能懈怠，應隨時的提高警惕，否則就給對方鑽了空子。」

中國同學籌備會開張時，除三個發起人外，只有一個人到場，本來是五個人發起，那兩個香港女同學退出了，所以祗有四個人參加。楊來看他，顯得很沮喪，大概是想看他的反應如何。「我也就很坦白的對他說明我的意見。我說共產黨的不仁不義，對青年們的殘害，同時說共產黨內部的整風清黨。他聽了並不反駁，說他們有些地方好，也有些地方不好。他之所以說要回去，就是想從內部去加以影響，以他的理想去改正一些毛病，使之變為良好。我說這是可能的麽？連高崗、饒漱石這樣的老幹部首領，都被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那麼要什麼人才能算是革命的呢？說起大陸上的情況，他拿我一點也沒有辦法，因為這一些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他說有些地方是犯了過火的毛病，幹部的水準不高，犯了錯誤。我對他說，這乃是制度根本的錯誤，而不能怪幹部本身，一個運動下來，無數的人受批判受檢討，入獄的入獄，處決的處決；過了一個時期，說是犯了錯誤，於是又翻案，牢裡的人放了出來，而死者也就冤枉的死了，永不能復生了！這不能不說是殘酷的犧牲。說了兩小時，他每一次發言，都經我以事實反駁，使得他祗有點頭稱是的份兒。」這個「中國同學會」由於他從中阻擋而使中共的統戰伎倆無法得逞。

這個假期他在銀行實習，德國同事對他這個中國人很感興趣，他發覺德國人對亞洲方面的事情了解得太少了，一天午飯時，一個德國人問他：「台灣這個政府可以支持得多久？」他直截了當道：「這並不是台灣一地對抗中共的問題，今日對付共產黨，乃是全世界性的，正好像柏林的問題一樣。台灣的情勢，正有如今日的西德，台灣政府支持多久，也就是問西德政府能支持多久的問題。西德如無美國從後支持，在此駐軍，則蘇俄的紅軍及爪牙，早已控制了這一地區，在太平洋地區亦復如此。我們應該將問題整個的從全面性來看，而不能分割開來做個體的分析。這把他說得點首不語了。」

他的主管是一個東普魯士人，這是德國出軍人的地方，一如中國的湖南。「他在戰時曾服過兵役，在東西兩戰場都曾作過戰，在俄國前線，捱過苦寒的嚴冬。正當德軍潰退的前夕，他奉調到法國戰場去作戰，以後又在意大利和美軍對抗。德國的男子，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在上次戰爭中從軍的，這才是徹底的總動員！而戰後，都曾進過戰俘營，有的被拘禁五六年之久才釋放出來。他們確是歷經苦難，沒有一個國家曾受過這樣集體的懲罰，祗有今日共產黨治下的人民，其生活的慘痛哀愁才可與之比擬。和他們談起，他們都是吃過苦受過難的人，因之，以我的經歷與之相較，則所曾遭受到的折磨和壓力，便也不算是什麼了。」他感慨歷史在不斷的推展向前，我們的一生，在整個的歷史上，祗不過是一瞬而已，[…]他在梅恩河畔散步時，想到這裡「曾是當年歌德散步和采擷文思之所。今日看戰爭後殘存的古教堂，頗有芳草夕陽，憑古弔今的悲愴心理。」

英國一個外交官員請他吃飯，談到中共加入聯合國之事，這個英國人認為應該讓其加入，如果拒之於外，自然是不可能期望中共對聯合國予以尊重，而讓其加入之後，大家才可以商談。「我告訴他這乃是西方部分人士的幻想，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共產黨的本質，對其特性，並無深刻的認識。共黨的姿態和語言是全不可以信賴的，現在聯合國中有一個蘇聯，已經是將局勢弄得夠壞的了，使用否決權從中作梗，如果中共加入之後，也就是更增加共黨陣營的聲勢，加添更多的困難，而中共取得安理會的席位，有了否決權之後，聯合國的機能將為之癱瘓。[…]他問我何以在此左傾的學生不投向西方而意欲回去？我說西方是軟弱的，你們要承認中共，讓其人聯合國，他們覺得在西方沒有希望前途，當然是要回去了。」

抗議中共京劇團在法蘭克福的演出

1964年，中共的百人京劇團，以宣傳「中國文化」為名，在新近倒向中共的法國活動後，將於3月18、19兩日在法蘭克福市立劇院演出。3月12日，他得知中餐館「南京樓」的麻老闆定了十張票，每張貴達二十五馬克，使他大為生氣。「我知道這絕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所以問他這是誰叫他買的？邢浙生坐在傍邊就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去看戲又並不犯法嘛。』我對他說：『這完全是各人的認識問題，德國人去看，尚可說是好奇，我們中國人去看，就可說是給共黨捧場了。』尤其是他們從台灣來的，更是不應該。」

當他獲知此消息時，就想到了要趁此機會予共匪以打擊，但是僅有意念而無計劃，後來他看到市內各廣告柱均貼有該劇團之大幅海報，3月15日他靜坐在家裡寫日記，乃決定採取行動。他認為不去觀看乃是個人的消極態度，不能讓他們在此毫不受阻的演出，可以在戲院的門前散發傳單，至少使他們在精神上感受一種威脅。祗有三天的時間了，他首先起草傳單，並與法界及政界人士取得連絡，認為此舉並不防礙當地法律，並獲得他們的支持與鼓勵。週一聯繫印刷廠時告知要等兩週，而他後天就需要，印刷廠得知實情後，表示同情與支持，決定將其他業務暫緩，提前趕印這四千份傳單，而且還減收五十馬克印刷費。

他本來想找中國同學幫忙散發傳單，有香港同學擔心大陸親人受牽連，台灣同學則擔心介入政治活動影響獎學金等等，倒是德國同學勇於相助，「我們一行十人，在七時就到市內的戲院門口，形成一個半圓型，將印好的傳單分發。在傳單的首頁，印的是『北京歌劇簡介』，這和戲院的節目表非常的相像，而內容則在報導赤色政權的暴虐無道，呼籲觀眾不要上當。在分發的時候，戲院裡面曾出來一個人，站在台階上向一個警察指指點點，手裡拿了一張傳單。但是，我們的行動預先問過法律界的人士，他們相告謂這是合法的行動，祗是不能到室內去分發而已，因此，警察也就沒有加以干涉。我們分發傳單進行得很順利，一直到大家都已進場之後，我們才收隊回來。難得有德國同學這樣的熱誠幫忙，夜寒侵人，我們必得在外面停留一小時以上，他們是為了理想而來工作的。我邀請他們去南京樓吃一頓中國飯，以示酬勞。大家都覺得很興奮，這是正面的同共黨作戰；可嘆在今日的自由世界，一般人對共黨了解得太不夠，甚至還存有幻想，這是很可悲的事。」

文情並茂的反共檄文：

誰在中共治下經歷過的，就知道那種生活，有如惡夢，難以忘懷。日日夜夜進行著所謂「人民公審」、「鬥爭大會」，叫囂與咒罵，形成一股野蠻狂暴的氣氛，然後，無辜善良的人們被拖出去槍斃，祗因為他們所屬的是不同的「階級」。飢餓、恐怖與絕望，是一般人民共同的感覺。農夫被驅迫得像畜牲般的作苦役，生產所得幾乎全部必須交給政府，剩餘的一點點糧食，根本不足以養活一家，事實上，家庭制度在赤色中國已不復存。工人們必得竭盡其體力的去勞動，以免被加上破壞經濟生產的罪名，他們精疲力竭，而不能要求適當的工資，因為酬報的觀念，祗在「陳舊腐敗的資本主義反動社會」才存在，現在則一切屬於國家，一切都是「人民的財產」，「對人民不能講價錢」！

年輕的人，必須「志願參軍」，在韓戰的時候，就有一萬四千多名「志願軍」，真正的表現了他們的志願，他們不願為共黨作戰，選擇了自由，同時參加了反共的陣營，向共產主義開火！誠然，赤色政權擁有大量的軍隊，可是那卻是靠不住的武裝，共黨唯有不斷的進行整肅，將士兵們和軍官們清算，甚至連將軍們和元帥們也成為了「人民的敵人」和「反黨份子」，像前國防部長彭德懷，以及前參謀總長黃克誠，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北京歌劇團」來此上演，赤色政權是想用輕歌曼舞來掩飾其殘暴不仁的國內實況麽？赤色政權已將中國傳統的文化徹底摧毀，今日上演的共黨歌劇，不能代表中國的文化，那祗是盜用其軀殼外形，中國文化的精神實質經已消失。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被處死，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猶置身於集中營中，可是，這一個歌舞團體，卻在此粉墨登台，裝模作樣的來作迷惑，好像是歌舞昇平，天下無事。

我在貴國求學，我知道，你們為了柏林可恥的圍牆而激動，當逃亡的難民在邊境被射殺時，你們為之憤怒。我想在此提醒你們的注意，毛澤東政權，其殘暴無人性，較之烏布里希政權，尤有過之。我的良知，使我不能安於緘默。女士們，先生們，中國和德國都身受共黨的災害，我們對共黨卑劣的本質，當能更有深刻的認識。請勿受催眠，請毋漫不以為意。

如果你們對我所陳述的，業已置念及之，則盼你們能善為欣賞今晚的演出！」

「在文後，我提揭了幾句警語：『當你們聽到中國歌劇的音樂時，祈勿遺忘，在共黨集中營裡，有完全不同的另一樂章！當你們看到年青貌美的歌舞女郎時，祈勿遺忘，在人民公社中，數以百萬計的瘦弱婦女，辛勞操作至死！當你們看到這一百個男女演員時，祈無遺忘，在香港有兩百萬難民！』」他在傳單後面簽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對此內容負責。

陳嘉遠先生在歌劇院散發的反共傳單

（待續）

(點閱「弘揚傳統文化」徵文)

責任編輯：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