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4月24日訊】一
據說不久前，加拿大新任總理特魯多曾造訪北京。在離京前的記者招待會上，特魯多剛拉開話題，不料話筒失靈。趁技術人員檢查的空隙，特魯多突然推開話筒，即興秀了一把他的黑色幽默，高聲發問：「是不是因為我說了不許說的話？我是不是被『封殺』了？」在場的外國記者哄堂大笑，中共人士則一個個低下頭無語。
這種明顯對中共人權現狀帶有嘲弄的口氣，若是出自任何一位大陸教授之口，那下場就不一樣了。首先是大學生中暗藏的告密者，會向有關當局告密，舉報教授的「政治錯誤的言論」。這是一種卑鄙的政治告密，而告密者也許尚未意識到此種行為的卑劣 。繼而是大學當局對教授作出嚴厲處理，譬如取消這位教授的授課資格，或者乾脆開除教職，讓你的飯碗丟失。所謂「吃黨的飯，砸黨的鍋」，這是中共決不允許的！網上翻牆，見清華大學有學生在告密信上懇求：「熱切盼望上級機關……逐步掃除思政 課上的牛鬼蛇神」。那口氣內隱含的阿諛之態——恕我直言——令人聯想起辛亥革命前紫禁城內陰陽怪氣的太監。
二
在近、現代史上，學者、教授被指為「牛鬼蛇神」，這是第二次。第一次發生在上世 紀「文化革命」紅色恐怖時期。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的大標題，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近年來中共官方雖未公開叫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中共控制的互聯網上已有大批網警，每天24小時輪班監視著顯示屏，不斷刪除知識界自由言論。他們粗暴封殺博客和公眾號上的文章，他們對許多文章的作者肆意騷擾、威脅 。為了監控教授與學者們的話語，大學不僅在課堂內安裝攝像頭，還在大學生中收羅 、甄選了告密者。這些告密者們有著統一的稱號——「祕密信息員」。由此，大學生的政治「告密」，幾乎蔚然成風，致使許多教授因言獲罪的現象，也不斷呈上升趨勢 。如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因呼籲憲政制度，指出中共「年耗20萬億養黨」，先被省公安廳「約談」，威脅他必須閉口。後又遭更大政治迫害，被開除教職；如山東建築 大學教授鄧相超，直言指陳當年毛澤東，「如果58年死，少餓死3000萬；如果66年死 ，少鬥死2000萬」，被當局視為「散布錯誤言論」，並發動五毛黨對鄧圍攻、毆打， 最終鄧相超又遭行政記過、停職和強制「退休」等處置。因告密而遭整肅的還有：北京師大副教授史傑鵬，重慶師大副教授唐雲、譚松，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北京建築 大學副教授許傳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
大學生告密，何以如此普遍？這實在很詭異。要知道，在中共治下的大學，如果一名教授在課堂上只知照本宣科，語言味同嚼蠟，學生不知所云，但教授卻完全不必擔心有學生「告密」，甚至還可以長期在課堂內心安理得地混下去。儘管這種「告密」有 很大程度的合理性，迥然不同於下流的政治告密，但卻沒有學生為維護自身正當權益而「告密」，更不會有學生向校方提出交涉——要求更換教師。而另一些教授一旦在課堂上講了真話，傳播了真理，就會有學生踴躍「告密」，甚至欲致教授於死地而後快。當代大學生如此「逆向選擇」，其中原因究竟何在？
三
1965年，馬里蘭大學傑出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問世。直至上世記末，這部經典的中文版終於姍姍來遲。藉助奧爾森的思維路徑， 可以發見大學課堂上教授濫竽充數，何以沒有學生為維護自身權利而選擇正當「告密 」。進而推導出堅守真理的教授，為什麼卻屢屢遭學生的政治「告密」。
按一般思維，組成集體的個人，通常會為集體收益的最大化作出努力。原因在於集體收益的增加，是個人收益增加的條件。奧爾森卻反其道而推論。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奧爾森提出，個人理性並非實現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原因在於組成集體的個人，在考慮是否要為集體爭取最大收益而採取行動之前，有一個簡單的理性分析，即成本與收益的分析：當個人企圖為集體收益作努力時，若發現成本將由自己個人承擔，而收益讓集體共享，此時個人為集體爭取最大收益的動力還有嗎？
這個道理可輕鬆移植到對大學課堂的分析。在課堂上學生如果遇到一名只知照本宣科的偽劣教授，這是學生不希望接受的事實。然而有誰為了課堂內所有同學的正當權益，而甘願出頭向校方「告密」呢？況且這類教授雖不學無術，卻深諳人際關係，往往與學校領導層有著難以說明白的關聯。這意味著不僅合理「告密」的成本由一人承擔 ，同時附加風險也由「告密者」一人承擔。原因在於在中共國，此類「告密」成功的 概率極小，一旦「告密」失敗，「告密者」反難免受教授的報復。
倘使校方倒真的將「告密」當一回事，終於換了學術造詣較高的教授進課堂，結果收益卻是學生集體共享。如此「集體行動的邏輯」，註定沒有學生願意為維護正當權益而「告密」，所有學生只希望自己從容「搭便車」——由別人去「告密」，自己作為集體的成員，樂得輕鬆參與收益的共享。
同樣在中共治下的大學課堂內，一名忍不住要說真話、傳播真理的教授，就遠不及一名不學無術的教授那麼幸運了。前者面臨被政治「告密」，繼而遭政治迫害的風險；後者則可悠然自得地占據講台，還能心安神泰地照本宣科。現今長期接受洗腦的大學生，聽慣了「馬列毛、鄧三科」之類的歪理邪說，頭腦裡灌滿了「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梁家河新的太陽」等信息嘈音。當有教授在課堂上談起權力制衡原理、憲政秩序或天賦人權等話題的時候，他們也許已分辯不出，這正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知識結晶。他們完全不明白，他們自己正處在極權制度的欺騙和壓制下。他們更不明白，一個沒有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地方，怎麼能妄稱大學？他們以為，凡主張權力的分立，主張憲政制度的約束，以及人們對言論自由權利的訴求，就是「政治錯誤 」。這究竟是天真，還是愚昧？
大學生政治「告密」成風，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極權制度下，奧爾森意義上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已不復存在。大學生面對一名教授在課堂上講真話、傳播真理，如果一旦感到難以接受，他轉身準備「告密」的時候，他知道在自己的背後，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在支持他，這就是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所以他的政治「告密」絕無風險，同時「告密」的成本也極低——只需在手機上簡單發一個微信即可，或者在課堂上將教授的言論偷偷錄音後，轉發給指定的聯繫人，「告密」即成功。不僅「告密」 的成本低、無風險，還能定期領取酬報，作為對「告密」行為的鼓勵。
概而言之，大學生在政治「告密」的過程中，不存在成本與風險由個人承擔的問題，更不存在收益由集體共享。這是大學生政治「告密」慰然成風的奧祕，也是奧爾森意義上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在極權制度下已不存在的原因。
四
然而，我還是要提醒大學課堂內的告密者，你們正悄悄淪為中共手中最廉價的工具。政治告密，歷來就是為讀書人所不屑、為正人君子所不齒的卑劣行徑。因為所有告密者，無一例外地需要先期選定一個主子，然後才能將自己的師長、朋友乃至父母的思想言論或隱祕信息，私下出賣給主子，以換取主子的恩寵。網上有人指責說真話的教 授：「『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我騎來任我打』。你捧中共的飯碗，就得被中共管 」，奴才的嘴臉彰然若揭。同理，你為中共充當告密者，也得被中共管。從這個意義上看，告密者一旦走上這條路，也就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下賤的奴才。人們對告密者的普遍厭惡，古今中外一概如是。因為告密行為，是對人性與普世倫理的公開背叛，對於人們心中隱藏著的自然道德律，是一種難以估量的摧毀。也許接受告密的主子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告密者最終又會遭主子的唾棄。
知道古代告密者杜肅是怎樣遭唾棄的嗎？後周武皇則天當政時，朝中有一張姓官員任左拾遺，因妻子分娩產下男嬰，便在家私下宰一隻羊宴請賓客。同僚中有杜肅，官拜補闕，也應邀赴宴。誰知宴散回府後，杜肅即寫了告密奏章上報武皇，稱張某人私自宰羊、違抗君命、大逆不道。原來武則天早諭告天下：無論官員百姓，一律不得宰殺牲畜。告密後的杜肅洋洋自得，等候武皇的讚賞。次日早朝，武皇見左拾遺就問：「 聞知你喜得貴子，可喜可賀！你府上的羊肉大概味道不錯吧？」 左拾遺聽了大驚，武皇問罪如何是好？到了這一步，唯有跪下叩頭，口中念叨「臣罪該萬死！」
誰知武則天轉而當著朝臣的面接著說：「朕下令禁止宰殺牲畜，紅白喜事又不在此之列，何必心驚膽怕？倒是你宴請賓客，總不能連無賴也一同請來吧！」言畢，將告密者的奏摺展示給朝臣們觀看。原來在武皇的眼裡，告密者就是一條狗，轉眼間就被唾棄。那杜肅在眾目睽睽之下遭此羞辱，渾身汗流浹背，恨不得地上裂開一道縫，立馬鑽進去。
杜肅告密的下場是自取羞辱，不過這無法掩蓋主子邪惡、狠毒的一面。應當明白的是，皇權時代的最高統治者如武則天之流，無論怎樣邪惡與狠毒，在程度上與現代極權主義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見大巫。董樂山先生在《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序中，概括了漢娜﹒阿倫特與卡爾﹒弗雷德里克等人對極權主義的深刻洞察後指出：
……極權主義掌握了現代政治的統治手段，包括政治組織、社會生活、輿論工具、藝術創作、歷史編纂甚至個人思想和隱私，無不在一個有形和無形的「老大哥」的全面 嚴密控制之下（極權主義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譯「全面權力主義」），是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們連想也想不到的。
這就意味著，若是有人選擇向極權主義「老大哥」告密，對社會文明的進步，危害更大；同時告密者自身的下場，也許就遠遠不只是自取羞辱了。
五
中共極權主義對告密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1949年之前，中華民國要人陳布雷，素有介公「文膽」之稱。布雷先生最鍾愛的小女兒陳璉，年輕時因受馬列主義邪教的蠱惑，於1939年瞞著乃父偷偷加入中共，1941年受中共指使潛回父親身邊，盜取布雷先生經手的民國政府機要情報，以此向中共告密。這在事實上不僅出賣了民國政府，也出賣了自己的父親。抗戰後陳璉與中共地下黨員袁永熙結婚，在國共內戰中，夫妻繼續充當「告密者」，為極權主義者奪取江山立了大功。
陳璉作為告密者，下場如何？1957年丈夫被打成右派，繼而被押送勞改。子女因此在學校遭歧視，陳璉被迫與丈夫離婚。1967年4月起，陳璉成為中共的「重點審查對象 」，數月後的審查結論是「叛徒」。同年11月，已是徹底心灰意冷的告密者陳璉，在上海泰興大樓的11樓縱身跳下。陳璉雖自殺，對她的批判也沒放鬆。中共對這位告密者的最後結論，是冰冰冷的四個字：「自絕於黨」。
另一告密者傅冬菊，系傅作義將軍之女。1946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駐守北平的傅作義，是華北地區最高軍事長官。被中共利用的傅冬菊，拒絕父親為她安排的出國留學機會。相反，為竊取父親的軍事機密，傅冬菊在家哄唆年幼的弟弟拿到父親的鑰匙， 將保險柜內極重要的軍事機密拍攝下來，向中共告密。傅作義的全部軍事意圖與安排 ，由此全在中共掌握之中。接著，傅作義在戰場上處處被動。痛不欲生的傅將軍，經常打自己的耳光，以額頭撞牆。在一旁作壁上觀的告密者傅冬菊，卻秉承中共旨意， 一味地催促父親投降。
由於傅冬菊的告密，傅將軍在軍事上完全失敗。北平遭中共四野的圍城，不得己選擇了投降求和。因告密而為中共作出巨大貢獻的傅冬菊，下場又如何呢？文革降臨，傅冬菊成了「階級異己分子」，從皮肉到靈魂遭受殘酷批鬥。當心頭傷痕滴血的她，帶著孩子探望父親的時候，老淚縱橫的傅將軍痛心疾首地說了一句：「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走到這一步，估計傅冬菊早已追悔無盡，只是有口難言而已。冬萄的晚景，更是十分淒涼。臥床兩載，貧病交加，連房款都無法支付。
捱至2007年，這個曾經主宰著北平命運的告密者，孤獨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這就是告密者的下場。客觀地講，陳璉與傅冬菊都因受共產理論的蠱惑，輕易上了賊船。二人對自己父親苦口婆心的教誨，都置若罔聞；對極權主義及其「老大哥」，卻是忠心盲從。二人都深深傷害了自己的父親，也坑害了自己的國家與大陸民眾。而今黑暗與悲劇尚未盡頭，只要這個極權制度存在一天，告密就不會終止。尤其1949年以後的文化界，幾十年患難與共、無話不談的知交，一轉身就告密。胡風與舒蕪的相互告密，引起一場「反胡風集團」的驚天冤案，致使92人被捕入獄，2000餘受株連，最後連舒蕪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戲劇家田漢設局告密另一戲劇家吳祖光，更充滿荒誕的戲劇性。據章詒和披露，自作聰明的黃苗子，多次告密出賣聶紺弩；翻譯家馮亦代為了長期告密，乾脆臥底在章伯鈞的寓所……。文革中，子女告密父母、妻子告密丈夫、學生告密老師、親朋好友之間相互告密，更是每日都在發生的常態。那個時代， 大學校園裡將一些知識分子的暗中告密，鄙視地稱為「打小報告」。
然而，在當代大陸的大學生中，竟然滋生出許多被稱作「祕密信息員」的告密者，以專門監控學者與教授的思想言論為己任，卻是前所未有的一種悲哀。
六
當代大陸大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肩負著為一個古老民族啟蒙的重任。他們中的大多數，在上世記80年代，有幸遇到大學教育相對寬鬆、自由的時期，接受了人文與社科領域良好的薰陶，又親身經歷了「六四」的洗禮。他們對當代極權主義發動的「延安整風」、「土地改革」、「公私合營」、「整風反右」、「三面紅旗」、「大饑荒 」直至「文化革命」等種種罪惡，藉助人類重要的思想成果形成自己深刻的思考。他們對於抗日戰爭、韓戰與越戰，也擁有相對完整、清晰的信息真相。從上世記末開始 ，他們開始發出自由主義的呼聲。
1998年，李慎之先生發布《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一文，宣布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破產，並對一黨獨裁公開作出指責。直至前不久，北大退休教授鄭也夫在文中明確規勸中共「淡出歷史舞台」；清華教授許章潤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中，對於習政權「定於一尊」、不得「妄議中央」等極權主義，公開亮出自己的不滿態度。他們依據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原理，反對極權主義的特權與特供政策，對揮霍民脂民膏的大撒幣作出旗幟鮮明的批評。他們呼籲文明的憲政制度，不贊成訴諸暴力的革命，期待類似天鵝絨革命那樣溫和的變革，以避免劇烈的社會震動。他們的觀念與思想，正成為古老民族新的希望。他們有理由獲得這個社會的尊重，而不應當是被告密或遭迫害。大學課堂的告密者們，千萬別陷得太深，以至於難以自拔。你們涉歷太淺，對當代自由主義的學者與教授，實在缺乏起碼的理解，令人深感遺憾。
寄語大學課堂的告密者，務請先三思而後行！
責任編輯：朱穎
